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作用至关重要——在12月12日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等单位主办的“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2020年度论坛上，多位嘉宾如是说。
　　张謇是我国近代的实业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一生创办了30多家企业、近400所学校。他一生举办实业、发展教育、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代表和典范。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潘岳表示，张謇精神是中华商道的集中体现，是家国情怀与经济理性的融合，是在义与利、公与私、家与国之间重塑的商业伦理，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却同时具有世界眼光的开放品格。张謇精神对于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具有重要的时代启迪，“中国企业家当与国家同进退、共荣辱，同呼吸、共命运”。

“在地化”

　　在研究张謇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注意到，张謇是1894年的状元。这年是国耻之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这标志着作为官办的国家资本的失败，从此开始了官商合办，而张謇正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官办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官商合办则是以实业救国为目标的。中国企业自形成之初就不单是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标，如果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张謇，其认识就脱离了历史背景。

　　中国的民族企业是在经营环境极不完善的条件下开始发展，面临着亡国危机等一系列挑战，中国的企业家一直就是实业报国的。这个阶段的知识分子大多怀抱着科技救国、教育救国之志向，这是环境导致的目标差异。
　　早期的中国工商企业要发展，必须要完成内源性的积累，即要从中国本土农业形成资本积累。以什么方式进入、如何完成原始积累？这是个重大挑战。
　　张謇是在地化的。把中国企业家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张謇和卢作孚连起来看，正好是张謇1926年去世，卢作孚的第一艘轮船紧跟着开进来;前有大生，后有民生，两者都是在地化的。
　　张謇以村落为基本单元推进地方自治，在南通一方带来了县域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
　　张謇去世时身无分文，欠了很多债，客观上说是社会成本负担过重的原因。卢作孚也是兴办企业，发展在地资源，并承担起文化教育等一系列的地方建设。
　　温铁军认为，张謇在创办企业之初的基本原则就是“在地化”，提出“设厂之所，必度厂之四面生货所产”。从他的经验看，土产土销是“在地化”内循环的构建机制。张謇在南通本地构建了完整的“微笑曲线”，从种植业生产到收购、物流，再到配套产业、加工，再到金融三产、教育培训技术研发等等，整个产业都是在本地的，南通可以说是第一个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这种本地化可以推进社会企业成本控制，形成比较优势，可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温铁军说，后疫情时代，中国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要强调民营企业微观主体的作用，同时要学习近代实业家张謇“在地化”的发展理念，重视县域经济发展。比如，当今中国要推进生态文明战略转型，这不仅是政府要大力推进的，更需要实业界参与其中，为生态文明转型作出贡献。

一大一小、一软一硬

　　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李稻葵在论坛发表演讲时称，在双循环新格局下，民营企业家需要注意新的担当、新的责任、新的使命、新的机遇。
　　李稻葵指出，双循环新格局是历史大背景的必然。一方面，中国人口多，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一定会碰到“未富先大”的问题，而这会让其他富裕国家、走在前面的国家产生猜疑，这是历史基本规律和正常心态，我们要以平常心对待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人口在五千万以上的大国发展到一定时期必然是双循环，必然是以畅通国内循环为主的。
　　落实双循环战略部署的关键是什么？李稻葵认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是“一大一小”两个问题，畅通国际大循环则是“一软一硬”两个问题。
　　内循环方面，宏觀大问题是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重新布局，是人口劳动力、资源、资本等在空间上的流动，这个过程一定会带来巨大的新商机。李稻葵呼吁，要“大开大合”，不要固守现在的格局，比如觉得东北就一定落后了。
　　微观小问题是科技突破。李稻葵说，中国现在可以做高铁、大飞机，技术基本原理也不缺，但缺的是一些细分行业的关键零部件的制造能力。中国的系统有人做、品牌有人做，关键零部件却没人做，所以要靠民营经济，民营经济要学日本和德国，要解决关键零部件的卡脖子问题。“要主动出击，打造一些特别细的、专业化程度很高但名气不大的隐形冠军。”李稻葵建议，可以从专门做零部件入手，例如三极管、二极管、变速箱等。
　　外循环的关键是一软一硬。要跟西方政府谈判，谈判的有利武器是什么？就是节能减排。西方关心这件事，我们愿意做这件事，但是咱们得谈判，这是硬。软的是要讲清楚为什么中国不是前苏联，为什么我们的体制不是非民主体制，为什么协商民主有我们的优越性，为什么中国国有经济并不像西方人讲的计划经济、仍然可以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种实现形式……这是学者的责任。

