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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民众反对八国通牒侵犯中国主权的请愿被残酷镇压，流血惨案震惊中外。但残暴镇压不仅无法阻止民众的奋起，反而激发了国人的爱国意志，更多优秀的中华儿女因此坚定地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
1926年3月的北京，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攻击国民军、侵略直隶的消息传来，激起民众的极大愤慨。3月14日下午2时，北京一万余人在太和殿前举行“北京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的野蛮行径。
大会主席、共产党员于树德在会上高呼：“大沽炮台在庚子年被八国联军打毁，列强乘势侵占北京，我国从此贫弱不振，这是我们第一件奇辱深恨的痛史”;“我们生死存亡，危在旦夕……请大家共筹方法，从速抵抗”。
闻言，与会群众皆挥拳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民革命万岁！”大会一致通过了抗议日本草案和共同速筹抵抗日本办法。与此同时，全国民众团体纷纷集会并发出抗议书、抗议通电、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奋起反抗，誓死救亡，以雪国耻。
然而，气焰嚣张的日本帝国主义越发肆无忌惮，竟联合英、美、法等八国在3月16日向北洋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无理要求中国撤除天津大沽口防务，并限3月18日正午前答复。列强各国随后调到大沽口的军舰达20余艘，驻天津的外国军队也蠢蠢欲动，以武力相威胁，大有重演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之势。
面对帝国主义的威胁和挑衅，段祺瑞执政府不但不予以还击，还复函表示全盘接受无理要求。这些屈辱卖国的行徑让民众更加群情激愤。中共北京地委在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下，于列强发出八国通牒的当日即召开会议。李大钊在会上指出，英、日、法、美等八国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名，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是第二个“八国联军”。我们党目前的任务就是要联合国民党左派行动起来，组织大规模的抗议斗争。会后，李大钊召集教育宣传委员会研究紧急措施，决定在18日八国通牒期满前，举行一次群众大示威，督促执政府严正驳回无理通牒。
1926年3月18日上午10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法大学等80多所大中学校和北京总工会等数十个团体的一万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会上宣读的《反抗列强最后通牒国民大会驳复列强通牒致八国公使函》，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维护祖国独立、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决心。中午12时，大会结束，由共产党员王一飞统一指挥，2000多人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
1929年3月18日，三一八烈士公墓在圆明园建成，北平市民近万人在烈士纪念碑前举行公祭 
请愿群众在执政府门前与卫队对峙
请愿队伍中，既有领导这次活动的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和北京地委的领导人，也有刘和珍、杨德群、韦杰三等北京大中学校的学生，以及朱自清、陈翰笙等知名教授。队伍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一路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坚持抵制最后通牒！”等口号。下午2时左右，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大门前。然而，这里早已集结了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军队，附近的街道也埋伏了身藏凶器的便衣特务。
就在请愿代表被迫退出大门，队伍准备前往吉兆胡同段祺瑞家时，卫队突然开枪射击，屠杀请愿民众。高举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旗走在最前面的刘和珍身中7弹倒地，血流如注，同学杨德群见状奋不顾身地跑去扶起刘和珍，也被子弹击中倒地。刚刚坐起的刘和珍，被反动军警挥棒猛击头部，当场死亡。
在凄厉的警笛声中，死伤者堆成了人墙。广场南面的影壁也被子弹打出密密麻麻的小坑，尘土飞扬。
1926年3月18日，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段祺瑞执政府门前不到200平方米的空地，刹那间变成了惨不忍睹的尸山血海，包括刘和珍、杨德群在内的47名请愿学生和群众，惨死在段祺瑞执政府卫兵的枪下。
血的镇压从来都不能让爱国者屈服。
3月18日当晚，李大钊带伤召开中共北京地委、共青团北京地委与各团体联席会议，决定把斗争坚持到底，悼念死者，慰问伤员，揭露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的滔天罪行，并在5天后举行各界追悼死难烈士大会，为死难烈士举行声势浩大的葬礼。
1926年3月1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北京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 
1926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 
1926年3月23日，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团体在北京大学三院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催促下，一向被讥为“花瓶”的国会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痛斥段祺瑞卖国的罪恶，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国民军北京卫戍司令鹿鐘麟解散了屠杀学生的段祺瑞卫队，段祺瑞逃跑，随后被迫通电下台。
3月23日，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团体和各学校一万多人，在北京大学三院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会场门前扎牌楼一座，高悬“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横幅，左面书写“先烈之血”，右面书写“革命之花”，场中遍置花圈及挽联诗词。台上陈放着烈士遗像、血衣，台前列出烈士名单。被推选担任大会主席的陈毅，冒着生命危险在会上痛斥军阀的血腥罪行，慷慨激昂地为参会民众讲述惨案发生的情况，并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打倒列强军阀。与会者纷纷发表演讲，抨击军阀政府的凶残黑暗，指出不采取革命手段，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不久，天津、上海、武汉、长沙等城市也相继召开了悼念三一八烈士大会。
品学兼优、嫉恶如仇的清华大学学生韦杰三在惨案当日不幸中弹，送医急救。临终前，他仍然念念不忘祖国的安危：“我心甚安，但中国快要强起来啊！”回想烈士临终遗言，怎能不令人悲愤难抑？烈士的鲜血擦亮了人民的眼睛，使人们对军阀政府不再存任何幻想，更多的爱国志士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正如鲁迅饱蘸着血泪写下的《记念刘和珍君》所说：“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反动统治者以为用血的镇压能制止民众的觉醒，岂不知反而激起更多的人参加革命。
