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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以来，不少有关“县太爷”威风的新闻街谈巷议，简直令人心悸。
先是“彭水诗案”，接着是“稷山文案”，去年年底（2007年12月25日）又出现一校长为合情合理合法的公事求县长签字竟遭公安局拘留的荒唐事。说的是陕西绥德县职业中学校长高勇为落实国家对贫困生补助款去找县长崔博签字，赶上崔县长要去参加会议，心急的高校长追着县长两次打开车门要求签了字再走，这下就铸成大错，被县教育局下令停职检查，还被公安局做出对其拘留7天的决定。只因高校长请求办理暂缓执行和行政复议的申请，又交纳了1400元保证金，才得以离开派出所。
谁料，像一幕荒诞剧的情节进入高潮一样，涉及县官威风的故事越演越发离奇了。今年元月4日，辽宁西丰县政法委书记带领三名警察怀揣拘传文书，竟然跑到北京法制日报社所属的《法人》杂志社去抓记者了。只因记者朱文娜采写了一篇《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的文章，报道了西丰女商人赵俊萍因不满西丰县政府对其所拥有的加油站拆迁补偿处理，编发短信讽刺县委书记张志国，被判诽谤罪。这次西丰警方奉命前往京城抓朱文娜，定的罪名也是涉嫌诽谤。有意思的是，刑法明文规定诽谤罪必须由诽谤行为的受害者自诉，法院才能立案，可是本案的“受害者”县委书记张志国本人却宣称他对县政法委书记带领警察到北京拘传朱文娜记者一事一无所知，这就奇怪了，未经张书记批准，谁敢擅自进京拘传记者呢？西丰警方声称朱文娜对张书记的“诽谤”已经“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可是当地根本没有因这篇报道出现任何社会动荡和混乱，有的可能是这位张书记本人的内心慌乱和气急败坏吧，这哪里谈得上什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呢！简直可笑至极。
俗话说“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些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习惯于被奉为至尊的“县太爷”算得上是老虎屁股了，除了顶头上司之外，谁也不能动他们的一根毫毛，本地的百姓不允许，外地的记者也不允许，谁要敢冒犯，就要出动警力，让他尝尝专政工具的威力。怪不得网民要封绥德县的崔博县长为“中国最牛之县长”，封西丰县的张志国书记为“中国最牛之县委书记”。人们不禁要问：如今这些县官究竟怎么啦？怎么会造成如此接二连三的“县官”滥用权力的个案呢？
中国县一级政权太重要也太特别了。它不同于乡镇一级的基层政权，也不同于企业领导，县委、县政府拥有的权力十分齐全而强大，掌控着全县一切资源，其中也包括公安检察司法部门，简直比世界上一些小国家领导人的权力还要大。而现行体制对县级党政主要领导的监督偏偏显得分外乏力，天高皇帝远，数量又庞大，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对他们往往流于形式。和大中城市相比，县里社会民众的文化教育程度和政治参与意识也比较低。有人曾将这一现状概括为“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以至在某些地区，县委书记（也包括县长）成了腐败的“第一重灾区”，同时也是专制霸道、飞扬跋扈、民主空气缺失的重灾区。应当说这两个重灾区是有内在联系的。正因为一切事情个人说了算，权力不受制约，一些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腐败行为有恃无恐，且不能及时发现和查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权力过于集中，缺乏必要的制约。以公安司法部门来说，无论公安、检察、法院，都受制于地方，相当程度上须听命于县委书记，得罪了县委书记，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警察权力和司法权力地方化的问题已十分突出。现实生活中，公安警力常常被领导用于非治安事务中，不管什么性质的问题，只要出现难题，县委书记一声令下或作个暗示，本不该警方管辖的领域都会出现警察的身影。在他们看来，用警方出面处理问题，多么简单干脆，多么省心省力啊！这就涉及一个老问题：这些“县太爷”的权力究竟是谁给予的？记得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但实际情况似乎是官员的权力只是上级领导给予的，和人民群众基本无关。这就使得一些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眼睛向上，只对上级负责，根本想不到要对人民群众负责，他们对群众的利益漠不关心，对群众的呼声嗤之以鼻，平时习惯了下级对他们阿谀奉承，当听到来自群众的尖锐批评，便一触即跳，甚至下决心杀一儆百，最厉害的一招是动用警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威，警察在他们手中简直成了为虎作伥的工具。
