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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断章》
喜欢现代白话诗歌的人,都会读过卞之琳的这一名篇。从某一种意义上说,卞之琳(1910—2000)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中的巨大声名,是直接和这一个《断章》名句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再别康桥》的“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之于徐志摩一样。
一直听闻,卞之琳这一名篇就是为张充和写的。诗中的那个“你”,就是卞之琳苦恋了几十年的,昆明、重庆时代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中的四小姐——张充和。所谓“卞、张罗曼史”(“什么罗曼史哟,一点儿也没发生‘罗曼’。”张先生在审阅此稿时笑叹。),虽然不若现代文坛掌故里那几段著名的罗曼史那么有名——比如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之恋,郁达夫与王映霞之恋,张爱玲与胡兰成之恋,徐悲鸿与蒋碧微之恋等等,但是,在文学圈子和广大读者中,“卞、张之恋”也早已蜚声遐迩、传扬久远了。
与张充和老人有过这么多的来往、交谈,我一直小心回避着谈论卞之琳,甚至是有意无意地想延后进入这个话题(因为一定是要进入的)。我担心触碰到老人家的一段伤感往事,随后就发现这种小心和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那天去看望张先生,看见茶几上散放着一本《卞之琳纪念文集》,好像是亲友刚刚寄赠的,我便借着这个话题,略带迟疑地开了口:“张先生,能给我谈谈卞之琳么?我知道卞之琳这段苦恋的故事很有名,可是一直不好意思问你……”
没想到,张充和朗声笑道:“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可以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说‘苦恋’都有点勉强。我完全没有跟他恋过,所以也谈不上苦和不苦。”
这个答案有点出我意料。本来,我等着要听一出凄美悱恻的“罗曼哀史”呢。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认识就很早了。卞之琳出北大的时候,我进北大。可我还没进北大的时候,在北大校园就见过他,后来又在沈从文的家里碰见过。我记日期总是很差,可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一直给我写信。”
从资料上看,卞之琳是1929年进的北大英文系;张充和是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在此以前,曾在北大旁听课程。
“这么说来,卞之琳对你是一见钟情了?”
张充和笑笑:“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钟情,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那时候,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章靳以和巴金那时正在编《文学季刊》。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他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人很不开朗,甚至是很孤僻的。可是,就是拼命给我写信,写了很多信。”
“那,你给他回过信么?”
“没有。那些信,我看过就丢了。”
“他给你写过多少信?”
“至少有过百封信吧。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他,更没惹过他。”这个“惹”字,我注意到她随之用了好几次,“他是另一种人,很收敛,又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看戏都没有一起看过”。(“我年轻的时候爱玩”,张先生一边审看此稿,一边补充道:“我其实是常常和别的人单独出去玩的。唯独就是不能跟卞之琳单独出去,我不敢惹他。”张充和呵呵笑着。)
“噢?那,他是典型的单恋了?”我确实大感意外,我所熟悉的“五四青年”那一代人的恋爱故事,若不是“狂飙突起”,也至少不乏“花前月下”的。
“完全是单恋。”张充和的回答很直接,“不过感情很强烈,前后持续的时间大概有十年。我不理他,他就拼命写诗,写了很多无题诗”。
我打开案几上的《卞之琳纪念文集》,翻到里面的黑白图片,问:“那时候的卞之琳,是不是这个样子?”图片中,是一位五官平实、戴着圆框眼镜、神情木讷耿严的年轻人。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老人默默点头,“他人很好,但就是性格很不爽快,不开放,跟我完全不相像,也不相合。我永远搞不清楚他,我每一次见他都不耐烦,觉得他啰里啰嗦的”。
我问:“你不爱他,怎么不跟他说清楚呢?”
张充和笑道:“呵呵,从来大家都这么说,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呢?我说:他没有说‘请客’,我怎么能说‘不来?’他从来没有认真跟我表白过,写信说的也只是日常普通的事,只是写得有点啰嗦。别人不了解,以为是我惹了他又不理他,他自己也老对别人说,我对他有意思。——其实完全没有,说良心话,一点意思都没有,从来没有惹过他。”
“是不是你的什么善意的表示,给他带来误解了呢?”
