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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先生新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引起学界广泛注意,报上也有许多对他的访谈报道。《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12期刊载了《新京报》记者张弘先生对他的访谈,我在认真拜读之余颇多疑惑,就如张弘指出的那样:“您这书给我一个印象,很多地方是在为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辩护。”金先生倒也诚实承认:“我觉得很多辩护是必要的。”我想,历史学者的任务是秉笔直书,这是中国传统的应有的必备的史德。因此,无需学者费心辩护,无论是夸大还是掩饰,无论是褒还是贬,不能忠实于历史事实真相的都不是必要的,没有意义也没有生命力的。
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关于1957年反右派运动是不是“引蛇出洞”的问题。金先生是这样回答的:“最初是整风,让大家提意见,这个目的不是引蛇出洞,这是最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发表的时候,这里面最突出的是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是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所以让大家提意见,但是提的意见里面,有些意见是直接要求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毛没有想到,比如说讲政治设计院的问题,还有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的问题,还有一些讲得非常凶的,再加上国际上发生了匈牙利那个事件,这个连起来……再加上当时也出现有人串联学校这么一些情况。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就产生了引蛇出洞的问题。所以我没有讲不存在引蛇出洞,但是我说引蛇出洞是后来的事,并不是一开始就想那么做。包括内部的文件讲话,我一点也看不出来在初期有这种状况。”〔1〕
金先生是有资格看到已公开和未公开的包括“内部的”各种文献的权威学者,对这个已为许多历史事实证实了的问题还要加以曲意辩护,说“一点也看不出来”,实在令人不解也不能信服。我们只需把已经公开的那时几件关键的事实排列一个时间表就非常清楚了: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指示》,决定普遍地深入地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个指示标志着中共整风正式开始了。这个指示公开刊登在5月1日《人民日报》。
在这之前,中共领导人,首先是毛泽东自己,在各种场合(包括在1957年2月27日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号召鼓动人们大胆起来帮助中共整风。人们却顾虑重重,怕提了意见日后挨整,因此不敢讲话(为什么会有这样顾虑,这就很值得金先生研究)。这才有所谓“乍暖乍寒”之说。也因此,才有毛的一再亲口承诺:“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2〕类似动听的诚恳的令人听了如沐春风的话,毛泽东在那时说得很不少,不在这里一一赘引。在那个中央指示中,也明白许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3〕。
1957年5月4日即一个星期后,由毛执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的指示,声称这个时期对党的“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两次说这些批评对党与政府是“极为有益”的。这说明在这之前人们提的意见大多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被毛认可的。但同时也已有一个伏笔说:“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而现在“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4〕这话已经隐含“引蛇出洞”的意思。
1957年5月15日即又过了十天,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此文是决定反右派的一个标志。他说:“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之前对“鸣放”肯定的评价只字不提,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大变脸,定性为“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声势下”;“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是“欢喜吃人”的大“鲨鱼”。尽管有时他把反击右派仍然说得与原来说的一样:“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但明确承认后一个“整风”是:“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5〕在这前后,14、16日两天里,以中央名义发了两个指示,都是具体部署反击右派的。这岂非说明至少在5月4日至5月15日十天间,甚至之前的“鸣放”“整风”都已使毛怒气冲冲,视为“敌人”,决定反击,以致后来索性说成“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起源盖出于章罗同盟”〔6〕。这样,毛和金先生都把那些“非常凶的”东西的出现时间大大提前了。这就恰恰证明毛从一开始就把提意见看成敌人的猖狂进攻。事实上章、罗等还没有说话呢!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出现大字报,标志着全国高校学生是从这时才介入所谓整风运动的。这已是毛下令反击后的四五天了,人们还懵然不觉。
