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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文革”刚刚结束的20世纪70年代末，有众多作家活跃于中国文坛，期间诞生了一大批被文学史家命名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创作。除此而外，还有一小众作家以创新的思维开启了巡览与触摸中国人精神景象的旅程，其中王蒙、李陀等作家的创作最为抢眼。本文就以李陀小说为关注点，展开一次探究性的回访。
关键词：李陀小说 都市平民 精神景象 巡览 触摸 回访
李陀，中国电影编剧，著名作家、理论家、文学批评家。1982年以前以小说创作为主，他的小说《愿你听到这支歌》曾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另外，他创作的《自由落体》《余光》《七奶奶》等短篇小说以对都市平民精神景象的捕捉与呈现而别具一格。因为这些创作“试图突破思想上的禁区，给保守、持重的中国人以思想上的惊异。虽然只是电光火石的一瞬间，毕竟划破了长长的夜空”{1}。
如今，我们回望20世纪80年代李陀等作家的文学创作，就是试图从中国文学现代性萌生的端口入手，重新捋清新时期文学生长的脉络，寻览与触摸那时中国人的精神景象。关于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与李陀一起开启过中国现代性小说创作大幕的著名作家王蒙，曾经这样说道：“我们搞一点‘意识流’不是为了发神经，不是为了发泄世纪末的悲哀，而是为了塑造更深沉、更美好、更丰实也更文明的灵魂。”{2}没错，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现代主义因素是从意识流小说开始的，这可以追溯到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之后王蒙发表了《布礼》（《当代》1979年第3期）、《夜的眼》（《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1日）、《春之声》（《人民文学》1980年5月号）、《风筝飘带》《蝴蝶》等小说。
还值得一提的是，宗璞的《我是谁》，李陀的《自由落体》《余光》《七奶奶》，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等小说，采用荒诞和时空跳跃等现代小说技巧，表达了复杂的人生体验。向人们展示了小说除了反映外在的社会生活外，还可以书写内心感受和情绪体验，甚至可以包括在潜意识领域的能力延展。这类创作对作家思维和表达的要求无疑是不寻常的，而上述作家就是以富有开拓意义的创作为新时期文学增添了独异性。事实上，这些创作也的确疏离了传统的文学观念与路径，促发了新时期文学丰富的表现空间。
在当时，“王蒙、李陀、张洁、宗璞等作家曾热议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审美活动之间的关系，即随着人们生活的逐步现代化，传统的艺术方式应该自觉变革以跟上时代的节奏。”李陀认为：“文学艺术，不论在内容或形式方面，都面临着一场突破。”{3}另一方面他还以自己的创作来践行变革的理念。
笔者认为，本文论及的李陀的《余光》《七奶奶》这两篇小说，既是对当时涌动的现代叙述艺术实验新潮的感悟之作，也是中国当代作家开始关注中国人，特别是城市平民精神景象的代表性创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创作，因其既秉持宽容又审慎的民族文化立场，又追逐现代主义风向的艺术创新与尝试之举，还是引起了一些专家的关注与评价。对此学者程光炜的见解可谓高屋建瓴：“1982年发表的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和冯骥才、李陀、刘心武的《关于‘现代派’的通信》的文章，是当代文学向‘现代主义’转向的一个重要识别界标。”{4}