“他后来出的书《十年诗草》、《装饰集》什么的,让我给题写书名,我是给他写了;他自己的诗,让我给他抄写,我也抄写了。可是我也给所有人写呀!我和他之间,实在没有过一点儿浪漫。他诗里面的那些浪漫爱情,完全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所以我说,是无中生有的爱情。”
我笑着说:“张先生,那我当面想求证一下,都说卞之琳那首最有名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那里面的那个‘你’,就是你张充和——张家四小姐,对么?”
张充和微笑着:“大家都这么说,他这首诗是写给我的,我当时就有点知道……”
“那大概是哪一年,在什么地方写的?”
“具体时间我不太记得了——大概是在昆明那一段吧?我们在一块儿的时间并不长的。我们在北京认识了以后,他就开始给我写信,可是随后我进北大,他却离开了北大。后来抗战开始,我在成都时,他在川大教书,川大以后他就去了延安,去了延安信就很少了;他好像从延安又到了昆明联大,我们又在昆明遇上了。可我后来就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苏州,他专门来看过我,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单独出去过,要出去玩,都是一堆人在一起。”
我记得在哪个资料上读过,卞之琳晚年整理他的文集,还把他与张充和在虎丘的一张合照放了进去。我猜想,想必就是那次苏州造访,“一堆”结伴出游的年轻朋友们,当时起哄让他们合照的。
“……随后我就跟汉思结了婚。我到美国后,卞之琳还来过信。我听说他直到四十五岁才结婚。‘文革’结束后我到北京,他专门要请我的客,我还到他家见到他的夫人……呵呵,那就是一种老朋友的感觉了。”她顿了顿,摇摇头,又轻轻笑了起来。
我拿起桌上的《卞之琳纪念文集》,随意翻着,笑道:“看来,这段单恋和苦恋,没有成就出伟大的爱情故事,却成就出了一个伟大的爱情诗人。我相信《十年诗草》里面许多有名的爱情诗,都是为你而写的。我还记得有一首叫《鱼化石》,写得很美,但表述得很含蓄。”
“也许吧。”张充和眼瞳里似含着一丝苦笑,“我写旧诗,他却不写旧诗。我不太看得懂他们写的新诗,包括卞之琳埋头写的那些新诗。”
我顺口提起了民国时代那几段有名的罗曼史——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郁达夫与王映霞什么的,都曾经轰动一时,便问:“都知道你们‘张家四小姐’,在昆明、重庆时代很有名,你又是四位小姐当中唯一单身的,那时候,一定会有很多追求者吧?”