探索无止境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在出席论坛时建议，民营企业家都应花点时间去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党史。 　　他说，从1921年建党一直到1927年、1928年，党的纲领都是土地国有化。但在建立了根据地以后，在实践中，毛泽东、邓子恢等人从实际工作中总结出，土地国有化不足以充分动员农民支持民主革命，所以就改变了土地国有化的方针，实行了土地私有化，把地分给农民，让农民拥有所有权，而不是像苏联的集体农庄。
　　这一条改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经验。在实施过程中又出现了很多探索，这个探索过程非常复杂。当时有一种意见主张，分土地的时候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这种主张在一些根据地实行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人总结认为，只要拥护苏维埃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在根据地里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的，地主和富农都应和农民一样分地。当时这被批为“富农路线”，最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不但民主革命时期需要这样的探索，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
　　许善达说，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在探讨中国民营经济地位的时候，有一种意见认为，民营经济应退场，应实行公私合营，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否定了这一点。
　　许善达建议，在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所有民营企业，无论从事什么行业、提供什么服务、生产什么产品，都需要做好三件事：增加企业的科技含量、控制资产负债率、善待企业员工。
　　他说，如今靠数量发展的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了，今后要想在竞争中站住脚，要增加科技含量。具体地，可考虑提升四个领域的科技含量，包括产品、生产过程、财务管理和市场管理，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考虑在哪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
　　第二件事是维持资产负债率的合理水平。他认为，要想健康发展，保持50%以下的资产负债率是安全的，今后能够保持稳定发展趋势的企业必定是扎扎实实控制资产负债率、深入投资搞研发的企业。控制风险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因为企业产生风险，受损失的不仅是企业家本身，还有客户、员工等。他希望民营企业能够稳健发展，不要因为某些企业通过高杠杆率挣了钱就羡慕。
　　第三件事是善待企业员工，创造了财富要与职工分享，包括薪酬、福利等，如华为、福耀玻璃等都实行了一个叫“分红股”的办法。善待员工，和员工建立新的利益分配关系，可为企业发展营造长远的良好环境。

让民企把定心丸吃好

　　几乎所有人都强调，“双循环”中民企的作用至关重要。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科院研究员贾康认为，任何经济体只要对接全球化，必然会对接“双循环”来更好地抵御不确定性、把握推动现代化的主动权，但“双循环”绝非闭关锁国，必须使“内外循环”互相促进。
　　在内循环方面，“五六七八九”是人们对民企的习惯性描述，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力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贾康认为，趋势是这个比重还会继续上升。在一些领域，民企对于新增就业的贡献就不止90%了，甚至被认为是100%。国企的相对优势在于规模大、资本密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国企提供的就业岗位可能还要萎缩，而民企可以在这方面填补缺口。在外循环中，民企也是商品、劳务、技术、资本输出的生力军。
　　但是，现实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凡事要问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民营企业仍感觉到难定心、缺乏安全感。通过调研发现，这引起了国内外的投资反差：国内投资迅速下降，而在国外的投资却慌不择路、不惜工本。中央及时察觉了这一现象并高度重视，反复强调保护产权，并加快了编纂民法典的进程等等。习近平总书记主持民营企业家座谈会时，肯定了“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这一定位给民营企业家吃了定心丸。
　　贾康强调，“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民企已不仅是“半壁江山”的分量，而成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规范和监管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个过程中激发出来的一些舆论的非理性甚至极端化的说法，使民营企业人士心惊，带来种种不安，这些也不应回避。
　　因此，贾康建议，要结合认识张謇精神，让民企把“定心丸”继续吃好，从大局、戰略、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层面，理解这个问题的分量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