一、都市平民的“落寞”世界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学世界尚未形成平民化书写的大气候。表现在于：一、在作家构成中，专业作家的占比很高，网络作家尚未问世；二、在作品人物的构成中，人物大多呈现出外在化（外在语言、行动描写居多）、类型化（干部、知识分子、农民形象居多）的特征。也就是说，具有草根气息的市民阶层的小人物还没有占据文学的殿堂。大规模描写这类小人物的浪潮，应该是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方方、池莉等作家创作的新写实小说中。而与李陀同时代的另一位作家王蒙，更多的则是以知识分子的心理刻画作为他意识流小说探索的承载体，所以，在当时，像李陀这样关注市民小人物精神景象，并开启巡览与触摸之旅的作家还比较少见。尤其是在推送人物落寞心理的时候，作者的刻画尤其精微。有学者认为：“这类小说的特点是把对人物灵魂的深入开掘同客观写实相结合，在较为清晰的情节框架中，交叉着人物的心理活动结构。使人物的意识流动不再是漫无节制地自由泛滥，而是在理性定向的导引下有节制地涌出，显示出中华民族以理节情的审美精神。”{5}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陀小说创作的落寞书写也就应运而生了。他的短篇小说《余光》中老金头生活的落寞，首先在于他是一位鳏夫。除了相依为伴的女儿外，他有一份看大门的工作。因为对“世风日下”现实的深重焦虑与恐惧，他生怕女儿交男友不慎，于是悄悄地跟踪了女儿的约会。在跟踪起初，让他得意扬扬的是，他能将跟踪距离始终保持在安全系数颇高的“二十五步”。就在这个时候，他似乎还能确信女儿的乖顺与规矩。可是当跟踪到游人如织的王府井和恋人居多的北海公园时，老金头不得不与他的“二十五步”作别。最终跟丢的结果让他倍感落寞，此时的落寞不但体现在原本乖顺听话女儿的不再听话，更在于原本自信满满的他只能面对莫大讽刺的全然降临。
其次，落寞还体现于孤独的老金头心甘情愿地守护着自己封闭、落伍的生活。他不读报、不听广播，不结交朋友、没有任何社会交往。这种不健全的社交生活使得他与外界交流、交往的绝大多数通道都关闭着，也就是说，他释放孤寂与落寞的方式只能是愈加的孤寂与落寞。
他有多少年没到王府井这种热闹地方来了，他自己也想不清。他平常不喜欢上街，也可以说除非有特殊的需要，他从不上街。他喜欢安静……
可他今天亲身到王府井来走走，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种沉重感。而且这沉重中还夹杂着气闷和恼怒……他甚至有一种身在异乡之感……虽说他平时不喜欢出门，不喜欢上街，尤其不喜欢到王府井这样的地方来玩，然而像今天这样，在擦肩接踵的人群里却有一种孤独感，可是从来没有过的。
这里的“气闷、恼怒、沉重、异乡感、孤独感”等表达，均让我们充分丈量到了老金头封闭、执拗、落寞的生活状态与外在世界的距离以及由他的边缘化生活延伸出来的都市小人物的精神样态。我们可以想见，失去女儿后的他，生命的存在感只会越加消沉。 《七奶奶》是李陀的另一篇短篇小说，它发表在1982年第8期的《北京文学》上。七奶奶是个寡妇，之前的中风使她彻底失去了行走的能力。而且，她当初中风的根由，也是因为看见儿子将煤气罐驮回了家。瘫在床上的她对外面世界的最大关注，是聚焦于儿媳妇做饭是用安全的老式火炉，还是危险的煤气炉这一点上。她从邻居常六伯那里听说，煤气罐会爆炸，这让被困在床上的她寝食难安、坐卧不宁。“是谁发明的这种缺了八辈子阴德的东西？想想就让人心惊肉跳。拿炸弹放家里，还用她做饭，缺德哟！”
由于“恨屋及乌”，她把所有对煤气罐的恐惧与怨恨都迁移到正在做饭的儿媳妇身上，这种恨可谓电闪雷鸣、痛彻心扉。作者将七奶奶对煤气罐的紧张感提升到了生命挣扎的地步，作品中那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也让我们领悟到，失去行走能力的七奶奶与厨房与煤气罐之间的距离，或许就是80年代老北京市民的守旧心灵与日新月异的时代之间的距离。
同样是落寞，老金头的落寞为自觉自愿的落寞，七奶奶则为迫不得已的落寞。七奶奶参与、把控外在生活的激情与欲望明显高于《余光》中的老金头许多，所以，虽然他们同是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小人物，但二者的精神样态又有所不同。在这里，落寞的走向既是两位主人公人物精神抵达的共性，又是充满区别的个性呈现。所以，“文学观念的突破，确确实实取决于我们能不能从唯社会历史的角度中展拓出去，认识到文学具有若干社会性以外的，甚至更为重要的本质属性”{6}。
二、紧致度、微妙度双高的精神景象
日本学者竹内好曾经说过：“历史并非虚空的时间形式。如果没有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的殊死搏斗的瞬间，不仅会失掉自我，而且也将失掉历史。”{7}