“我从来没有过那种轰轰烈烈的感情,”张充和回答得很平静,“确实有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一起玩的人,追求过我,但都不如卞之琳这一段来得认真,持续的时间长。他的好意我是心领了,但这种事情不能勉强,我自始至终对他都没有兴趣,就看见他在那里埋头作诗,你说我能怎么办?”说着老人就转移了话题,“陆小曼我倒是见过的,那是战后在上海,不知和谁一起见的她,不过那时,她已经很见衰老了……”
这个话题自此就打住了,老人似乎再无意细述下去。那天是雪霁初晴的天色,老人心情很好,谈兴一直很高,随后谈到与胡适之、张大千、章靳以等年长辈老友交往的故事,老人似乎比谈论这段“卞、张罗曼史”有着更高的兴致。我确实也注意到,在很多人那里——除了卞之琳本人,也包括沈从文,更不必说坊间的流传——曾经重笔渲染过的这段“卞、张之恋”,在张充和以往的口述实录里(比如《合肥四姐妹》),反而一直是分量很轻,一笔带过的。“剃头挑子一边热”,这大概正真实反映了这一段著名的民国罗曼史之一的失衡与失重吧。
末了,我想请出两位“当事人”的文字,为读者存真,也为本文作结。
卞之琳在他的《〈雕虫纪历〉自序》中,对此“单恋”,其实有所述及:
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
沈从文在他记述昆明生活的《二黑》一文中,曾用华丽翔实的笔墨,如此隐曲地评点这一段“卞、张罗曼史”:
……然而这个大院中,却又迁来一个寄居者,一个从爱情得失中产生灵感的诗人,住在那个善于唱歌吹笛的聪敏女孩子原来所住的小房中,想从窗口间一霎微光,或者书本中一点偶然留下的花朵微香,以及一个消失在时间后业已多日的微笑影子,返回过去,稳定目前,创造未来。或在绝对孤寂中,用少量精美的文字,来排比个人梦的形式与联想的微妙发展。每到小溪边散步时,必携同朋友五岁大的孩子,用箬叶折成小船,装载上一朵野花,一个泛白的螺蚌,一点美丽的希望,并加上出于那个小孩子口中的痴而诘的祝福,让小船顺流而去。虽眼看去不多远,就会被一个树枝绊着,为急流冲翻,或在水流转折所激起的漩涡中消失,诗人却必然眼睛湿蒙蒙的,心中以为这个三寸长的小船,终会有一天流到两千里外那个女孩子身边。而且那些憔悴的花朵,那点诚实的希望,以及出自孩子口中的天真祝福,会为那个女孩子含笑接受。……诗人所住的小房间,既是那个善于吹笛唱歌女孩子住过的,到一切象征意味的爱情依然填不满生命的空虚,也耗不尽受抑制的充沛热情时,因之抱一宏愿,将用个三十万言小说,来表现自己。两年来,这个作品居然完成了大部分。有人问及作品如何发表时,诗人便带着不自然的微笑,十分郑重地说:“这不忙发表,需要她先看过,许可发表时再想办法。”决不想到这个作品的发表与否,对于那个女孩子是不能成为如何重要问题的。……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断章》
喜欢现代白话诗歌的人,都会读过卞之琳的这一名篇。从某一种意义上说,卞之琳(1910—2000)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中的巨大声名,是直接和这一个《断章》名句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再别康桥》的“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之于徐志摩一样。
一直听闻,卞之琳这一名篇就是为张充和写的。诗中的那个“你”,就是卞之琳苦恋了几十年的,昆明、重庆时代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中的四小姐——张充和。所谓“卞、张罗曼史”(“什么罗曼史哟,一点儿也没发生‘罗曼’。”张先生在审阅此稿时笑叹。),虽然不若现代文坛掌故里那几段著名的罗曼史那么有名——比如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之恋,郁达夫与王映霞之恋,张爱玲与胡兰成之恋,徐悲鸿与蒋碧微之恋等等,但是,在文学圈子和广大读者中,“卞、张之恋”也早已蜚声遐迩、传扬久远了。
与张充和老人有过这么多的来往、交谈,我一直小心回避着谈论卞之琳,甚至是有意无意地想延后进入这个话题(因为一定是要进入的)。我担心触碰到老人家的一段伤感往事,随后就发现这种小心和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那天去看望张先生,看见茶几上散放着一本《卞之琳纪念文集》,好像是亲友刚刚寄赠的,我便借着这个话题,略带迟疑地开了口:“张先生,能给我谈谈卞之琳么?我知道卞之琳这段苦恋的故事很有名,可是一直不好意思问你……”
没想到,张充和朗声笑道:“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可以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说‘苦恋’都有点勉强。我完全没有跟他恋过,所以也谈不上苦和不苦。”
这个答案有点出我意料。本来,我等着要听一出凄美悱恻的“罗曼哀史”呢。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认识就很早了。卞之琳出北大的时候,我进北大。可我还没进北大的时候,在北大校园就见过他,后来又在沈从文的家里碰见过。我记日期总是很差,可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一直给我写信。”
从资料上看,卞之琳是1929年进的北大英文系;张充和是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在此以前,曾在北大旁听课程。
“这么说来,卞之琳对你是一见钟情了?”
