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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昌星知道司法决战的日子正在慢慢来临，他做着各方面的准备，包括支持妻女回国和炮制自传烟幕弹。在熟悉他的人来看，这个“逃犯”所做的一切只是在无奈寻求“生机”
赖昌星的12年逃亡生涯，坊间有很多报道和传闻。这次遣返前的保释聆讯，更是扯出了一幅加拿大的缩小版“远华红楼图”，涵盖了跨洋赌博、放高利贷、开妓院、与被杀的黑道大姐大的亲密关系等黑社会一应俱全的内幕消息。但是，以我对赖昌星的多次采访观察，他只是一个无奈寻求“生机”的逃犯。他自己很清楚，“我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法律制裁的“利剑”，从未离开过他的头顶。
凭借着“远华案”的名气以及其引发的政治影响，赖昌星一而在再而三地成为媒体报道的头条，时不时出来搅动一下人们的视觉神经。几次“狼来了”之后，外界普遍认为，赖昌星能够逃亡12年，他也就能够永远地“赖下去”。因此，这次他最终被遣返，外界普遍感到惊讶，觉得意外，纷纷猜测是否有隐情，怀疑中加之间存在政治交换。其实，对于赖昌星来说，“意外”并不意外，一切发展都可以找到内在的逻辑，一切都有“蛛丝马迹”，而最关键、最戏剧性的变化，其实就发生在2009年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
支持妻女回国
2009年初，赖昌星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签证。中国外交部发出严正抗议，加拿大华人社区则是一片哗然。因为2007年遣返无果之后，法庭程序杳无音信，赖昌星则是“好消息不断”。我在他拿到工作签证后，分别采访了他和加拿大移民部长肯尼。肯尼强调，既然案情拖延有将近十年之久，没有最后答案，那么移民部应该遵循人道理由，答应赖昌星方面所求，给予其工作的机会。但这不等于加拿大政府同意赖昌星合法居留，政府要遣返他的立场没有变化。而赖昌星自然兴高采烈，以为加拿大已经给他网开一面，快熬出头了。甚至透露有地产商雇用了他，他自己也想投资做点房地产项目，并争取第一次纳税。当然，谁都可以知道，他要求工作签证，并非是为了干活糊口，所谓“自食其力”，只是“舆论造势”，也为他“哭穷”下注脚，引发外界同情。之后，他也获得了免费医疗保险卡，这两张“卡”，从某种程度上说，等于是获得了“移民待遇”，这也是中方怒斥加方“放任罪犯逍遥”的原因所在。
2009年5月初，赖昌星的前妻曾明娜自愿放弃在加拿大的难民申请，与女儿赖真真返回国内，并得到了政府分配的住房，其弟弟也得到减刑出狱。三个月后，2009年8月3日，移民部长肯尼接受我的专访时透露出曾明娜与女儿回国的实情，并声称加拿大并没有插手他们与中国的交涉，但提供了回国所需的帮助。
此后，中国南方的一家媒体率先发表了我的采访手记，随后不少媒体采访了曾明娜回国的情况。《中国新闻周刊》亦做了“十年一梦赖昌星”的封面报道，影响很大。赖昌星看到有关报道后，主动找我，认为国内对他的案件报道已经不是“一面倒”，他嗅到了一种变化的氛围。我直截了当问他，曾明娜和女儿回国，律师马塔斯是否知道，他是否为自己的回国“解决问题”投石问路。他直率回答，与北京的沟通没有断过，曾明娜是自己想回去，女儿也想有个正常发展的空间，这个事情律师知道，但没有表态支持与否，而他是支持的。在这次谈话中，他透露出，并没有出钱负责曾明娜母女俩的生活费，但是，“有钱就给”。这种说法，与他回答是否在支付高额律师费给马塔斯一样，“有钱的时候会给他，没有钱的时候，就拖着”，而马塔斯也没有回答过拿多少律师费的问题，这是赖昌星的“标准答案”。同时，赖也透露，儿子们也有可能追随妈妈的脚步，回国寻求发展。
赖的回答，让我吃惊，赖昌星虽然拿到了工卡和医疗卡，外界都以为他可以过关了，但经过十年逃亡生涯的他，深知要“过正常生活”，还得要 “过中国这一关”。一直到赖昌星被遣返，人们才意识到，赖昌星家人先期返华，成为法庭决定遣返赖昌星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官在裁决书中认定两点，一是赖昌星在加拿大没有了牵挂，回中国才是“家庭团聚”，这符合加拿大的基本价值观；二是既然赖昌星与中方沟通渠道畅通，证明赖也不怀疑北京的承诺是可以兑现的。对此两点，赖昌星的律师马塔斯不会不清楚，也不会没有提醒过赖昌星，但赖昌星仍然放行，不能说赖没有回国的“打算”。
