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1934年—2018年）：中国评书表演艺术家。1954年走上评书舞台，其《童林传》《隋唐演义》《白眉大侠》《乱世枭雄》等作品风靡一时，与袁阔成、刘兰芳、田连元并称北方评书“四大家”。2018年9月11日，因病逝世，享年84岁。
　　十几年前，记者在天津，但凡坐出租车，耳边总会飘来这个老头儿的声音。有时豪气：“要杀动手，吃肉张口，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有时善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听到那些“哧愣愣”“噗”“啪”的象声词，或是各种齉鼻子、磕巴嘴儿的动静，前面的司机也绷不住脸，“噗嗤”一下乐出声来。
　　这副独一无二的嘶哑嗓子，业内称为“云遮月”。明亮的月亮叫云彩给遮上了，虽有残缺之憾，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就像单先生的命运，自小随父母漂泊江湖，历经种种身心摧残、流亡动荡，终成一代名家。他原本嗓音高亢，后来心火上涌，才成今日嘶哑；他的牙也曾被人打掉几颗，从此疼痛不断，为此狠心将牙拔掉，满口塑料嵌在牙床子上，四处说书录书。
　　从此我就成了先生的铁杆粉丝。我总说先生是“包打童年的单田芳”，确实如此，《隋唐演义》《明英烈》《童林传》《三侠剑》……一部接一部。那时，我们实验小学有一个评书班，给市领导汇报演出的时候，班里60个人，每人说一段《明英烈》，我因为说得最好，总打头说第一段。
　　1996年春节，我和先生第一次见面，在他鞍山的家里。当时感觉，那就是电视上的人下来了。那年我14岁，小胖子一个，说了一段《哪吒闹海》。演完之后，先生跟我说：“咱们说书，一定得像真看见这人似的，比如哪吒，你看，有个小孩儿，个儿不高，七八岁年纪，长得白白净净……”说得特平实，但我至今记忆犹新。小孩儿只管背词儿，模仿他的语音语调，但不明白评书表演背后的东西。先生一句话，“砰”一下把我打穿了。
　　1998年夏天，我还在读高中，利用暑假到北京先生家中学书。他极端自律，早上4点起来，开始准备当天要录的书；然后就去电台，每天上午录4段，雷打不动，好像没有什么诱惑能让他偏离轨道。他这辈子只为说书。
　　先生去世后，一位业内人士到先生家悼念，在遗像前不住叨念：“我太浮躁了，不像您，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您说我怎么才能把心静下来啊？”
　　先生自律，所以自由。该工作的时候就拼命工作，该享受生活的时候就怡然自得地享受自己拥有的一切。还在上世纪90年代，先生家里的马桶就是全自动的，自己掀盖儿。我都惊呆了，机器人啊？他满脸不以为意，这算什么！
　　他那时录书，每天坐着“公爵王”赶奔电台。有一回，他跟我说，“亮儿，下回你再来，发现换奔驰了，说明干得不错；要是换一夏利，说明干得不怎么样。”结果后来果然换了奔驰——说书老头儿坐奔驰小跑！
　　他就是一个特别可爱的老头儿。爱吃甜的，拔丝蜜枣；爱听流行歌曲，跟着录音机哼哼“我的未来不是梦”“你总是心太软”。他烟瘾重，青年评书家关永超回忆与单先生交往，说抽了不少他的中華烟。我就乐，那是没见过先生当年。我小时候见他，都是卷烟叶子抽旱烟，后来也抽“三五”。“三五”什么特点？贵、冲！他从不作淡泊名利状，我努力工作、说书挣钱、享受生活，怎么了？在这方面，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
　　但有很多事情，他是隐忍的，不管是个人的情感诉求，还是历史上遭遇的伤害。他诉说曾经的苦难，都是客观陈述，没有指名道姓，为了行业发展还说些高屋建瓴的好话。这也是他的高明，一面是豁达，一面是自省。他对人生有一种非常透彻的回望，不怒不怨，这种境界很少有人达到。 　　2005年大学毕业，我来到北京，每到周末就去鼓楼西大街的广茗阁茶馆说书，没问人要过钱。2009年，我决定辞职回老家，没想到先生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可能看出了我心愿未满，梦想没死，愿意在北京折腾却无奈离开，所以来安慰我一下。我从没和他细说过，可他却能洞察到我的内心，我只觉得“哎呦”心里一动，受宠若惊。
　　他对什么事儿都很好奇。有一次，他问我：“日本那个森喜朗是怎么回事儿呀？”我告诉他：“那个首相不得人心，支持率只有5%，电视里看着人挺大个儿，其实只是肚子大，人不高。”我写过一些公安刑侦题材的故事，都是小时候从前院派出所警察那儿听来的，诸如十八里店飞毛腿，电车上活捉盲眼独行大盗，帮北京动物园追河马、擒蟒蛇之类的种种。我给先生讲，他听着也觉得好玩儿。我和先生的另一位弟子肖璞韬计划把这些故事录成评书，原想请先生说第一段，我们再跟上。现在只能我们自己慢慢摸索了。
