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5个文件，其中4个与生态环境有关，而《关于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方案》，被认为将改变生态环境长期以来作为GDP牺牲品的角色，让备受环境问题困扰的国人看到改善的希望。
　　林业专家、国家林业局高级工程师沈孝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这是早就该做的一件事。“如果能够（严格）实施，真是太好的一件事。”但他又以此前的环保举措大多只落在纸面上的经历，对该制度实施的前景不敢过于乐观。
　　深改组通过的这一文件，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关规定的落地。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这次深改组会议，还通过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这两个文件通过的一个背景，是越来越让人心忧的生态环境现状。《2014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提供的数据是：在全国开展空气监测的161个城市中，年均值达标的只有16个，占比不到10%，其余90%均不达标;在470个开展降水监测的城市中，酸雨城市的比例为29.8%;在4896个地下水监测点中，水质较差和极差的比例为61.5%。
　　从事了近40年自然保护工作的沈孝辉说，在有些地方，自然资源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1998年朱镕基提出来让‘森老虎’下山，森工企业减少了木材生产，林保力度也在加大。可是你到林区走一圈会发现，你就是让他采，也没有可采资源了，资源早就枯竭了。”
　　而留下的资源，也已经不是原来的资源了。“现在南方洪水泛滥，人们总把它归为‘厄尔尼诺现象’，但还有一个因素人们忽视了，我们的森林可不是5000年前的森林了，甚至也不是几百年前的森林了。”沈孝辉说，过去都是原始森林，现在大量变成人工林，而后者的水土涵养能力和前者没法比，“可能只有几分之一。”山上涵养不了水源，雨则泛滥，旱则见底。“有时候我们找不出原因，只好怪老天爷，但其实，天灾下面掩盖的是人祸。”
　　而环境遭到破坏的背后，又是“唯GDP是问”的官员考核制度。在这样的考核制度中，经济发展的指标占有压倒性优势，而生态环境保护的指标微乎其微。这一制度引导的结果，就是在土地资源有限的背景下，经济发展踩着生态环境上位，前者成为堂而皇之的目标，后者则沦为发展的代价。
　　但当这种破坏超过了生态环境的承受限度时，其反作用力开始显现，上述《2014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列举的数据，即是一个表现。而民众最深有体会的，是雾霾锁城，水质变差，以及洪水期的间隔变短。
　　在环境问题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中国开始构建制度的“防火墙”。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改变“唯GDP论英雄”的官员考核机制，减少经济发展在其中的权重，增加生态保护的权重;二、对破坏环境的行为，加大问责的力度。对官员进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正是这一逻辑的产物。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上述规定后，全国很多地方都开展了试点，而深圳的试点在其中较为深入。
　　生态学家、中国生态学会副理事长彭少麟，对生态资源的量化有多年的研究，并带领自己的团队参与了深圳的试点。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这项试点的制度来说，亮点与难点都在生态资源的量化上。