20世纪中叶，文学在塑造人物上存在不少误区，例如，有人认为小说的精彩理应体现在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冲突中，红色审美时期的阶级斗争话语为这种误解提供了貌似正确的答案。再比如，认为非知识分子，非杰出人物或反派人物，其精神世界理应平凡、贫乏、寡淡。因而他们既不具备被文学历史接纳的潜质，也不拥有被重点刻画的资历。七月派作家路翎反其道而行之，他将自己的笔力倾注于对小人物、边缘人物、特异人物精神世界的探秘，由此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展现复杂人生、人性的辉煌世界。可惜的是，这样的作家在那时可谓凤毛麟角。所以，对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的探秘，就是文学的历史存在的真正价值之一。
20世纪80年代的王蒙、李陀等人，“从红色审美的心理定式中解脱出来，作家以自己的个体体验发掘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8}。是的，这些作家，在小说叙事中，在透视民族文化心理时，无论是人性省觉还是文化追逐，都体现为一种集体心理归属。人常说，独角戏难演。是的，老金头、七奶奶既是这两篇小说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以现代性眼光观照人生与心灵的聚焦点。作者的目力正如戏剧舞台上的追光一样，牢牢地将他的人物含纳或收拢在这股强烈的光束之中。作品对老金头、七奶奶高保真的聚焦显像效果，使得小说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甚至其情感与心理上的微风细雨也被放大、被细腻化了。读者由此就在这紧致度、微妙度双高的环境下探照人物微妙且复杂的精神世界，这也促成了作者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度探寻。
老金头、七奶奶都是现实世界的孤独者，如何写好写活这两位孤独者？李陀先生的诀窍就是打开他们的精神世界，让人物在紧张、激烈的内心动荡中凸显人物的两个世界：停滞、平淡的生活世界与紧张、丰腴的内心世界。由此，作品的紧致度与微妙度也就得以凸显。
作品告诉我们，孤单的老金头、卧病在床的七奶奶的人际交往都十分单一而闭塞。封闭孤独的生存环境、疏落隔膜的亲情关系，可能使得他们往往将自己固执于一人或一事。作者借助于具有透视效果的长焦镜头，将老金头对女儿约会的盯梢与担忧、七奶奶对煤气罐的仇恨与恐惧。就是从这看似单调、单薄的视角，再现了两位孤独者内心景象的复杂与纷繁。
《余光》中的老金头，一个落寞、孤独的生命，他性格中欠缺的是老北京人常有的豁达、洒脱之气，却凝固着老北京人身上的偏执与自以为是。他与外面“花花世界”的距离，使得他画地为牢，故步自封。
小说对七奶奶的心灵书写，是通过写她对可能爆炸的煤气罐的高浓度焦虑，对儿媳妇的不满，对童年生活的回忆等情节来展现的。
她心里越来越急。大概正因为这么一急，这阵让人要死要活的咳嗽，倒突如其来地过去了。她赶忙用袄袖子把眼里的泪水擦了擦，又使劲往窗外看。那两盆仙人掌还是碍眼。她早就说过好几回了，让他们把这两盆东西挪开。儿子倒是答应了，可始终没真动手。这会儿她猛地想起，多半儿是儿媳妇在这里头捣了鬼。准的。准是她不让儿子搬。她成心。这女人可歹毒了。她什么干不出来？好几回了，她骗她，假装说是用煤球炉子做饭，可都让她给觉出来了。她不能不防着她。
通过上述心理活动，读者可以大致了解七奶奶一生的轨迹，也能体会她守旧的渊源。七奶奶不像《红楼梦》里的贾母或刘姥姥，她没有具体的外貌，没有鲜明的性格，更没有作者试图体现的褒贬倾向，因为作者并不是通过生活流程，而是通过紧致度、微妙度双高的精神流程来展开文本书写的。
今天看来，这种紧致度、微妙度双高的精神景象的描摹，又确有让小说出离平凡、平庸的功效。
三、老者的小世界与生命的大舞台
人常说，人一老，一般都会趋向好静、怕死、多疑与固执，两位主人公身上确实都有上述症状。如果再细细分辨一下的话，老金头偏向于好静、多疑、固执，七奶奶偏向于怕死、多疑、固执。
身为孤独者兼老者的身份与处境，他（她）多疑、不开通，而这恰恰又是因为他们在身心两方面远离世界、远离亲人的生活状态所致。老金头的好静与多疑是基于对女儿与外在世界的诸多不放心、七奶奶的怕死与多疑是对儿子、儿媳、煤气炉的彻底不信任。对老金头而言，喜欢孤独是其悲剧的最大症结，因为墨守成规意味着与外在环境的疏离与隔绝。七奶奶，一个连自身都无法管理的残疾生命，上演给读者的却是一出想要对抗时代和生活的悲剧。“可这回她没松手。她的两只手还死命地扒着床沿。她就一个心思——死了也得把厨房那边的情形看个明白。”老金头和七奶奶的悲情都在于强烈的掌控欲望与残酷的失控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