2009年9月，我在多次对移民部长肯尼的采访中，明确感觉到，加拿大保守党政府遣返赖昌星的决心很大，因为他们不希望这个案例成为许多经济罪犯、贪官污吏滞留加国的“先例”。于是，我提出再度采访赖昌星，赖昌星将地点安排在温哥华最大赌场——河石赌场楼上的总统套房里进行，尽管他说这是朋友的，但至少说明，他与赌友、赌场的关系还是紧密的。在对话中，我对他说，不管时间多长，加拿大政府不会放弃对你的遣返努力，你是否考虑过自愿回国？他的回答是犹豫的，既相信侥幸，又寄希望在律师马塔斯的能耐上。不过，他又讲了所谓自愿回国的三个条件，主要的还是要求公开审讯。这一点，他在这次遣返后也能实现。
2009年10月，赖昌星在著名基督教布道家远志明的布道大会上决志信耶稣，这是他的第二次决志，表达悔改认罪，重新做人，生活好像进入了正常的轨道。但是，也在这个时候，更多的人指责他诈骗敛财；有一个中年妇女，直接来到我所在的电视台诉苦，说她移民加国二十多年，累积的近30万财产，都因为赖昌星告诉她要办高级餐馆，而投入到赖朋友的公司账号上，结果饭店没有影子，钱也泡汤了。可见，赖昌星虽然是“戴罪之身“，但他的“名气”还存在着剩余价值，还在吸引一些无知的人盲从。
我曾直接追问过赖昌星，有没有这样的欺骗行为。他支支吾吾，加以否认，说自己还是一个正在争取合法居留的“犯罪嫌疑人”，没有能量来做不法之事，他要我转告，“受骗的人”可以到法庭去告他，他也知道，警方已经立案调查。或许，近十年的逃亡官司，也让他知道如何利用法律的空隙赚人家的钱，又可以安然脱身。而警方的一种非正式说法是，早就了解了赖昌星的许多“犯行”，但害怕起诉以后案上加案，打官司的时间更长，影响联邦政府的“遣返大计”。
赖昌星的生活模式、生活习惯以及文化水准，都决定了他难以“自我修为”，重新做人，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也决定了他的逃亡生涯，除了引朋呼友、吃饭打牌、赌博消遣以及上网斗地主外，并无其他精彩之处。
自传“烟幕弹”
2009年底，加拿大总理哈珀首次访华，中加高峰会实现。哈珀总理在对华破冰之旅期间，曾经主动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到拖延十年之久的赖昌星案件，表明加国政府遣返的决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赖昌星最终被遣返的大局面俨然成形。赖昌星又嗅觉到危机，为了扭转舆论的流向，赖昌星抛出了写自传的消息，并说已经写成。赖昌星在哈珀访华结束之后的12月5日，首次接受我的电视采访，他欢迎中加关系解冻，也公开承认官司可能打输。用他自己的话说：“十年来，移民部打官司，当然代表加拿大政府要遣返我，我还是那个心态，加中關系变好是好事情，我的官司则听天由命，希望打赢，但也做好了打输的准备”。
有趣的是，在2009年之后，他对中央领导和政府都说正面的话，抱怨的只是专案组，他显然不想得罪中国政府，这是为可能的遣返“打底”。有趣的是，他过去一直避开对卷款潜逃来加拿大的“高山案件”做出评论，但我追问他，对这样的“监守自盗”行为，是否应该追究，他的回答是，不是很懂法律，但高山的行为是“不对的”。针对为何这个时候要出书，是否制造话题赚钱，他的回答是，多年来一直想出书，但又担心带来更多的麻烦，因此没有动。但如今海内外有不少书谈“远华案”，“有不少错误报道，如果我不写出来，就永远说不清。” 他还指责流传很广的《远华案黑幕》一书，也是胡乱拼凑，他“连看都不想看”。
此后，赖昌星又约我见面，直接告诉我，书已经操作成形，执笔者是曾经获得过台湾金钟奖的一个女作家，所欠的是书名。聊了一会儿，他对我说，书名有了，就叫《赖昌星说赖昌星》。他出书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要说一说他的“成长史”和“发家史”，而书中附送的一个光碟，则是要驳斥远华专案组对他的“不实指控”。我问他，有没有政治上的一些内情披露和感情生活上的告白，他说没有。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赖昌星一边在打官司，一边在打探回国的“路径”，写书也是增加“谈判的筹码”。外边的人在看热闹，但赖昌星已经知道，司法决战的日子正在慢慢来临，他在做各方面的准备。