不出所料，西丰事件经媒体报道后，立即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也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这种情形下，西丰县警方不得不低头，宣布撤销拘传记者朱文娜，理由是“此举不妥”，并派人到《法人》杂志登门道歉。与此情形相同的是，在陕西榆林市委书记亲自过问下，绥德县也撤销了对职中校长高勇的拘留决定和停职处分，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教育局长还随同市委书记一起看望高勇校长，表示道歉。这当然是好事，只是西丰警方及绥德警方的态度为何如此迅速转变？无非是因为他们各自的上级领导表了态，县里领导不敢不听。
事实上，单单用上级表态的方法来处理问题，虽有眼前的成效，但靠不住，也不能持久，以后类似问题还会不断发生。上级领导不是千手千眼佛，不可能每件事都过问、每个问题都表态，根本在于制度建设，用制度管人，而不是用人管制度、替代制度。
再说，西丰和绥德有关领导一声道歉便万事大吉了吗？如果他们当初的决定不被舆论监督曝光，朱文娜记者和高勇校长便有牢狱之灾；反过来，县领导和公安部门只一声道歉便轻轻松松完事，这公平吗？能使他人引为警戒吗？因此，法律的问题还是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朱文娜已表示向中国记者协会提出申诉，要求“娘家”发出正义的声音，同时将对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对她的诽谤提出反诉。这是朱文娜的正当权利，应得到支持。如果朱文娜的报道基本属实，不是诽谤的话，那么张志国书记就是诽谤，就要受到法律处置。此事应当彻底调查清楚，以法律为准绳，有个大是大非标准，而不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明不白地算了。
从西丰和绥德出现的两件事来看，新闻舆论监督至关重要。有些习惯于称王称霸的“县太爷”十分仇视舆论监督，骨子里却又害怕舆论监督。这正证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加强新闻舆论监督是成本最低、成效最显著的防止官僚主义、遏制腐败的强大武器。
先是“彭水诗案”，接着是“稷山文案”，去年年底（2007年12月25日）又出现一校长为合情合理合法的公事求县长签字竟遭公安局拘留的荒唐事。说的是陕西绥德县职业中学校长高勇为落实国家对贫困生补助款去找县长崔博签字，赶上崔县长要去参加会议，心急的高校长追着县长两次打开车门要求签了字再走，这下就铸成大错，被县教育局下令停职检查，还被公安局做出对其拘留7天的决定。只因高校长请求办理暂缓执行和行政复议的申请，又交纳了1400元保证金，才得以离开派出所。
谁料，像一幕荒诞剧的情节进入高潮一样，涉及县官威风的故事越演越发离奇了。今年元月4日，辽宁西丰县政法委书记带领三名警察怀揣拘传文书，竟然跑到北京法制日报社所属的《法人》杂志社去抓记者了。只因记者朱文娜采写了一篇《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的文章，报道了西丰女商人赵俊萍因不满西丰县政府对其所拥有的加油站拆迁补偿处理，编发短信讽刺县委书记张志国，被判诽谤罪。这次西丰警方奉命前往京城抓朱文娜，定的罪名也是涉嫌诽谤。有意思的是，刑法明文规定诽谤罪必须由诽谤行为的受害者自诉，法院才能立案，可是本案的“受害者”县委书记张志国本人却宣称他对县政法委书记带领警察到北京拘传朱文娜记者一事一无所知，这就奇怪了，未经张书记批准，谁敢擅自进京拘传记者呢？西丰警方声称朱文娜对张书记的“诽谤”已经“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可是当地根本没有因这篇报道出现任何社会动荡和混乱，有的可能是这位张书记本人的内心慌乱和气急败坏吧，这哪里谈得上什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呢！简直可笑至极。
俗话说“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些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习惯于被奉为至尊的“县太爷”算得上是老虎屁股了，除了顶头上司之外，谁也不能动他们的一根毫毛，本地的百姓不允许，外地的记者也不允许，谁要敢冒犯，就要出动警力，让他尝尝专政工具的威力。怪不得网民要封绥德县的崔博县长为“中国最牛之县长”，封西丰县的张志国书记为“中国最牛之县委书记”。人们不禁要问：如今这些县官究竟怎么啦？怎么会造成如此接二连三的“县官”滥用权力的个案呢？