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这也是一个传统“孝道”已经碎片化的时代。两位孤独的老者在欠缺人间温情的生存环境中、在老北京小人物的文化心理不肯退场的场域里，在大时空（改革开放）的流转迁变与小时空（老北京平民）的顽固守旧之间的错位中，老金头的守静与固执等于停滞、等于倒退；七奶奶的多疑与固执则是不合时宜、自我损毁。这恰如有人所言：“在文化中始终有一种回跃，即不断转回到人类生存痛苦的老问题上去。”{9}
由此，一个不起眼的生命的小世界与生命关怀体察的大舞台在作者的笔下联通了起来。小说的世界里充满着世俗的气息和小人物无谓的抗争与落寞，但作者的境界却是俯视的姿态与悲悯的情怀。两个似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生命就在这样的悲悯中站立了起来。
{1} 林瑞艳：《80年代“现代派小说”价值重论》，《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2} 王蒙：《关于“意识流”的通讯》，《鸭绿江》1980年第3期。
{3} 李陀：《文学表现手法探索笔谈》，《文艺报》1980-10-12.
{4} 程光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派文学”》，《文艺研究》2006年第7期。
{5} 张学军：《新时期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流变》，《文史哲》1997年第2期。
{6} 刘心武：《关于文学本性的思考》，《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
{7} 竹内好：《何谓近代》，《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83页。
{8} 傅元峰：《风景与审美——1980年代小说特质再探讨》，《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9}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9页。
作 者：雷岩岭，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性别研究；蒋艳丽，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审美教育与女性文学。
编 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李陀小说 都市平民 精神景象 巡览 触摸 回访
李陀，中国电影编剧，著名作家、理论家、文学批评家。1982年以前以小说创作为主，他的小说《愿你听到这支歌》曾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另外，他创作的《自由落体》《余光》《七奶奶》等短篇小说以对都市平民精神景象的捕捉与呈现而别具一格。因为这些创作“试图突破思想上的禁区，给保守、持重的中国人以思想上的惊异。虽然只是电光火石的一瞬间，毕竟划破了长长的夜空”{1}。
如今，我们回望20世纪80年代李陀等作家的文学创作，就是试图从中国文学现代性萌生的端口入手，重新捋清新时期文学生长的脉络，寻览与触摸那时中国人的精神景象。关于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与李陀一起开启过中国现代性小说创作大幕的著名作家王蒙，曾经这样说道：“我们搞一点‘意识流’不是为了发神经，不是为了发泄世纪末的悲哀，而是为了塑造更深沉、更美好、更丰实也更文明的灵魂。”{2}没错，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现代主义因素是从意识流小说开始的，这可以追溯到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之后王蒙发表了《布礼》（《当代》1979年第3期）、《夜的眼》（《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1日）、《春之声》（《人民文学》1980年5月号）、《风筝飘带》《蝴蝶》等小说。
还值得一提的是，宗璞的《我是谁》，李陀的《自由落体》《余光》《七奶奶》，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等小说，采用荒诞和时空跳跃等现代小说技巧，表达了复杂的人生体验。向人们展示了小说除了反映外在的社会生活外，还可以书写内心感受和情绪体验，甚至可以包括在潜意识领域的能力延展。这类创作对作家思维和表达的要求无疑是不寻常的，而上述作家就是以富有开拓意义的创作为新时期文学增添了独异性。事实上，这些创作也的确疏离了传统的文学观念与路径，促发了新时期文学丰富的表现空间。