1957年5月21日章伯钧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主张发挥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政治设计院”的作用。
1957年5月22日罗隆基也是在座谈会上提出:按毛泽东曾经有过的指示,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检查解决过去运动中发生的偏差,进行平反,使人们不再有顾虑,鼓励人们鸣放、提意见。这就是所谓的“平反委员会”。
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刊载经过剪裁后的人大教员葛佩琦在5月24日在学校座谈会上发表的所谓“反共”言论。
1957年6月1日储安平在中央统战部动员下发言,批评了各级领导干部都由党员担任而谓之“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
等等,等等……
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些意见的是非对错,只是从这个粗略的时间表就足以说明:被金先生说成“毛没想到,比如说政治设计院的问题,还有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的问题,还有一些讲得非常凶的……”等等,这也是毛后来反复强调的所谓猖狂进攻的右派代表人物章、罗等等的代表性言论,其实那都是在毛5月15日决定反击之后才出现的。也就是说,不是金说的那样毛看到这些“蛇”出了洞后才决定要“引蛇出洞”,这说法本身就不大合乎逻辑。金先生在这里有意无意把时间完全搞混了,然后说成毛最初是“没想到”,是真心想听意见,后来是事出有因,反击有理。
其实,毛自己就承认是“钓鱼”,是“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1957年5月15日),并为此得意。他明确说:“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1957年6月8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7〕(1957年7月1日)可见,至少毛在5月8日就已有意“引蛇出洞”了,怎么能说是看到章伯钧在5月21日的“政治设计院”等言论后才有”引蛇出洞“的想法呢!金先生还把1956年10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与1957年5月21日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两件相隔半年多的事笼统归在一起,说毛由此改变关于整风的主意,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应该说,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确曾引起毛重视和深思,毛多次谈过这方面的意见,认为应引起中国党的思考,如何避免在中国发生或解决类似的“匈牙利事件”。但是,他认为“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而他找到的解决办法就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整风”即“思想改造”,即对当时所谓民主人士中的思想和言论,“……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8〕。凡此种种类似的意思,毛曾反复多次讲过,都说明“引蛇出洞”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的一贯的阶级斗争策略。
如果更进一步深入探讨,我们应该了解毛的这种思想不是偶然的,不是“没想到”,更不是在看到一些人说了一些“非常凶的”话后,才临时转变态度。这样未免太小看了我们的伟大领袖了。毛一以贯之的思想是抓阶级斗争。党的八大前后,虽然中央认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是,毛并不同意,认为“八大”决议的“提法是不对的”。他仍然认为是尖锐的阶级斗争,紧抓不放。如他说:“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早在1955年11月他就说:“在这个十五年的期间内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我们已经看见是很紧张的……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由此,毛就提出:“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9〕可见毛一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由此出发看问题。整风、鸣放等等,都是他测试阶级斗争的水有多深的策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而已。