烈士刘和珍和杨德群的同学李沐英说：“烈士的鲜血教育了我，使我由一个朦胧的爱国者，坚决走向革命。就在这一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女师大的第一个党支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千千万万个和李沐英一样的中国青年，擦干泪水，奋然前行，为完成烈士未尽之业而战斗。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北京日报》）
誓死反抗第二个“八国联军”暴行
1926年3月的北京，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攻击国民军、侵略直隶的消息传来，激起民众的极大愤慨。3月14日下午2时，北京一万余人在太和殿前举行“北京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的野蛮行径。
大会主席、共产党员于树德在会上高呼：“大沽炮台在庚子年被八国联军打毁，列强乘势侵占北京，我国从此贫弱不振，这是我们第一件奇辱深恨的痛史”;“我们生死存亡，危在旦夕……请大家共筹方法，从速抵抗”。
闻言，与会群众皆挥拳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民革命万岁！”大会一致通过了抗议日本草案和共同速筹抵抗日本办法。与此同时，全国民众团体纷纷集会并发出抗议书、抗议通电、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奋起反抗，誓死救亡，以雪国耻。
然而，气焰嚣张的日本帝国主义越发肆无忌惮，竟联合英、美、法等八国在3月16日向北洋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无理要求中国撤除天津大沽口防务，并限3月18日正午前答复。列强各国随后调到大沽口的军舰达20余艘，驻天津的外国军队也蠢蠢欲动，以武力相威胁，大有重演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之势。
面对帝国主义的威胁和挑衅，段祺瑞执政府不但不予以还击，还复函表示全盘接受无理要求。这些屈辱卖国的行徑让民众更加群情激愤。中共北京地委在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下，于列强发出八国通牒的当日即召开会议。李大钊在会上指出，英、日、法、美等八国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名，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是第二个“八国联军”。我们党目前的任务就是要联合国民党左派行动起来，组织大规模的抗议斗争。会后，李大钊召集教育宣传委员会研究紧急措施，决定在18日八国通牒期满前，举行一次群众大示威，督促执政府严正驳回无理通牒。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1926年3月18日上午10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法大学等80多所大中学校和北京总工会等数十个团体的一万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会上宣读的《反抗列强最后通牒国民大会驳复列强通牒致八国公使函》，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维护祖国独立、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决心。中午12时，大会结束，由共产党员王一飞统一指挥，2000多人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
请愿队伍中，既有领导这次活动的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和北京地委的领导人，也有刘和珍、杨德群、韦杰三等北京大中学校的学生，以及朱自清、陈翰笙等知名教授。队伍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一路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坚持抵制最后通牒！”等口号。下午2时左右，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大门前。然而，这里早已集结了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军队，附近的街道也埋伏了身藏凶器的便衣特务。
就在请愿代表被迫退出大门，队伍准备前往吉兆胡同段祺瑞家时，卫队突然开枪射击，屠杀请愿民众。高举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旗走在最前面的刘和珍身中7弹倒地，血流如注，同学杨德群见状奋不顾身地跑去扶起刘和珍，也被子弹击中倒地。刚刚坐起的刘和珍，被反动军警挥棒猛击头部，当场死亡。
在凄厉的警笛声中，死伤者堆成了人墙。广场南面的影壁也被子弹打出密密麻麻的小坑，尘土飞扬。
1926年3月18日，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段祺瑞执政府门前不到200平方米的空地，刹那间变成了惨不忍睹的尸山血海，包括刘和珍、杨德群在内的47名请愿学生和群众，惨死在段祺瑞执政府卫兵的枪下。
“我心甚安，但中国快要强起来啊！”
血的镇压从来都不能让爱国者屈服。
3月18日当晚，李大钊带伤召开中共北京地委、共青团北京地委与各团体联席会议，决定把斗争坚持到底，悼念死者，慰问伤员，揭露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的滔天罪行，并在5天后举行各界追悼死难烈士大会，为死难烈士举行声势浩大的葬礼。
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催促下，一向被讥为“花瓶”的国会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痛斥段祺瑞卖国的罪恶，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国民军北京卫戍司令鹿鐘麟解散了屠杀学生的段祺瑞卫队，段祺瑞逃跑，随后被迫通电下台。
3月23日，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团体和各学校一万多人，在北京大学三院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会场门前扎牌楼一座，高悬“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横幅，左面书写“先烈之血”，右面书写“革命之花”，场中遍置花圈及挽联诗词。台上陈放着烈士遗像、血衣，台前列出烈士名单。被推选担任大会主席的陈毅，冒着生命危险在会上痛斥军阀的血腥罪行，慷慨激昂地为参会民众讲述惨案发生的情况，并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打倒列强军阀。与会者纷纷发表演讲，抨击军阀政府的凶残黑暗，指出不采取革命手段，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不久，天津、上海、武汉、长沙等城市也相继召开了悼念三一八烈士大会。
品学兼优、嫉恶如仇的清华大学学生韦杰三在惨案当日不幸中弹，送医急救。临终前，他仍然念念不忘祖国的安危：“我心甚安，但中国快要强起来啊！”回想烈士临终遗言，怎能不令人悲愤难抑？烈士的鲜血擦亮了人民的眼睛，使人们对军阀政府不再存任何幻想，更多的爱国志士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真的猛士，更奋然前行
正如鲁迅饱蘸着血泪写下的《记念刘和珍君》所说：“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反动统治者以为用血的镇压能制止民众的觉醒，岂不知反而激起更多的人参加革命。
烈士刘和珍和杨德群的同学李沐英说：“烈士的鲜血教育了我，使我由一个朦胧的爱国者，坚决走向革命。就在这一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女师大的第一个党支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千千万万个和李沐英一样的中国青年，擦干泪水，奋然前行，为完成烈士未尽之业而战斗。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