中国县一级政权太重要也太特别了。它不同于乡镇一级的基层政权，也不同于企业领导，县委、县政府拥有的权力十分齐全而强大，掌控着全县一切资源，其中也包括公安检察司法部门，简直比世界上一些小国家领导人的权力还要大。而现行体制对县级党政主要领导的监督偏偏显得分外乏力，天高皇帝远，数量又庞大，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对他们往往流于形式。和大中城市相比，县里社会民众的文化教育程度和政治参与意识也比较低。有人曾将这一现状概括为“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以至在某些地区，县委书记（也包括县长）成了腐败的“第一重灾区”，同时也是专制霸道、飞扬跋扈、民主空气缺失的重灾区。应当说这两个重灾区是有内在联系的。正因为一切事情个人说了算，权力不受制约，一些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腐败行为有恃无恐，且不能及时发现和查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权力过于集中，缺乏必要的制约。以公安司法部门来说，无论公安、检察、法院，都受制于地方，相当程度上须听命于县委书记，得罪了县委书记，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警察权力和司法权力地方化的问题已十分突出。现实生活中，公安警力常常被领导用于非治安事务中，不管什么性质的问题，只要出现难题，县委书记一声令下或作个暗示，本不该警方管辖的领域都会出现警察的身影。在他们看来，用警方出面处理问题，多么简单干脆，多么省心省力啊！这就涉及一个老问题：这些“县太爷”的权力究竟是谁给予的？记得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但实际情况似乎是官员的权力只是上级领导给予的，和人民群众基本无关。这就使得一些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眼睛向上，只对上级负责，根本想不到要对人民群众负责，他们对群众的利益漠不关心，对群众的呼声嗤之以鼻，平时习惯了下级对他们阿谀奉承，当听到来自群众的尖锐批评，便一触即跳，甚至下决心杀一儆百，最厉害的一招是动用警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威，警察在他们手中简直成了为虎作伥的工具。
不出所料，西丰事件经媒体报道后，立即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也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这种情形下，西丰县警方不得不低头，宣布撤销拘传记者朱文娜，理由是“此举不妥”，并派人到《法人》杂志登门道歉。与此情形相同的是，在陕西榆林市委书记亲自过问下，绥德县也撤销了对职中校长高勇的拘留决定和停职处分，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教育局长还随同市委书记一起看望高勇校长，表示道歉。这当然是好事，只是西丰警方及绥德警方的态度为何如此迅速转变？无非是因为他们各自的上级领导表了态，县里领导不敢不听。
事实上，单单用上级表态的方法来处理问题，虽有眼前的成效，但靠不住，也不能持久，以后类似问题还会不断发生。上级领导不是千手千眼佛，不可能每件事都过问、每个问题都表态，根本在于制度建设，用制度管人，而不是用人管制度、替代制度。
再说，西丰和绥德有关领导一声道歉便万事大吉了吗？如果他们当初的决定不被舆论监督曝光，朱文娜记者和高勇校长便有牢狱之灾；反过来，县领导和公安部门只一声道歉便轻轻松松完事，这公平吗？能使他人引为警戒吗？因此，法律的问题还是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朱文娜已表示向中国记者协会提出申诉，要求“娘家”发出正义的声音，同时将对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对她的诽谤提出反诉。这是朱文娜的正当权利，应得到支持。如果朱文娜的报道基本属实，不是诽谤的话，那么张志国书记就是诽谤，就要受到法律处置。此事应当彻底调查清楚，以法律为准绳，有个大是大非标准，而不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明不白地算了。
从西丰和绥德出现的两件事来看，新闻舆论监督至关重要。有些习惯于称王称霸的“县太爷”十分仇视舆论监督，骨子里却又害怕舆论监督。这正证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加强新闻舆论监督是成本最低、成效最显著的防止官僚主义、遏制腐败的强大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