当然,他也确实看到党内某些缺点和问题,也有想发动人们展开批评,改进党的工作的意思。他也说了许多有关的动听的话,不仅反右前,即使后来诸如六十年代初七千人大会上,也说过不少鼓动人们批评的话,还曾流传一时,如: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等等。但是人们说得稍深一些多一些就不行了。因为他从来就是言必称伟大成就而自豪,错误则是难免的,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付出点学费是必要的,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等等,如此这般。他对批评意见特别是事关他本人的或比较重大问题,提得稍尖锐一些,他是逆耳拒谏的。更严重的是反过来指责对方是:右派,右倾,敌人,反革命,牛鬼蛇神,修正主义,走资派等等诸如此类。1959年对彭德怀关于“大跃进”的批评意见,六十年代对刘少奇关于“大跃进”后果的估计……等等也都如此,都证明了这个特点。回过头来再看1957年,也就可以理解,不足为怪了。但也因此上行下效,凡“鸣放”时,哪怕对基层党委支部或党员干部有点批评的,后来也有相当多数未能幸免而被打成反党右派的,更不必说对更高层的批评者更是格抓不论了。
关于反右派的来龙去脉,深层的原因都较复杂,远远不是本文所要探讨和说得清楚的。这里仅仅是就“引蛇出洞”问题的前前后后与金先生作些商榷。我个人的前半生经历与金先生有些相仿,但对一些问题的体验和感悟可能有所异同。就如6月8日反右开始,当天下午我所在的学校校车满载着党委及各系支书等到白纸坊礼堂听市委书记彭真动员反右派斗争报告。我作为中文系二年级支书也厕身其间。彭真穿着纺绸衫、背带裤,满面春风大谈毛主席的英明,鸣放是如毛讲的阳谋,钓大鱼,引蛇出洞等等。说这些日子大家受压,现在开始反击了……。我一点也听不出来这“引蛇出洞”是最近半个多月的形势发展才决定的。
一场反右派斗争看来似乎如毛所说:“取得全胜”了〔10〕,如从另一个视角看,对毛本人,对党都是极大的伤害,包括我们这些普通党员也都为之蒙羞受伤害。因为党的政治诚信从此受到人们的质疑,即使不敢形诸笔墨和言说,但腹诽却是无法禁绝的。第二年,明显的违反常识违反科学的“大跃进”,类似亩产几万斤的大放卫星等等这些荒谬的神话,不是人们看不出来,而是不敢再讲真话戳穿这些美丽的肥皂泡。假话、谎话、空话、大话流行在中国大地,互相糊弄瞒骗。这正是前一年“引蛇出洞”的恶果。“引蛇出洞”前后的讲话判若云泥,在人们心中留下的阴影,是不易消除的。至今人们不断热诚地呼唤“讲真话”但却仍是不易做到、困难重重,如果循着历史足迹追寻,就会发现与当年的“引蛇出洞”有关。政治诚信对一个政治家、一个政党都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怎么诚实地说清历史真相,总结历史经验,使中国社会变得健康起来,是政治家、历史学家的责任。我个人的专业不是从事历史研究的,所谈的也都是公开的大家熟悉的,并以毛的讲话为准;这里不过是以过来人的身份说说自己的感受和认识,就教于金先生和诸多方家,不揣浅陋,敬请批评。
注释:
〔1〕《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12期(上)。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2页。
〔3〕《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
〔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96页。
〔5〕〔6〕〔7〕〔8〕〔9〕〔1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3～429、435、432～437、318～355、199～476、462页。
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关于1957年反右派运动是不是“引蛇出洞”的问题。金先生是这样回答的:“最初是整风,让大家提意见,这个目的不是引蛇出洞,这是最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发表的时候,这里面最突出的是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是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所以让大家提意见,但是提的意见里面,有些意见是直接要求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毛没有想到,比如说讲政治设计院的问题,还有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的问题,还有一些讲得非常凶的,再加上国际上发生了匈牙利那个事件,这个连起来……再加上当时也出现有人串联学校这么一些情况。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就产生了引蛇出洞的问题。所以我没有讲不存在引蛇出洞,但是我说引蛇出洞是后来的事,并不是一开始就想那么做。包括内部的文件讲话,我一点也看不出来在初期有这种状况。”〔1〕
金先生是有资格看到已公开和未公开的包括“内部的”各种文献的权威学者,对这个已为许多历史事实证实了的问题还要加以曲意辩护,说“一点也看不出来”,实在令人不解也不能信服。我们只需把已经公开的那时几件关键的事实排列一个时间表就非常清楚了: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指示》,决定普遍地深入地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个指示标志着中共整风正式开始了。这个指示公开刊登在5月1日《人民日报》。
在这之前,中共领导人,首先是毛泽东自己,在各种场合(包括在1957年2月27日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号召鼓动人们大胆起来帮助中共整风。人们却顾虑重重,怕提了意见日后挨整,因此不敢讲话(为什么会有这样顾虑,这就很值得金先生研究)。这才有所谓“乍暖乍寒”之说。也因此,才有毛的一再亲口承诺:“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2〕类似动听的诚恳的令人听了如沐春风的话,毛泽东在那时说得很不少,不在这里一一赘引。在那个中央指示中,也明白许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3〕。
