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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局势的转变和美国综合实力的下降,在美苏对抗、东西方冷战的两极格局中,出现了美国、苏联、中国三个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复杂的战略三角关系,并成为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的显著特征,极大影响了世界格局的走向。
【关键词】冷战时期 战略三角 尼克松主义
二战以后,世界格局逐渐呈现两极趋势,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开始确立。60年代末,国际形势和美苏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对外交政策进行必要调整。“尼克松主义”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收缩”的开始,逐步调整了美国对苏、对华的基本策略,使美苏关系和美中关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转变,美苏中三国关系便由原来的“美—苏中”两极对抗逐步转化为“美—苏—中”相互影响、相互制衡的“战略三角”关系。
“尼克松主义”的提出
1969年7月,尼克松出访亚洲途中,在关岛与随行记者就美国的亚洲政策进行了一次非正式谈话,提出了美国对亚太地区政策的新构想。尼克松承认,越南战争是一场“令人沮丧的战争”,美国虽然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继续扮演重要角色”,但“必须避免采取那些会使亚洲国家依赖我们,以至把我们拖入类似越南战争这种冲突中去的政策”。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要向亚洲友邦强调,“我们仍将信守条约义务,但是,就国内安全而言,就军事防务而言,除受到一个大国的带有核武器威胁以外,美国将鼓励并期待亚洲各国自己承担起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①尼克松后来又在1969年11月3日的越南问题演说以及1970年2月18日的外交政策报告中,把这些非正式谈话提炼成三个要点,即:美国将信守他的一切条约义务;如果一个核国家威胁一个同我们结盟的国家的自由,或者威胁一个我们认为它的生存对我们的安全以及整个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的自由,我们将提供援助;如果发生其他类型的侵略,我们将在接到请求时,提供适当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我们指望直接受到威胁的国家承担主要责任来提供其防务所需的人力。这就是著名的“尼克松主义”。
基于尼克松主义的美国外交战略指导思想认为,对于苏联这个最有能力扰乱和平的国家,应尽量与其缓和已有的危机,并且避免在两面受敌的形势下再惹出新危机;中国也有能力打破亚洲均势,并可以对苏联的冒进达成抑制之效。为此,尼克松政府试图与苏联解决实际问题,并且与中国就全球范围维持对话关系。
尼克松时期美苏关系的缓和
在尼克松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总统尼克松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开始构思新的外交战略,其核心是与苏联关系的“缓和”,这是美国长期遏制政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当然,这需要基于一个前提,就是苏联和中国的分裂,这对尼克松政府对苏态度的转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尼克松曾坦言:“我们过去在和苏联对峙的局势中,已经陷于不利地位。……然而,也有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东西。最重要也是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苏联与中国的分裂。”②美国感到,共产主义阵营并非铁板一块,意识形态差别不应成为阻断两国关系的根本障碍。因此,美国选择以“缓和”来处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敌对关系,要改变过去那种到处插手,导致冷战对峙和危机迭起的代价高昂的外交政策。这种新的战略,会使“遏制政策工作得更好。简言之,成本少,收益大,因为我们在减少遏制对象的数量。”③
“贯彻缓和战略的第一个要求,是同苏联人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④这是战后美国历史上首次试图与苏联进行认真的谈判。尼克松曾指出,美国“应该在外交上和各级的苏联领导人展开讨论,来减少错误估计的可能性,并探索可用双边协定来消除紧张关系的各种领域”。⑤尼克松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分歧,尽管两国素有竞争和争夺,但在某些领域还存在共同利益。苏联是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从美国自身安全考虑,需要削减它的影响,节制它的行为。但美国能力有限,特别是尼克松政府初期所面临的日益紧张的国际、国内局势,绝对无法改变像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内部体制。如果以改变对方体制为条件去谈判或制订协议,结果只会加剧双方的敌意。如果美苏合作,可能会减少双方的敌视,缓解遏制的强度。
尼克松时期美中关系的解冻
60年代末的中国,虽然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相对落后,但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庞大的人口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仍拥有着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条件和潜力。尼克松曾不无夸张地预言:“只要8亿中国人仍处于孤立状态,20年内,中国将会成为世界和平的巨大威胁。”“不出10年,中国将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威吓其他许多国家的核大国。美苏共同创造一个不同世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⑥对于刚刚主政的尼克松政府来说,中国与苏联的决裂和日益敌对,以及北京与北越的特殊关系,都使中国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新战略构想中,是要把中国囊括在国际均衡体系之中的。
同时,尼克松深感美国与中国保持敌对关系的代价太大,“美国不应该将中国永远排斥在民族之林以外,让它愤怒地孤立着。”⑦“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他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终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⑧基辛格也强调:“必须学会富有想象地同几个互相竞争的共产党国家中心打交道……我愿开始同共产党中国对话。”⑨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眼中,与中国的缓解将使苏联在北京—莫斯科—华盛顿的三角关系中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由于担心会落在美国之后,苏联势必与中国争着向美国谋求改善关系,而彼此越来越疏远,越来越紧张,最终留给美国的是三角关系中最为有利的位置。因此,尼克松政府把对中国开放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石。
