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隆是一个才情横溢又放荡不羁的人。其文学才能得到王世贞、汤显祖等人的激赏。三十四岁考取进士，很快被任命为颍上知县，一年后平调为青浦令。万历十年（1582）底，经过考核升迁为礼部主事、郎中。他为官清正，关心民瘼。但显然是性格使然，他常常做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举动。其他不说，他跟戏曲便结下不解之缘，太迷恋于戏曲，给他带来了不少灾祸。他甚至慨叹“四十成翁”——才四十来岁就犹如老翁了。
　　这或许要从他的《彩毫记》说起。这部屠隆年近四十岁时写就的戏曲传奇，叙述大诗人李白借酒醉之态，让杨贵妃为他捧砚，高力士替他脱靴，一挥彩毫写就《清平调》三章，名震长安的故事，一经演出便轰动了整个剧坛。恰逢昆曲兴盛时期，文化人纷纷写传奇、拍曲子。当时屠隆从安徽颍上知县调任青浦知县。由于政绩显赫，经吏部派员考核，定为治行高等，被朝廷擢升为礼部仪制司主事。孰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万历十二年十月，早年对屠隆心存芥蒂的刑部主事俞显卿上了一道论疏，称礼部主事屠隆热衷于宴乐拍曲，与西宁侯宋世恩淫纵，“翠馆侯门，青楼郎署”，不仅言辞有失文臣体面，还牵涉勋戚闺帏。淫纵涉及官员的道德底线，是对屠隆十分强烈的指控。屠隆不服，上书自辩，证明对方完全是诬告。俞显卿当然不肯承认。万历皇帝大为光火，不仅将屠隆贬斥，连同上疏的俞显卿也一起削职了事。
　　最近读到《精选当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明许以忠选编），其中收錄了屠隆写给友人、师长的多封信札。仔细阅读，可以感受到屠隆在遭受沉重打击时的心理变化。
　　他在给江南名士徐长孺的信中说：“丈夫七尺，仆乃侏儒。侏儒亦可为上帝弄臣，置我白玉楼中鼓吹钧天，当不减李王孙。为何见遗，岂终作人间一溷子已耶……仆生平好慈，若入地狱，便偷启铁楗，令万鬼散走出苦海至大荒，亦一快心事。”字里行间，透露出一派风流倜傥的书生意气。即便侏儒，也是上帝弄臣;哪怕下了地狱，也让万鬼脱离苦海。这是何等的豪迈！可惜，充满艺术气质的他从白玉楼鼓吹钧天广乐，跌落为“人间一溷子”，其愤懑之情已溢于言表。
　　读了杨伯翼的诗，他欣喜若狂，觉得海内如此多的写作者都不值得一提：“读足下近作，如吸日月之华，秀爽欲绝。仆居吴会，得纵观海内作者如林，语工者格卑，气劲者味短;尚织浓则乏风骨，吐胸臆则伤体裁，罕有当意者。每得卿诗，便惊异宝。乃知天之赋才故自不同。”
　　从中可以看出，屠隆的骨子里确实有一股无法遏抑的骄矜之气。在波诡云谲的官场，难免会得罪许多人。俞显卿是青浦人，在屠隆眼里，他仅仅是老举人，才华也远远不及自己，因此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了傲慢的态度。俞显卿弹劾屠隆在青浦任上“放浪废职”，或许屠隆根本没意识到，这位刑部主事大人与任他戏弄喝下泔脚水的梁辰鱼自有本质的区别。官场并非剧场，任性是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的。
　　在写给顾升伯修撰的信札中，屠隆回忆了当年两人“把臂雄谈”的往事。随后，顾升伯入都复又入滇，屠隆则踉跄奔走于淮安、徐州间。“往岁仓皇出都门，与先生把臂毗庐阁上，一夕雄谈，略尽寥廓奇事。平明上马，先生入都，仆即长途，酸风淡日，烟沙障人。回望低垂，魂痴欲绝。已报先生崎岖万里，单车入滇中。仆亦从淮、徐之间踉跄奔走。每遥睇彭城落日，芒砀长云，则想见先生英雄气色也。”根据各方面传递过来的信息，屠隆已经感觉到自己在官场的处境不妙，却依然豪气满怀。想见先生英雄气色，正是为了与之呼应。
　　然而，现实世界是无情的。后来，钱谦益《历朝诗集小传》在为屠隆所写的传记中说：屠隆“在郎署，益放诗酒。西宁宋小侯少年好声诗，相得欢甚，两家肆筵曲宴，男女混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中白简罢官”。屠隆本是昆曲的拥趸，被批挞热衷于男女混杂、互不避忌的家庭宴乐，让人很容易与他放浪不羁的性格相联系。小道消息迅速地传播开来，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很少有人会去着意廓清。
　　处在这种状态下的屠隆已感觉到官场是苦海深山，不如早日逃离。他写信给一向欣赏自己的文坛盟主王世贞，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同时也袒露心事：“某为吏廉，家无半顷之田，一椽之屋。上有老亲，似未能超然。然以某计之，即为官人十年而往，贫犹今日尔。故不如早日挂冠自逃苦海，饥寒之事，傥仗友朋。愚意如此，先生云何。”
　　他把俞显卿在青浦时的很多信息告诉了王世贞：“俞以上海分剖，隶治青浦。横暴把持，乡闾切齿。”自己“每事以法裁之。复因诗文相忌，积成仇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俞显卿与自己的积怨由来已久。这涉及地方治理中极其复杂的乡土势力，更掺杂了高层官僚的昏暗不明。屠隆明白，自己是被动地陷入了政治漩涡。
　　在给凌椎哲的信中，屠隆同样诉说了内心的苦衷：“某中岁不闻道，涉历世艰，流浪苦海，官既拓落，学植亦荒。惟日夜思逃深山以自宽，则又奈此世网何！”置身宦海，却又被政敌驱赶;想要逃离，却又被世网裹挟，实在令人无可奈何。
　　临川汤显祖比屠隆年轻八岁，他十分钦佩屠隆的才情。屠隆不但会写剧本，还能粉墨登场，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这正是汤显祖所不能企及的。当时屠隆编写的戏，上座率甚至比汤显祖的《牡丹亭》还高。屠隆遭受沉重打击，汤显祖自然给予巨大的同情。他们是在万历五年进京会试时结识的，后来交情日深，结为至交。当时，汤显祖忍不住挺身而出，替屠隆鸣不平：“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但屠隆得到的仅仅是心理安慰而已。汤显祖无疑是一个杰出的戏曲家，但在官场并不成功。他在南京礼部主事任上，因为一篇《论辅臣科臣疏》直指申时行等人的误国行径，震动了朝廷，被贬至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县做编外典史，一年后又调任浙江遂昌知县。彼此只能同病相怜。
　　屠隆被罢官时刚刚满四十二岁。原来，“四十成翁”的根源，全在于官场风雨的催逼。从此他绝意仕途，回到故乡浙江鄞县。由于失去了固定收入，生活陷入窘迫之境，八口之家的生计依靠十七亩薄田维系，难免捉襟见肘。有时候他不能不“鬻文卖赋”，赖以为生。尽管如此，屠隆仍醉心于读书、赋诗、拍曲。然而，这位风流才子终因家境凄苦，又因不检点而患上了性病，无钱医治，于六十四岁时卒于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