2010年上半年，赖昌星突然“销声匿迹”，那本自传，也不见踪影。期间我与他只通过一次电话，没有聊得太深。到了7月份，赖昌星罕见地主动联络各个媒体的记者，控诉北京专案组派人对回到中国的前妻曾明娜和女儿、儿子等家人施加压力，要他停止出书，专案组甚至派员来温哥华，强迫他的女性朋友（他强调不是“女朋友”）停止了赖的信用卡附属卡。
在大统华酒楼的咖啡厅里，我直接问他，你突然发难，是否在制造话题，为即将到来的司法官司“造势”，他含糊其词，没有正面回答。我又问他，所谓派员施压，真的如报纸引述你的话说，是直接跟你见面吗？他承认不是直接见面，是有人传话。书，最终到他遣返之日，也没有出来。
三个悬念
赖昌星被遣返，回答了三个延续12年的悬念。第一个悬念就是，不少人以为加拿大司法体系一直想留赖昌星。其实，当法庭拒绝赖昌星政治避难，就是决定了不想留他，12年来一直在争取得到遣返的条件，这一点，赖昌星比所有的人看得清楚。如今法庭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所有承诺，当然就需要送人回去；第二个悬念就是，民众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只是表态，其实并未见得非让他回来，如今，赖昌星回去了，就表明北京是玩真的；第三个悬念就是，有人认为赖昌星一旦被遣返，就不会好死。这一点就要留待中国方面来证明了。63岁的加拿大联邦法官肖尔认为，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没有理由违背承诺。
对于巨额走私的犯罪行为，中加两国的认定并无不同。赖昌星也从未否认过走私的问题，他只是自我辩称那是当时制度的漏洞，并非完全是他的错。言下之意，要错也是时代的错。关于走私的金额，如同他曾亲口对我说的，中国政府查证的走私额度比事实还小，其实总额超过了千亿。这一点，他在被遣返后的审讯中，应该有所交代。
赖昌星的12年逃亡生涯，坊间有很多报道和传闻。这次遣返前的保释聆讯，更是扯出了一幅加拿大的缩小版“远华红楼图”，涵盖了跨洋赌博、放高利贷、开妓院、与被杀的黑道大姐大的亲密关系等黑社会一应俱全的内幕消息。但是，以我对赖昌星的多次采访观察，他只是一个无奈寻求“生机”的逃犯。他自己很清楚，“我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法律制裁的“利剑”，从未离开过他的头顶。
凭借着“远华案”的名气以及其引发的政治影响，赖昌星一而在再而三地成为媒体报道的头条，时不时出来搅动一下人们的视觉神经。几次“狼来了”之后，外界普遍认为，赖昌星能够逃亡12年，他也就能够永远地“赖下去”。因此，这次他最终被遣返，外界普遍感到惊讶，觉得意外，纷纷猜测是否有隐情，怀疑中加之间存在政治交换。其实，对于赖昌星来说，“意外”并不意外，一切发展都可以找到内在的逻辑，一切都有“蛛丝马迹”，而最关键、最戏剧性的变化，其实就发生在2009年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
支持妻女回国
2009年初，赖昌星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签证。中国外交部发出严正抗议，加拿大华人社区则是一片哗然。因为2007年遣返无果之后，法庭程序杳无音信，赖昌星则是“好消息不断”。我在他拿到工作签证后，分别采访了他和加拿大移民部长肯尼。肯尼强调，既然案情拖延有将近十年之久，没有最后答案，那么移民部应该遵循人道理由，答应赖昌星方面所求，给予其工作的机会。但这不等于加拿大政府同意赖昌星合法居留，政府要遣返他的立场没有变化。而赖昌星自然兴高采烈，以为加拿大已经给他网开一面，快熬出头了。甚至透露有地产商雇用了他，他自己也想投资做点房地产项目，并争取第一次纳税。当然，谁都可以知道，他要求工作签证，并非是为了干活糊口，所谓“自食其力”，只是“舆论造势”，也为他“哭穷”下注脚，引发外界同情。之后，他也获得了免费医疗保险卡，这两张“卡”，从某种程度上说，等于是获得了“移民待遇”，这也是中方怒斥加方“放任罪犯逍遥”的原因所在。