　　其实这也是我和先生比较投缘的地方，我们都喜欢讲故事，尤其是市井民间的故事。当年柳永“奉旨填词”，有井水人家处便有人唱柳词。而今天，或可说有中国人处，便可听到先生的书。他代表的是民间艺术，不沾官气，永远“草根”。
　　我曾经问先生，说书应该怎么说？他没有回答，而是讲了一个梅兰芳与杨小楼的故事。1937年，日本人占领北平，梅兰芳送杨小楼回乡。到运河畔，杨小楼问梅兰芳还唱戏吗？梅兰芳说不唱了。杨小楼说我也不唱了，演了一辈子忠臣孝子，不能临了失节。说完这番话，两人在码头上最后演了一出《霸王别姬》。几年后杨小楼病故。
　　我想先生要说的，是艺人的气节。他们在旧社会是“下九流”，但在动荡乱世，将军可以走、大员可以走，艺人心中的良心不能走。
　　说书人上了台，把惊堂木一拍，代表的就是忠孝节义、天地良心。“文革”那时候，很多人彼此揭发，互相争斗，在权力面前不讲良心，但先生却宁折不弯，打断了腿也坚持：“我没错，我不服！”所以先生的书，幽默有之、诙谐有之，就是找不到猥琐，看不到迎合。单先生做人，永远捍卫自己的原则，“一力降十会”。我佩服先生的艺术，但更尊敬的，还是他做人的气节。

肖璞韬（单田芳关门弟子）：师父坚信一点，发扬评书，不一定非得做个说书人

　　因为父亲和师父早年相识，所以我很早就认识了单先生，每年至少两次，跟着父亲去拜会现在的师父、当年的单爷爷。
　　我在中学时很孤独，周围的小伙伴都在看偶像剧，我真不感兴趣，为了排遣青春的懵懂和烦恼，就开始听书。1999年，群众出版社出了一套17本的《单田芳评书精粹》，我来回翻了好几遍，评书的语言从那时起就算渗入骨髓了。
　　开始认真琢磨评书是在2008年，我在历史系念大二。那时，师父开始录《贺龙传奇》，我就帮他筛选史料，顺便也把录好的书重听一遍，给师父挑挑错。结果听来听去，我就入迷了。
　　从2011年，我开始整理师父的评书文本，10部书，七八百万字。师父老开玩笑，说评书里的书童都了不起，包拯的徒弟颜查散，有个书童雨墨；秦琼他爹秦彝，也有个马童秦安。而我就是师父身边的书童。
　　师父的所有东西都在脑子里，这是我最佩服的一点。2000年，在中央台录《薛家将》的时候，父亲带我去看师父录书。他拿来底本，哗哗翻一遍，扔在一边，上台就说，中间休息时也不再看。2015年，师父81岁了，还给北京文艺台的“京华英雄”系列录了两集节目。本子是我整理的，我拿给师父，老头儿一天就录完了，这一点谁不服？
　　直到去世前，师父还在翻本子，反復研究琢磨。在那一代说书人里，他的编著能力非常强。像《乱世枭雄》，东北流传着好多零零碎碎的张作霖故事，师父整理之后再扩充。这种扩充不是串珍珠，把故事拿线一穿就完，他要去查资料，长时间泡在图书馆里。师父曾经问我：“书上只有一句话：张作霖三上青马坎。‘三上’是怎么上的，肖璞韬你学历史，你知道吗？”这我怎么知道？“我也不知道，资料就这么一句，我就得琢磨，第一上可能遇到问题了，第二上想办法铺垫，第三上才把事儿解决。”那次《乱世枭雄》签售的时候，有一帮年轻人过来，一问，是张作霖研究会的，评书成了历史研究的入门文本。
　　师父还录过一部《栾蒲包与丰泽园》。也是书拿来，细读完，琢磨好，扔一边，开演。刚录了几回，原书作者就来了，一个劲儿地跟师父道谢：“按您说的，我这部书重改一遍，能增色不少。”
　　师父不拘泥于传统，没有任何禁忌，像韩剧、偶像剧、《琅琊榜》、《芈月传》，知道得比我都清楚。有一次，电影《关云长》首映礼请师父去说开场，师父在中间插了一个哏，说曹操占据河北，兵强马壮；孙权有父兄基业，也非常厉害。这都是有基本地盘的，刘备不一样，来回流浪，搁现在讲，就是住廉租房的。这一来，就和现实挂钩了。师父总在琢磨听众的口味和心理，早年在茶社说书自不必说，后来在电台录书，也会隔着玻璃看工作人员的表情，使了一包袱，人家捂嘴一乐，说明包袱响了；要是人家在外头唠嗑或是打盹，说明这段书说得松懈，没把人拴住。
　　我刚上台说书时特别紧张，再加上练过武术和散打，一出拳就把自己闪一下。师父说，“你用不着使这么大劲儿，观众又看不清。”还给我讲当年说书人的奇葩故事，“有人紧张就报天气预报，报完心情就平静了；有人用力过猛，一脚蹬在桌子上，脚趾头折了……”净讲这些好玩儿的事，而他自己遭遇的那些痛苦，师父宁愿把它带走，也不跟徒弟透露一句。
　　现在好多人说评书衰落了，我倒不这么想，它应该是在一个重组期，不论演员还是听众都在更新换代。我已经录了4部书，近期在攒本子，平时也去中小学教评书选修课。有人和我说，给小孩儿说段子别超过5分钟。结果我试着说了一个十七八分钟的段子，一个走神儿的都没有，全盯着我，最后一拍醒木，他们还问：“老师，下面呢？”
　　所以只要观众还在，评书就不会没落。论起这些评书大师们收的徒弟，我师父收的最杂，五行八作、各行各业全有。师父就坚信一点，发扬评书，不一定非得做个说书人，靠一部《三国》《水浒》、一部《三侠剑》《隋唐演义》通吃天下；还可以在别的领域开疆拓土，延续火种，将传统的“评书风”引向更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