在当时，“王蒙、李陀、张洁、宗璞等作家曾热议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审美活动之间的关系，即随着人们生活的逐步现代化，传统的艺术方式应该自觉变革以跟上时代的节奏。”李陀认为：“文学艺术，不论在内容或形式方面，都面临着一场突破。”{3}另一方面他还以自己的创作来践行变革的理念。
笔者认为，本文论及的李陀的《余光》《七奶奶》这两篇小说，既是对当时涌动的现代叙述艺术实验新潮的感悟之作，也是中国当代作家开始关注中国人，特别是城市平民精神景象的代表性创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创作，因其既秉持宽容又审慎的民族文化立场，又追逐现代主义风向的艺术创新与尝试之举，还是引起了一些专家的关注与评价。对此学者程光炜的见解可谓高屋建瓴：“1982年发表的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和冯骥才、李陀、刘心武的《关于‘现代派’的通信》的文章，是当代文学向‘现代主义’转向的一个重要识别界标。”{4}
一、都市平民的“落寞”世界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学世界尚未形成平民化书写的大气候。表现在于：一、在作家构成中，专业作家的占比很高，网络作家尚未问世；二、在作品人物的构成中，人物大多呈现出外在化（外在语言、行动描写居多）、类型化（干部、知识分子、农民形象居多）的特征。也就是说，具有草根气息的市民阶层的小人物还没有占据文学的殿堂。大规模描写这类小人物的浪潮，应该是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方方、池莉等作家创作的新写实小说中。而与李陀同时代的另一位作家王蒙，更多的则是以知识分子的心理刻画作为他意识流小说探索的承载体，所以，在当时，像李陀这样关注市民小人物精神景象，并开启巡览与触摸之旅的作家还比较少见。尤其是在推送人物落寞心理的时候，作者的刻画尤其精微。有学者认为：“这类小说的特点是把对人物灵魂的深入开掘同客观写实相结合，在较为清晰的情节框架中，交叉着人物的心理活动结构。使人物的意识流动不再是漫无节制地自由泛滥，而是在理性定向的导引下有节制地涌出，显示出中华民族以理节情的审美精神。”{5}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陀小说创作的落寞书写也就应运而生了。他的短篇小说《余光》中老金头生活的落寞，首先在于他是一位鳏夫。除了相依为伴的女儿外，他有一份看大门的工作。因为对“世风日下”现实的深重焦虑与恐惧，他生怕女儿交男友不慎，于是悄悄地跟踪了女儿的约会。在跟踪起初，让他得意扬扬的是，他能将跟踪距离始终保持在安全系数颇高的“二十五步”。就在这个时候，他似乎还能确信女儿的乖顺与规矩。可是当跟踪到游人如织的王府井和恋人居多的北海公园时，老金头不得不与他的“二十五步”作别。最终跟丢的结果让他倍感落寞，此时的落寞不但体现在原本乖顺听话女儿的不再听话，更在于原本自信满满的他只能面对莫大讽刺的全然降临。
其次，落寞还体现于孤独的老金头心甘情愿地守护着自己封闭、落伍的生活。他不读报、不听广播，不结交朋友、没有任何社会交往。这种不健全的社交生活使得他与外界交流、交往的绝大多数通道都关闭着，也就是说，他释放孤寂与落寞的方式只能是愈加的孤寂与落寞。
他有多少年没到王府井这种热闹地方来了，他自己也想不清。他平常不喜欢上街，也可以说除非有特殊的需要，他从不上街。他喜欢安静……
可他今天亲身到王府井来走走，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种沉重感。而且这沉重中还夹杂着气闷和恼怒……他甚至有一种身在异乡之感……虽说他平时不喜欢出门，不喜欢上街，尤其不喜欢到王府井这样的地方来玩，然而像今天这样，在擦肩接踵的人群里却有一种孤独感，可是从来没有过的。
这里的“气闷、恼怒、沉重、异乡感、孤独感”等表达，均让我们充分丈量到了老金头封闭、执拗、落寞的生活状态与外在世界的距离以及由他的边缘化生活延伸出来的都市小人物的精神样态。我们可以想见，失去女儿后的他，生命的存在感只会越加消沉。 《七奶奶》是李陀的另一篇短篇小说，它发表在1982年第8期的《北京文学》上。七奶奶是个寡妇，之前的中风使她彻底失去了行走的能力。而且，她当初中风的根由，也是因为看见儿子将煤气罐驮回了家。瘫在床上的她对外面世界的最大关注，是聚焦于儿媳妇做饭是用安全的老式火炉，还是危险的煤气炉这一点上。她从邻居常六伯那里听说，煤气罐会爆炸，这让被困在床上的她寝食难安、坐卧不宁。“是谁发明的这种缺了八辈子阴德的东西？想想就让人心惊肉跳。拿炸弹放家里，还用她做饭，缺德哟！”
