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阿伟在美国留学6年，工作三年后决定回国，理由居然是：解决午饭太难了。在美国，多么名声赫赫的企业都没有一个像样的食堂。虽然，福利雄厚的公司24小时都供应花样繁多的咖啡，大同小异的三明治，可搭配酸奶麦片来吃的艳丽浆果，但这是中国胃所渴望的食堂吗？它有劲道的兰州拉面吗？有花色繁多的粥品吗？有热气腾腾的馄饨吗？有糖醋排骨与椒盐小黄鱼吗？高帽子厨师笑吟吟望着阿伟，以土耳其腔的英语向他大力推荐“大蒜酱冰激凌”，我们的这位游子不免彻底失去了胃口。
　　阿伟放弃唾手可得的绿卡，毅然回国应聘，父亲知道了倒也欣慰，只是嘱咐说：到了新单位，不要躲在小角落里吃外卖，一定要去吃食堂，而且要勇敢地坐到大领导身边去。父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阿伟：领导也很寂寞，一旦到了年龄退居二线，常常一个人吃饭。你别看在食堂，一把手的餐桌上经常满满当当，可主动坐近的人，十有八九不想让领导好好吃饭，硬生生将吃饭时间搞成了述职会、研讨会、头脑风暴会。阿伟的父亲退休前也当过领导，他那会儿都不敢吃鱼，因为急着让他指点表态的人太多了，怕一不留神被鱼刺卡着。
　　阿伟有些迷惑：都跟领导坐在同一张桌上了，不谈工作谈什么？
　　父亲面授机宜：可以谈谈综艺、刑侦剧、美国大选，以及领导的儿女如今可有什么升学谋生计划。要记着杰克·韦尔奇的名言：与董事长谈歌剧的人，反而晋升空间大。
　　在单位食堂，最动人的场面是星期三，退休老同事参加完工会的合唱团训练，集体到食堂吃饭。这是他们晚年生活中小小的高光时刻。为着训练，老太太们都烫卷了白发，涂抹口红，穿上了丝绒红裙;老先生们照例穿上了亚麻西装，白衬衣，打起了小小的丝绸领结。每个人的腋下都夹着手持活页歌谱，走进食堂时不由自主地拱背斜肩。

　　有一天，當老顽童们的脸颊上画着国旗，每个人手上拿着小红旗，一同在食堂参加快闪活动时，所有在职的同事们，从60后到95后，齐齐站起来为他们击掌。他们沙哑沧桑，又委婉深情的歌声，分三个声部各行其是又彼此融合地响起，像苍老的雄鹰又一次盘旋在它的家园。就在那5分钟，让所有的人记起，那是七一，那是国庆，那是新年，在时间的每一个节点上，老一辈的精神收获都高过我们。
　　5分钟的演唱结束，大家依旧排队打饭。此时此刻，我目睹前面两个老太太在拥抱，各自诉说40年前的姐妹情，以及当下的病痛与力不从心，不免百感交集。来参加合唱活动的老前辈们有一半人带着三层饭盒，他们吃完了饭，还要另打一份带回去。70岁的老人，还有90多岁的母亲要照料，还有不到十岁的孙儿要看护，负累与责任如浓重的云，沉沉压在他们的眉宇之间，而每个星期在单位食堂吃的这一顿饭，是两片浓云之间漏出的一道阳光，它那么短暂，却也瞬息照亮了这些暮年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