2009年5月初，赖昌星的前妻曾明娜自愿放弃在加拿大的难民申请，与女儿赖真真返回国内，并得到了政府分配的住房，其弟弟也得到减刑出狱。三个月后，2009年8月3日，移民部长肯尼接受我的专访时透露出曾明娜与女儿回国的实情，并声称加拿大并没有插手他们与中国的交涉，但提供了回国所需的帮助。
此后，中国南方的一家媒体率先发表了我的采访手记，随后不少媒体采访了曾明娜回国的情况。《中国新闻周刊》亦做了“十年一梦赖昌星”的封面报道，影响很大。赖昌星看到有关报道后，主动找我，认为国内对他的案件报道已经不是“一面倒”，他嗅到了一种变化的氛围。我直截了当问他，曾明娜和女儿回国，律师马塔斯是否知道，他是否为自己的回国“解决问题”投石问路。他直率回答，与北京的沟通没有断过，曾明娜是自己想回去，女儿也想有个正常发展的空间，这个事情律师知道，但没有表态支持与否，而他是支持的。在这次谈话中，他透露出，并没有出钱负责曾明娜母女俩的生活费，但是，“有钱就给”。这种说法，与他回答是否在支付高额律师费给马塔斯一样，“有钱的时候会给他，没有钱的时候，就拖着”，而马塔斯也没有回答过拿多少律师费的问题，这是赖昌星的“标准答案”。同时，赖也透露，儿子们也有可能追随妈妈的脚步，回国寻求发展。
赖的回答，让我吃惊，赖昌星虽然拿到了工卡和医疗卡，外界都以为他可以过关了，但经过十年逃亡生涯的他，深知要“过正常生活”，还得要 “过中国这一关”。一直到赖昌星被遣返，人们才意识到，赖昌星家人先期返华，成为法庭决定遣返赖昌星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官在裁决书中认定两点，一是赖昌星在加拿大没有了牵挂，回中国才是“家庭团聚”，这符合加拿大的基本价值观；二是既然赖昌星与中方沟通渠道畅通，证明赖也不怀疑北京的承诺是可以兑现的。对此两点，赖昌星的律师马塔斯不会不清楚，也不会没有提醒过赖昌星，但赖昌星仍然放行，不能说赖没有回国的“打算”。
2009年9月，我在多次对移民部长肯尼的采访中，明确感觉到，加拿大保守党政府遣返赖昌星的决心很大，因为他们不希望这个案例成为许多经济罪犯、贪官污吏滞留加国的“先例”。于是，我提出再度采访赖昌星，赖昌星将地点安排在温哥华最大赌场——河石赌场楼上的总统套房里进行，尽管他说这是朋友的，但至少说明，他与赌友、赌场的关系还是紧密的。在对话中，我对他说，不管时间多长，加拿大政府不会放弃对你的遣返努力，你是否考虑过自愿回国？他的回答是犹豫的，既相信侥幸，又寄希望在律师马塔斯的能耐上。不过，他又讲了所谓自愿回国的三个条件，主要的还是要求公开审讯。这一点，他在这次遣返后也能实现。
2009年10月，赖昌星在著名基督教布道家远志明的布道大会上决志信耶稣，这是他的第二次决志，表达悔改认罪，重新做人，生活好像进入了正常的轨道。但是，也在这个时候，更多的人指责他诈骗敛财；有一个中年妇女，直接来到我所在的电视台诉苦，说她移民加国二十多年，累积的近30万财产，都因为赖昌星告诉她要办高级餐馆，而投入到赖朋友的公司账号上，结果饭店没有影子，钱也泡汤了。可见，赖昌星虽然是“戴罪之身“，但他的“名气”还存在着剩余价值，还在吸引一些无知的人盲从。
我曾直接追问过赖昌星，有没有这样的欺骗行为。他支支吾吾，加以否认，说自己还是一个正在争取合法居留的“犯罪嫌疑人”，没有能量来做不法之事，他要我转告，“受骗的人”可以到法庭去告他，他也知道，警方已经立案调查。或许，近十年的逃亡官司，也让他知道如何利用法律的空隙赚人家的钱，又可以安然脱身。而警方的一种非正式说法是，早就了解了赖昌星的许多“犯行”，但害怕起诉以后案上加案，打官司的时间更长，影响联邦政府的“遣返大计”。
赖昌星的生活模式、生活习惯以及文化水准，都决定了他难以“自我修为”，重新做人，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也决定了他的逃亡生涯，除了引朋呼友、吃饭打牌、赌博消遣以及上网斗地主外，并无其他精彩之处。
自传“烟幕弹”