由于“恨屋及乌”，她把所有对煤气罐的恐惧与怨恨都迁移到正在做饭的儿媳妇身上，这种恨可谓电闪雷鸣、痛彻心扉。作者将七奶奶对煤气罐的紧张感提升到了生命挣扎的地步，作品中那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也让我们领悟到，失去行走能力的七奶奶与厨房与煤气罐之间的距离，或许就是80年代老北京市民的守旧心灵与日新月异的时代之间的距离。
同样是落寞，老金头的落寞为自觉自愿的落寞，七奶奶则为迫不得已的落寞。七奶奶参与、把控外在生活的激情与欲望明显高于《余光》中的老金头许多，所以，虽然他们同是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小人物，但二者的精神样态又有所不同。在这里，落寞的走向既是两位主人公人物精神抵达的共性，又是充满区别的个性呈现。所以，“文学观念的突破，确确实实取决于我们能不能从唯社会历史的角度中展拓出去，认识到文学具有若干社会性以外的，甚至更为重要的本质属性”{6}。
二、紧致度、微妙度双高的精神景象
日本学者竹内好曾经说过：“历史并非虚空的时间形式。如果没有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的殊死搏斗的瞬间，不仅会失掉自我，而且也将失掉历史。”{7}
20世纪中叶，文学在塑造人物上存在不少误区，例如，有人认为小说的精彩理应体现在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冲突中，红色审美时期的阶级斗争话语为这种误解提供了貌似正确的答案。再比如，认为非知识分子，非杰出人物或反派人物，其精神世界理应平凡、贫乏、寡淡。因而他们既不具备被文学历史接纳的潜质，也不拥有被重点刻画的资历。七月派作家路翎反其道而行之，他将自己的笔力倾注于对小人物、边缘人物、特异人物精神世界的探秘，由此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展现复杂人生、人性的辉煌世界。可惜的是，这样的作家在那时可谓凤毛麟角。所以，对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的探秘，就是文学的历史存在的真正价值之一。
20世纪80年代的王蒙、李陀等人，“从红色审美的心理定式中解脱出来，作家以自己的个体体验发掘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8}。是的，这些作家，在小说叙事中，在透视民族文化心理时，无论是人性省觉还是文化追逐，都体现为一种集体心理归属。人常说，独角戏难演。是的，老金头、七奶奶既是这两篇小说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以现代性眼光观照人生与心灵的聚焦点。作者的目力正如戏剧舞台上的追光一样，牢牢地将他的人物含纳或收拢在这股强烈的光束之中。作品对老金头、七奶奶高保真的聚焦显像效果，使得小说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甚至其情感与心理上的微风细雨也被放大、被细腻化了。读者由此就在这紧致度、微妙度双高的环境下探照人物微妙且复杂的精神世界，这也促成了作者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度探寻。
老金头、七奶奶都是现实世界的孤独者，如何写好写活这两位孤独者？李陀先生的诀窍就是打开他们的精神世界，让人物在紧张、激烈的内心动荡中凸显人物的两个世界：停滞、平淡的生活世界与紧张、丰腴的内心世界。由此，作品的紧致度与微妙度也就得以凸显。
作品告诉我们，孤单的老金头、卧病在床的七奶奶的人际交往都十分单一而闭塞。封闭孤独的生存环境、疏落隔膜的亲情关系，可能使得他们往往将自己固执于一人或一事。作者借助于具有透视效果的长焦镜头，将老金头对女儿约会的盯梢与担忧、七奶奶对煤气罐的仇恨与恐惧。就是从这看似单调、单薄的视角，再现了两位孤独者内心景象的复杂与纷繁。
《余光》中的老金头，一个落寞、孤独的生命，他性格中欠缺的是老北京人常有的豁达、洒脱之气，却凝固着老北京人身上的偏执与自以为是。他与外面“花花世界”的距离，使得他画地为牢，故步自封。