1957年5月4日即一个星期后,由毛执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的指示,声称这个时期对党的“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两次说这些批评对党与政府是“极为有益”的。这说明在这之前人们提的意见大多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被毛认可的。但同时也已有一个伏笔说:“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而现在“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4〕这话已经隐含“引蛇出洞”的意思。
1957年5月15日即又过了十天,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此文是决定反右派的一个标志。他说:“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之前对“鸣放”肯定的评价只字不提,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大变脸,定性为“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声势下”;“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是“欢喜吃人”的大“鲨鱼”。尽管有时他把反击右派仍然说得与原来说的一样:“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但明确承认后一个“整风”是:“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5〕在这前后,14、16日两天里,以中央名义发了两个指示,都是具体部署反击右派的。这岂非说明至少在5月4日至5月15日十天间,甚至之前的“鸣放”“整风”都已使毛怒气冲冲,视为“敌人”,决定反击,以致后来索性说成“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起源盖出于章罗同盟”〔6〕。这样,毛和金先生都把那些“非常凶的”东西的出现时间大大提前了。这就恰恰证明毛从一开始就把提意见看成敌人的猖狂进攻。事实上章、罗等还没有说话呢!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出现大字报,标志着全国高校学生是从这时才介入所谓整风运动的。这已是毛下令反击后的四五天了,人们还懵然不觉。
1957年5月21日章伯钧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主张发挥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政治设计院”的作用。
1957年5月22日罗隆基也是在座谈会上提出:按毛泽东曾经有过的指示,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检查解决过去运动中发生的偏差,进行平反,使人们不再有顾虑,鼓励人们鸣放、提意见。这就是所谓的“平反委员会”。
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刊载经过剪裁后的人大教员葛佩琦在5月24日在学校座谈会上发表的所谓“反共”言论。
1957年6月1日储安平在中央统战部动员下发言,批评了各级领导干部都由党员担任而谓之“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
等等,等等……
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些意见的是非对错,只是从这个粗略的时间表就足以说明:被金先生说成“毛没想到,比如说政治设计院的问题,还有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的问题,还有一些讲得非常凶的……”等等,这也是毛后来反复强调的所谓猖狂进攻的右派代表人物章、罗等等的代表性言论,其实那都是在毛5月15日决定反击之后才出现的。也就是说,不是金说的那样毛看到这些“蛇”出了洞后才决定要“引蛇出洞”,这说法本身就不大合乎逻辑。金先生在这里有意无意把时间完全搞混了,然后说成毛最初是“没想到”,是真心想听意见,后来是事出有因,反击有理。
其实,毛自己就承认是“钓鱼”,是“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1957年5月15日),并为此得意。他明确说:“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1957年6月8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7〕(1957年7月1日)可见,至少毛在5月8日就已有意“引蛇出洞”了,怎么能说是看到章伯钧在5月21日的“政治设计院”等言论后才有”引蛇出洞“的想法呢!金先生还把1956年10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与1957年5月21日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两件相隔半年多的事笼统归在一起,说毛由此改变关于整风的主意,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应该说,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确曾引起毛重视和深思,毛多次谈过这方面的意见,认为应引起中国党的思考,如何避免在中国发生或解决类似的“匈牙利事件”。但是,他认为“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而他找到的解决办法就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整风”即“思想改造”,即对当时所谓民主人士中的思想和言论,“……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8〕。凡此种种类似的意思,毛曾反复多次讲过,都说明“引蛇出洞”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的一贯的阶级斗争策略。