张充和笑笑:“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钟情,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那时候,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章靳以和巴金那时正在编《文学季刊》。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他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人很不开朗,甚至是很孤僻的。可是,就是拼命给我写信,写了很多信。”
“那,你给他回过信么?”
“没有。那些信,我看过就丢了。”
“他给你写过多少信?”
“至少有过百封信吧。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他,更没惹过他。”这个“惹”字,我注意到她随之用了好几次,“他是另一种人,很收敛,又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看戏都没有一起看过”。(“我年轻的时候爱玩”,张先生一边审看此稿,一边补充道:“我其实是常常和别的人单独出去玩的。唯独就是不能跟卞之琳单独出去,我不敢惹他。”张充和呵呵笑着。)
“噢?那,他是典型的单恋了?”我确实大感意外,我所熟悉的“五四青年”那一代人的恋爱故事,若不是“狂飙突起”,也至少不乏“花前月下”的。
“完全是单恋。”张充和的回答很直接,“不过感情很强烈,前后持续的时间大概有十年。我不理他,他就拼命写诗,写了很多无题诗”。
我打开案几上的《卞之琳纪念文集》,翻到里面的黑白图片,问:“那时候的卞之琳,是不是这个样子?”图片中,是一位五官平实、戴着圆框眼镜、神情木讷耿严的年轻人。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老人默默点头,“他人很好,但就是性格很不爽快,不开放,跟我完全不相像,也不相合。我永远搞不清楚他,我每一次见他都不耐烦,觉得他啰里啰嗦的”。
我问:“你不爱他,怎么不跟他说清楚呢?”
张充和笑道:“呵呵,从来大家都这么说,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呢?我说:他没有说‘请客’,我怎么能说‘不来?’他从来没有认真跟我表白过,写信说的也只是日常普通的事,只是写得有点啰嗦。别人不了解,以为是我惹了他又不理他,他自己也老对别人说,我对他有意思。——其实完全没有,说良心话,一点意思都没有,从来没有惹过他。”
“是不是你的什么善意的表示,给他带来误解了呢?”
“他后来出的书《十年诗草》、《装饰集》什么的,让我给题写书名,我是给他写了;他自己的诗,让我给他抄写,我也抄写了。可是我也给所有人写呀!我和他之间,实在没有过一点儿浪漫。他诗里面的那些浪漫爱情,完全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所以我说,是无中生有的爱情。”
我笑着说:“张先生,那我当面想求证一下,都说卞之琳那首最有名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那里面的那个‘你’,就是你张充和——张家四小姐,对么?”
张充和微笑着:“大家都这么说,他这首诗是写给我的,我当时就有点知道……”
“那大概是哪一年,在什么地方写的?”
“具体时间我不太记得了——大概是在昆明那一段吧?我们在一块儿的时间并不长的。我们在北京认识了以后,他就开始给我写信,可是随后我进北大,他却离开了北大。后来抗战开始,我在成都时,他在川大教书,川大以后他就去了延安,去了延安信就很少了;他好像从延安又到了昆明联大,我们又在昆明遇上了。可我后来就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苏州,他专门来看过我,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单独出去过,要出去玩,都是一堆人在一起。”
我记得在哪个资料上读过,卞之琳晚年整理他的文集,还把他与张充和在虎丘的一张合照放了进去。我猜想,想必就是那次苏州造访,“一堆”结伴出游的年轻朋友们,当时起哄让他们合照的。
“……随后我就跟汉思结了婚。我到美国后,卞之琳还来过信。我听说他直到四十五岁才结婚。‘文革’结束后我到北京,他专门要请我的客,我还到他家见到他的夫人……呵呵,那就是一种老朋友的感觉了。”她顿了顿,摇摇头,又轻轻笑了起来。
我拿起桌上的《卞之琳纪念文集》,随意翻着,笑道:“看来,这段单恋和苦恋,没有成就出伟大的爱情故事,却成就出了一个伟大的爱情诗人。我相信《十年诗草》里面许多有名的爱情诗,都是为你而写的。我还记得有一首叫《鱼化石》,写得很美,但表述得很含蓄。”
“也许吧。”张充和眼瞳里似含着一丝苦笑,“我写旧诗,他却不写旧诗。我不太看得懂他们写的新诗,包括卞之琳埋头写的那些新诗。”
我顺口提起了民国时代那几段有名的罗曼史——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郁达夫与王映霞什么的,都曾经轰动一时,便问:“都知道你们‘张家四小姐’,在昆明、重庆时代很有名,你又是四位小姐当中唯一单身的,那时候,一定会有很多追求者吧?”