2009年底，加拿大总理哈珀首次访华，中加高峰会实现。哈珀总理在对华破冰之旅期间，曾经主动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到拖延十年之久的赖昌星案件，表明加国政府遣返的决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赖昌星最终被遣返的大局面俨然成形。赖昌星又嗅觉到危机，为了扭转舆论的流向，赖昌星抛出了写自传的消息，并说已经写成。赖昌星在哈珀访华结束之后的12月5日，首次接受我的电视采访，他欢迎中加关系解冻，也公开承认官司可能打输。用他自己的话说：“十年来，移民部打官司，当然代表加拿大政府要遣返我，我还是那个心态，加中關系变好是好事情，我的官司则听天由命，希望打赢，但也做好了打输的准备”。
有趣的是，在2009年之后，他对中央领导和政府都说正面的话，抱怨的只是专案组，他显然不想得罪中国政府，这是为可能的遣返“打底”。有趣的是，他过去一直避开对卷款潜逃来加拿大的“高山案件”做出评论，但我追问他，对这样的“监守自盗”行为，是否应该追究，他的回答是，不是很懂法律，但高山的行为是“不对的”。针对为何这个时候要出书，是否制造话题赚钱，他的回答是，多年来一直想出书，但又担心带来更多的麻烦，因此没有动。但如今海内外有不少书谈“远华案”，“有不少错误报道，如果我不写出来，就永远说不清。” 他还指责流传很广的《远华案黑幕》一书，也是胡乱拼凑，他“连看都不想看”。
此后，赖昌星又约我见面，直接告诉我，书已经操作成形，执笔者是曾经获得过台湾金钟奖的一个女作家，所欠的是书名。聊了一会儿，他对我说，书名有了，就叫《赖昌星说赖昌星》。他出书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要说一说他的“成长史”和“发家史”，而书中附送的一个光碟，则是要驳斥远华专案组对他的“不实指控”。我问他，有没有政治上的一些内情披露和感情生活上的告白，他说没有。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赖昌星一边在打官司，一边在打探回国的“路径”，写书也是增加“谈判的筹码”。外边的人在看热闹，但赖昌星已经知道，司法决战的日子正在慢慢来临，他在做各方面的准备。
2010年上半年，赖昌星突然“销声匿迹”，那本自传，也不见踪影。期间我与他只通过一次电话，没有聊得太深。到了7月份，赖昌星罕见地主动联络各个媒体的记者，控诉北京专案组派人对回到中国的前妻曾明娜和女儿、儿子等家人施加压力，要他停止出书，专案组甚至派员来温哥华，强迫他的女性朋友（他强调不是“女朋友”）停止了赖的信用卡附属卡。
在大统华酒楼的咖啡厅里，我直接问他，你突然发难，是否在制造话题，为即将到来的司法官司“造势”，他含糊其词，没有正面回答。我又问他，所谓派员施压，真的如报纸引述你的话说，是直接跟你见面吗？他承认不是直接见面，是有人传话。书，最终到他遣返之日，也没有出来。
三个悬念
赖昌星被遣返，回答了三个延续12年的悬念。第一个悬念就是，不少人以为加拿大司法体系一直想留赖昌星。其实，当法庭拒绝赖昌星政治避难，就是决定了不想留他，12年来一直在争取得到遣返的条件，这一点，赖昌星比所有的人看得清楚。如今法庭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所有承诺，当然就需要送人回去；第二个悬念就是，民众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只是表态，其实并未见得非让他回来，如今，赖昌星回去了，就表明北京是玩真的；第三个悬念就是，有人认为赖昌星一旦被遣返，就不会好死。这一点就要留待中国方面来证明了。63岁的加拿大联邦法官肖尔认为，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没有理由违背承诺。
对于巨额走私的犯罪行为，中加两国的认定并无不同。赖昌星也从未否认过走私的问题，他只是自我辩称那是当时制度的漏洞，并非完全是他的错。言下之意，要错也是时代的错。关于走私的金额，如同他曾亲口对我说的，中国政府查证的走私额度比事实还小，其实总额超过了千亿。这一点，他在被遣返后的审讯中，应该有所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