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年底，我到农村插队。前后干了五年吧，黑夜到头见曙光，我有了返城的机会，但必须大队支书同意后盖了章才能办理。要想从他手心里走掉，可没那么容易，我已经打算让他扒一层皮了。我知道他贪得厉害，可是送东西得送到人家心气儿上。他的侄子是民兵队长，也是他的亲信，我就向他打听，由此便知他正需要一个挂钟。大队干部开会，十次有九次在他家里开，没钟点哪行？我问民兵队长他想要个什么样的钟，那小子瞥我一眼说：“还不是要那种外边木头壳、里边带摆、打点的钟！”我一听心里就冒火，這个钟还不得七八十块，顶我爹两个月的薪水。
　　我先给在北京的舅舅写封信，说明我的情况，请他帮我一次，无论如何按要求寄给我一个挂钟，我保证三个月内把钟还给我舅。
　　我舅很快买了钟寄来，木头壳，漆得锃亮，表盘是黄铜的，上边印着大红字的毛主席语录；三根针走起来非常灵活，下边还有一个玻璃门，能看到晃来晃去的小摆球儿。
　　送礼还得赶在人家高兴的时候。我耐心地等了五天，听说支书那天在公社受了表扬，回村就咧着大嘴笑。我见机会来了，赶紧抱着钟进了支书家，果然生效。支书看着这锃亮锃亮的大钟，两眼眯成了线儿，说道：“你在这里表现不错，别人走俺不同意，你走俺同意了！”我马上把准备好的介绍信捧上去，笑嘻嘻地说：“下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还到您这儿来。”支书从枕头下摸出那个木疙瘩（印章），用嘴哈哈气儿，“啪”地盖上。好啦，开绿灯！放行！万事大吉！
　　我拿着这封信跑到公社、县、省，再返回我那遥远的城市，一个多月，来来去去，经受无数磕碰，终于把事办成了。我回到村里，打好了行李捆，跟村里人告别，最后该把我那钟取回来了。你听着，我是这么干的，而且一开始就计划好这么干的。
　　这天，我早打听到公社的干部来视察。我等着这群人进了支书家正谈得火热的时候，忽然一推门进去了。只见满屋子人，满屋子抽的烟，挺热，挺闷，还有呛人的烟叶味儿。支书见我就说：“该走了吧？以后别忘了俺们呀！要是忘了，俺们就找你去！”他这热情的话不是说给我听的，是说给公社的干部们听的。我呢？假装有事的样子，挺神秘地扯扯他的袖子，把他拉到门口，再将嘴巴凑到他耳朵边，他侧过脸问我：“啥事？”
　　我说：“我挺不好意思跟您讲。上次我借给您挂在墙上这钟，是从我舅家弄来的。这次回城不带着这钟，不好再去我舅家了，只好把钟拿回去。行吗？”我故意压低声音，仿佛不叫别人听见，但控制的音量却正好叫满屋的人都听见了。
　　支书脸色变得刷白，气得直哆嗦，他的脸离我太近了，我看得一清二楚。可是他被我“将”住了，没辙，只好说：“好，好，拿走，拿走！”我当然明白，如果没这些上级干部在，他能把我打死。不用他去摘那钟，我脱了鞋子，上了炕，一伸手就摘了下来。跟他说声“我走啦”，就离开了。他没送我，我却能够想象他在屋里那样子。
　　我挺得意，在整个“文革”中，只这么一件事是按自己的意志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