“我从来没有过那种轰轰烈烈的感情,”张充和回答得很平静,“确实有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一起玩的人,追求过我,但都不如卞之琳这一段来得认真,持续的时间长。他的好意我是心领了,但这种事情不能勉强,我自始至终对他都没有兴趣,就看见他在那里埋头作诗,你说我能怎么办?”说着老人就转移了话题,“陆小曼我倒是见过的,那是战后在上海,不知和谁一起见的她,不过那时,她已经很见衰老了……”
这个话题自此就打住了,老人似乎再无意细述下去。那天是雪霁初晴的天色,老人心情很好,谈兴一直很高,随后谈到与胡适之、张大千、章靳以等年长辈老友交往的故事,老人似乎比谈论这段“卞、张罗曼史”有着更高的兴致。我确实也注意到,在很多人那里——除了卞之琳本人,也包括沈从文,更不必说坊间的流传——曾经重笔渲染过的这段“卞、张之恋”,在张充和以往的口述实录里(比如《合肥四姐妹》),反而一直是分量很轻,一笔带过的。“剃头挑子一边热”,这大概正真实反映了这一段著名的民国罗曼史之一的失衡与失重吧。
末了,我想请出两位“当事人”的文字,为读者存真,也为本文作结。
卞之琳在他的《〈雕虫纪历〉自序》中,对此“单恋”,其实有所述及:
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
沈从文在他记述昆明生活的《二黑》一文中,曾用华丽翔实的笔墨,如此隐曲地评点这一段“卞、张罗曼史”:
……然而这个大院中,却又迁来一个寄居者,一个从爱情得失中产生灵感的诗人,住在那个善于唱歌吹笛的聪敏女孩子原来所住的小房中,想从窗口间一霎微光,或者书本中一点偶然留下的花朵微香,以及一个消失在时间后业已多日的微笑影子,返回过去,稳定目前,创造未来。或在绝对孤寂中,用少量精美的文字,来排比个人梦的形式与联想的微妙发展。每到小溪边散步时,必携同朋友五岁大的孩子,用箬叶折成小船,装载上一朵野花,一个泛白的螺蚌,一点美丽的希望,并加上出于那个小孩子口中的痴而诘的祝福,让小船顺流而去。虽眼看去不多远,就会被一个树枝绊着,为急流冲翻,或在水流转折所激起的漩涡中消失,诗人却必然眼睛湿蒙蒙的,心中以为这个三寸长的小船,终会有一天流到两千里外那个女孩子身边。而且那些憔悴的花朵,那点诚实的希望,以及出自孩子口中的天真祝福,会为那个女孩子含笑接受。……诗人所住的小房间,既是那个善于吹笛唱歌女孩子住过的,到一切象征意味的爱情依然填不满生命的空虚,也耗不尽受抑制的充沛热情时,因之抱一宏愿,将用个三十万言小说,来表现自己。两年来,这个作品居然完成了大部分。有人问及作品如何发表时,诗人便带着不自然的微笑,十分郑重地说:“这不忙发表,需要她先看过,许可发表时再想办法。”决不想到这个作品的发表与否,对于那个女孩子是不能成为如何重要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