如果更进一步深入探讨,我们应该了解毛的这种思想不是偶然的,不是“没想到”,更不是在看到一些人说了一些“非常凶的”话后,才临时转变态度。这样未免太小看了我们的伟大领袖了。毛一以贯之的思想是抓阶级斗争。党的八大前后,虽然中央认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是,毛并不同意,认为“八大”决议的“提法是不对的”。他仍然认为是尖锐的阶级斗争,紧抓不放。如他说:“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早在1955年11月他就说:“在这个十五年的期间内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我们已经看见是很紧张的……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由此,毛就提出:“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9〕可见毛一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由此出发看问题。整风、鸣放等等,都是他测试阶级斗争的水有多深的策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而已。
当然,他也确实看到党内某些缺点和问题,也有想发动人们展开批评,改进党的工作的意思。他也说了许多有关的动听的话,不仅反右前,即使后来诸如六十年代初七千人大会上,也说过不少鼓动人们批评的话,还曾流传一时,如: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等等。但是人们说得稍深一些多一些就不行了。因为他从来就是言必称伟大成就而自豪,错误则是难免的,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付出点学费是必要的,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等等,如此这般。他对批评意见特别是事关他本人的或比较重大问题,提得稍尖锐一些,他是逆耳拒谏的。更严重的是反过来指责对方是:右派,右倾,敌人,反革命,牛鬼蛇神,修正主义,走资派等等诸如此类。1959年对彭德怀关于“大跃进”的批评意见,六十年代对刘少奇关于“大跃进”后果的估计……等等也都如此,都证明了这个特点。回过头来再看1957年,也就可以理解,不足为怪了。但也因此上行下效,凡“鸣放”时,哪怕对基层党委支部或党员干部有点批评的,后来也有相当多数未能幸免而被打成反党右派的,更不必说对更高层的批评者更是格抓不论了。
关于反右派的来龙去脉,深层的原因都较复杂,远远不是本文所要探讨和说得清楚的。这里仅仅是就“引蛇出洞”问题的前前后后与金先生作些商榷。我个人的前半生经历与金先生有些相仿,但对一些问题的体验和感悟可能有所异同。就如6月8日反右开始,当天下午我所在的学校校车满载着党委及各系支书等到白纸坊礼堂听市委书记彭真动员反右派斗争报告。我作为中文系二年级支书也厕身其间。彭真穿着纺绸衫、背带裤,满面春风大谈毛主席的英明,鸣放是如毛讲的阳谋,钓大鱼,引蛇出洞等等。说这些日子大家受压,现在开始反击了……。我一点也听不出来这“引蛇出洞”是最近半个多月的形势发展才决定的。
一场反右派斗争看来似乎如毛所说:“取得全胜”了〔10〕,如从另一个视角看,对毛本人,对党都是极大的伤害,包括我们这些普通党员也都为之蒙羞受伤害。因为党的政治诚信从此受到人们的质疑,即使不敢形诸笔墨和言说,但腹诽却是无法禁绝的。第二年,明显的违反常识违反科学的“大跃进”,类似亩产几万斤的大放卫星等等这些荒谬的神话,不是人们看不出来,而是不敢再讲真话戳穿这些美丽的肥皂泡。假话、谎话、空话、大话流行在中国大地,互相糊弄瞒骗。这正是前一年“引蛇出洞”的恶果。“引蛇出洞”前后的讲话判若云泥,在人们心中留下的阴影,是不易消除的。至今人们不断热诚地呼唤“讲真话”但却仍是不易做到、困难重重,如果循着历史足迹追寻,就会发现与当年的“引蛇出洞”有关。政治诚信对一个政治家、一个政党都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怎么诚实地说清历史真相,总结历史经验,使中国社会变得健康起来,是政治家、历史学家的责任。我个人的专业不是从事历史研究的,所谈的也都是公开的大家熟悉的,并以毛的讲话为准;这里不过是以过来人的身份说说自己的感受和认识,就教于金先生和诸多方家,不揣浅陋,敬请批评。
注释:
〔1〕《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12期(上)。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2页。
〔3〕《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
〔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96页。
〔5〕〔6〕〔7〕〔8〕〔9〕〔1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3～429、435、432～437、318～355、199～476、4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