生态资产负债表

　　中国新闻周刊：在深圳的相关试点中，你们的主要工作包括什么？
　　彭少麟：我们是负责生态资源的评估。评估以后要做两件事情，一、通过资源的调查，可以讲出这个区域的生态承载力，也就是说可以支撑多大量的经济，多少人口;二、从动态的角度，可以看出一届政府，或者在单位时间内，这个区域资源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增加或减少对官员有什么影响吗？
　　彭少麟：生态是有价的，它包括一个是有形的资源，一个是无形的资源。有形的资源可以直接统计，比如有多少森林，这个森林有多大面积，这是一个量的概念。还有一个质量的问题，比如1公顷的原始森林，跟1公顷的人造林概念是不一样的，这两点都可以量化。
　　通过计算数量，我们可以看出一届政府森林的面积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如果增加了，我们认为生态资产在数量上增加了;另外还要看质量是不是提高了，比如你通过种种办法增加森林的多样性，尽管数量没有大的增加，但质量有增加。
　　通过生态资源的累加，我们就可以算出这一届政府除了GDP以外，生态是不是也发展了。在官员离任的时候，以前主要是考核GDP，现在应该把生态放进来，如果离任的时候对生态进行考核，那生态建设就变成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最后是要归到一个具体的数字吗？
　　彭少麟：我们希望最后是能评估的。比如通过一个综合指数，就像GDP，我们希望最后能有若干个数值。比如绿色GDP，我们也帮深圳做了一个。我们希望把它弄成一个资产负债表，跟经济一样，最后是正值还是负值，是赤字还是增加了生态价值，我们希望有一个评估的东西。它的好处就是直观地评价你这一届政府在生态这一块做得好不好，经济的发展有没有破坏环境。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现在做这件事情的必要性在哪里？
　　彭少麟：这件事情现在非常重要。为什么呢？政府说我们要把生态文明做好，但生态文明是个什么东西呢？你没有一个量的衡量。最后往往是定性的，说我又建了一个公园，说城市环境很漂亮，这样生态文明建设就变成一个空的东西，政府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比较虚，不会真正下力气去做。

量化的难点

　　中国新闻周刊：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主要的难点在什么地方？
　　彭少麟：有三个方面是有点难的：第一，直观的生态环境，比如我们有多少森林，每个森林的生态效益怎么样，这个可以算出来。但是它的功能提高多少，特别是服务功能这一块，是比较模糊的。比如它吸了多少二氧化碳，吸了多少氧，给人们多少美学的享受，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生态旅游，净化了多少空气等等，现在全世界还没有特别成熟且比较容易的办法。如果太难了，费用就会很高。
　　第二，自然资源的范围是什么，也有一些不确定的东西。比如土地资源算不算？你把森林转变成农田，这种资源怎么计算？或者说我把农田转变成城市用地，这个怎么定义？还是有一些模糊的地方，都是自然资源，转换了以后怎么去考虑。
　　第三，自然资源涉及到水、土壤、空气和生物多样性，最后怎么样简化成我们可以来评估的几个指标，这一块还应该进一步研究。像GDP最后是通过货币来衡量，生态资产最后是不是要转化成为一个能值，或者一个生态值？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生态资源的资产负债表，怎么理解？
　　彭少麟：比如一个林子，原来是10公顷，用掉1公顷去盖房子，就变成9公顷，资产就是-1，而如果又造了两公顷的林，就是 2。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资产负债表与官员评估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彭少麟：从理论上来说，资产负债表如果是负的，一般是说你的资产是减少了。但是评估有一些是转换的，比如现在有一片林子去盖楼了，这时候生态资产就减少了，但是他又建了两个公园，城市的绿化又增加了，最后要看生态总量。
　　中国新闻周刊：那会不会也会考虑城市发展的客观需要？比如在某一任内，正好赶上大发展的时候，可能就对生态损耗比较多，会不考虑这种现实的需要？
　　彭少麟：你的生态资产是负的，那就是负的，但是因为你的其他方面是正的，有可能解释这个负的。这个就是一个指标，你不能说城市发展了，我这个生态资产不好也说好。这种亏损要有一个解释，如果这个解释合理，我相信这个考核也就过了。或者有其他的补偿，我这个林子不行了，我在其他地方造林。
　　中国新闻周刊：你刚才提到了生态资源，这和深改组提到的“自然资源”是一回事吗？和“生态环境”又有什么区别？
　　彭少麟：我觉得应该把“生态”与“环境”区分开来，以前很多人没有区分。要把环境的因素和生态的因素两个结合起来做。“生态环境”不仅仅指“环境”，环境好还是不好，都是由生态来支撑的。只有生态好了，环境才会好，后者是要控制污染，前者是要把生态给做上去。
　　中国人把生态与环境合起来说，事实上是两个学科，一个是environment science，这是环境科学，主要是针对人的，空气污染，水污染;而生态是ecology，不仅仅针对人，而是针对整个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等等。生态是支撑环境的。现在中央讲的自然资源，事实上就是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