小说对七奶奶的心灵书写，是通过写她对可能爆炸的煤气罐的高浓度焦虑，对儿媳妇的不满，对童年生活的回忆等情节来展现的。
她心里越来越急。大概正因为这么一急，这阵让人要死要活的咳嗽，倒突如其来地过去了。她赶忙用袄袖子把眼里的泪水擦了擦，又使劲往窗外看。那两盆仙人掌还是碍眼。她早就说过好几回了，让他们把这两盆东西挪开。儿子倒是答应了，可始终没真动手。这会儿她猛地想起，多半儿是儿媳妇在这里头捣了鬼。准的。准是她不让儿子搬。她成心。这女人可歹毒了。她什么干不出来？好几回了，她骗她，假装说是用煤球炉子做饭，可都让她给觉出来了。她不能不防着她。
通过上述心理活动，读者可以大致了解七奶奶一生的轨迹，也能体会她守旧的渊源。七奶奶不像《红楼梦》里的贾母或刘姥姥，她没有具体的外貌，没有鲜明的性格，更没有作者试图体现的褒贬倾向，因为作者并不是通过生活流程，而是通过紧致度、微妙度双高的精神流程来展开文本书写的。
今天看来，这种紧致度、微妙度双高的精神景象的描摹，又确有让小说出离平凡、平庸的功效。
三、老者的小世界与生命的大舞台
人常说，人一老，一般都会趋向好静、怕死、多疑与固执，两位主人公身上确实都有上述症状。如果再细细分辨一下的话，老金头偏向于好静、多疑、固执，七奶奶偏向于怕死、多疑、固执。
身为孤独者兼老者的身份与处境，他（她）多疑、不开通，而这恰恰又是因为他们在身心两方面远离世界、远离亲人的生活状态所致。老金头的好静与多疑是基于对女儿与外在世界的诸多不放心、七奶奶的怕死与多疑是对儿子、儿媳、煤气炉的彻底不信任。对老金头而言，喜欢孤独是其悲剧的最大症结，因为墨守成规意味着与外在环境的疏离与隔绝。七奶奶，一个连自身都无法管理的残疾生命，上演给读者的却是一出想要对抗时代和生活的悲剧。“可这回她没松手。她的两只手还死命地扒着床沿。她就一个心思——死了也得把厨房那边的情形看个明白。”老金头和七奶奶的悲情都在于强烈的掌控欲望与残酷的失控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
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这也是一个传统“孝道”已经碎片化的时代。两位孤独的老者在欠缺人间温情的生存环境中、在老北京小人物的文化心理不肯退场的场域里，在大时空（改革开放）的流转迁变与小时空（老北京平民）的顽固守旧之间的错位中，老金头的守静与固执等于停滞、等于倒退；七奶奶的多疑与固执则是不合时宜、自我损毁。这恰如有人所言：“在文化中始终有一种回跃，即不断转回到人类生存痛苦的老问题上去。”{9}
由此，一个不起眼的生命的小世界与生命关怀体察的大舞台在作者的笔下联通了起来。小说的世界里充满着世俗的气息和小人物无谓的抗争与落寞，但作者的境界却是俯视的姿态与悲悯的情怀。两个似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生命就在这样的悲悯中站立了起来。
{1} 林瑞艳：《80年代“现代派小说”价值重论》，《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2} 王蒙：《关于“意识流”的通讯》，《鸭绿江》1980年第3期。
{3} 李陀：《文学表现手法探索笔谈》，《文艺报》1980-10-12.
{4} 程光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派文学”》，《文艺研究》2006年第7期。
{5} 张学军：《新时期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流变》，《文史哲》1997年第2期。
{6} 刘心武：《关于文学本性的思考》，《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
{7} 竹内好：《何谓近代》，《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83页。
{8} 傅元峰：《风景与审美——1980年代小说特质再探讨》，《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9}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9页。
作 者：雷岩岭，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性别研究；蒋艳丽，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审美教育与女性文学。
编 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