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两会上，控制人口规模的信息很多，各界也很关注。应该说，任何一座城市都有其承载力的极限点，一个国家人口过于集中在少部分区域，也不利于可持续和均衡发展，对于北京进行人口规模控制有一定必要性。但这种人口规模控制需对症下药，遵循市场规律，采用疏而不是堵的方式来控制人口。
　　2000年到2010年北京每年的常住人口增长超过80万，2012到2013年也超过50万。2012年，北京人口已经达到2069万，远超之前确定的2020年人口规模2000万的目标。北京人口聚焦的根本原因，是北京拥有比全国任何城市都好的公共服务能力、产业聚焦能力、低投入高收益的机会能力。对于老百姓而言，选择在哪个城市生活、工作，最朴素的原因就是看病、教育、工作这三方面。在这三方面，北京在全国城市中处于领先的地位，于是出现这种人口快速进入的局面，就很正常了。
　　北京能够在这些方面遥遥领先，是来源于行政级别、政府主导的城市发展模式。这点从北京和上海的发展对比就很清楚，上海按照道理应该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其发展条件和区位也远好过北京，建国时上海市500多万人，而北京只有100多万。到现在北京和上海的人口相差不大，都在2000万以上，表明北京聚集人口的速度远超上海。同时，北京拥有的教育、医疗等各种公共服务的水平，现在也超过了上海。
　　上海对比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对比北京更加不需多言。北京既是直辖市更是首都，于是在行政级别和政府主导资源分配的情况下，在财力、能源、水资源、人才、资金更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特权，最终导致了北京的各种能力明显超出其他城市。即使北京人口在快速增长，政府还通过对地铁、公交、供热等公共服务业补贴、通过行政配置资源，建设南水北调等各种工程来提高北京的水与能源供应能力的方式，抑制成本上涨，而不能将价格作为调节资源分配的工具，最终传导出错误的信号，导致了北京人口聚焦加速、大城市病加剧。
　　要想破除北京的大城市病，控制住北京的人口规模的增长，必须要回归到最根本的地方来对症下药，也就是必须要深刻认识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的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要深刻领会到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基本原则。以市场作为主导力量，市场自然会找到城市人口配置的均衡点；随着一个城市的人口的增长，各种成本也会上升，自然也引导人口向别的城市去聚焦。
　　如果继续采用政府主导的通过拉高进入北京门槛的方式来控制人口，而不是采用市场主导来疏解北京各种资源的方式来控制人口，最终会走入一条老路。毕竟，人往高处走的愿望谁都不能够阻拦，为此必须要将北京从高处放到平地上来，或者在全国培育更多的高处，将北京和其他的城市之间的差距缩小，才能够让人口均衡分布。
　　为此，应该通过市场方式，将北京过于集中的资源疏散到全国各地，将北京的全方位的功能分解到全国各地。远之，将北京的功能和资源疏散到包括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等城市群中去；中之，通过京津冀一体化，将北京的资源和功能疏散到京津冀城市群区域中，尤其是环首都的河北地区；近之，将北京四环以内的资源疏散到四环以外，通过混合社区的建设，降低人口流动频率，减少大城市病。一旦这种市场主导的格局形成，可能会在全国出现更多接近于北京综合实力的城市，那么分流北京人口的目的自然就水到渠成。
　　为此，需要通过市场的方式，通过市场购买增加北京的人口承载力，这种购买主要面向石油、天然气、水等资源，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大都市都是通过市场的方式来配置这些资源，而非自身就能够生产这些资源。通过市场竞争，提高规划、管理、运行、品牌等在内的城市的综合解决方案的水平，从而通过软实力的提升提高北京的人口承载力；对比国际大都市，北京市的人口承载力还有空间：大东京3400万人，城市运行得有条不紊；香港才1000多平方公里，承载了700多万人，城市压根不拥堵。1.68万平方公里的北京，承载了2069万人就这样苦不堪言，与其说是逼及承载力上限，还不如说是反映了城市管理运行等软能力的低下。
　　毕竟人往高处走是铁律，之前北京也采取了严厉的控制人口的措施，但没有控制住就是明证。想要控制住北京的人口，必须遵循以市场为主导的方式。不从治本上解决北京人口规模问题，而是靠行政力量来控制人口，不会有太理想的效果。以市场主导，以疏代堵方为治本之策。
　　（作者系盘古智库城镇化首席研究员，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