美苏中战略三角关系评析
正是由于美国对苏、对华政策的上述调整,使得美国、苏联和中国这三个国家相互之间形成了战略上的依赖性,这种三边关系被认为是一种“战略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存在着极为错综复杂的美中、美苏和中苏三对双边关系: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严重对立;中美接近和两国关系的逐渐解冻;美苏关系缓和并伴随争夺。这三对关系彼此影响、相互制约,任何一对关系的变化都会推动或阻碍其他双边关系的发展。然而,这是一个不等边三角,美国在三角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美苏关系的发展决定着整个国际关系的基本走向,制约着中美和中苏关系。美国在利用中苏矛盾加速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同时,借助中国加强在和苏联关系中的地位,推进美苏缓和,实践新的亚洲政策。相对于美国,苏联在三角关系中的地位略显被动,苏联要在积极推进同美国缓和、共谋对付中国的同时,又毫不放松在第三世界同美国展开的激烈斗争。中国则处于明显弱势,偶尔会被美国作为遏制苏联、实现其战略目标的一张王牌,但中国在这个战略三角中的制约和平衡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尼克松主义指导下的美国外交政策,是在冷战背景下、美苏对抗状态中、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为至上原则而形成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为了在国际影响日趋下降、国内矛盾错综复杂的不利形势下继续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政府放弃了一贯标榜的意识形态原则,抛开了始终推崇的传教士责任,改变了长期坚守的救世主形象,开始逐渐背弃盟国,与红色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亲密接触,以减轻军事和经济负担。对此,在1970年尼克松提交给国务院的外交政策咨文中曾露骨的说道:“我们的目标,首要是通过合理的外交政策长期支持我们的利益。……我们必须根据自身利益形成承诺,而不是相反。”尽管如此,美苏中三角关系的三边平衡与稳定结构所带来的制衡状态,要远远好于两极的相互对立与极度遏制。正如尼克松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所说:“互相制衡而非利用一个反对另一个,即构成一种均衡,那么世界就将是一个更为安全、更为美好的世界。”美、苏、中错综复杂的战略三角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有利的促进了20世纪70年代整个国际局势的缓和与稳定。(作者为吉林师范大学讲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Editorial Note,FRUS,1969~1976,Volume I,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document No.29.
②⑤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上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416~417页、343页。
③John Gaddis,The Rise,Fall and Future of Detents,Foreign Affairs,vol.62,No.2,Winter 1983/1984,359~360.
④⑤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304页、311页。
⑥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339页、第485页。
⑦Richard Nixon,Asia After Vietnam,Foreign Affairs,vol.46,No.1,October 1967, 113~125.
⑧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1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218页。
⑨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626页。
【关键词】冷战时期 战略三角 尼克松主义
二战以后,世界格局逐渐呈现两极趋势,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开始确立。60年代末,国际形势和美苏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对外交政策进行必要调整。“尼克松主义”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收缩”的开始,逐步调整了美国对苏、对华的基本策略,使美苏关系和美中关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转变,美苏中三国关系便由原来的“美—苏中”两极对抗逐步转化为“美—苏—中”相互影响、相互制衡的“战略三角”关系。
“尼克松主义”的提出
1969年7月,尼克松出访亚洲途中,在关岛与随行记者就美国的亚洲政策进行了一次非正式谈话,提出了美国对亚太地区政策的新构想。尼克松承认,越南战争是一场“令人沮丧的战争”,美国虽然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继续扮演重要角色”,但“必须避免采取那些会使亚洲国家依赖我们,以至把我们拖入类似越南战争这种冲突中去的政策”。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要向亚洲友邦强调,“我们仍将信守条约义务,但是,就国内安全而言,就军事防务而言,除受到一个大国的带有核武器威胁以外,美国将鼓励并期待亚洲各国自己承担起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①尼克松后来又在1969年11月3日的越南问题演说以及1970年2月18日的外交政策报告中,把这些非正式谈话提炼成三个要点,即:美国将信守他的一切条约义务;如果一个核国家威胁一个同我们结盟的国家的自由,或者威胁一个我们认为它的生存对我们的安全以及整个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的自由,我们将提供援助;如果发生其他类型的侵略,我们将在接到请求时,提供适当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我们指望直接受到威胁的国家承担主要责任来提供其防务所需的人力。这就是著名的“尼克松主义”。
基于尼克松主义的美国外交战略指导思想认为,对于苏联这个最有能力扰乱和平的国家,应尽量与其缓和已有的危机,并且避免在两面受敌的形势下再惹出新危机;中国也有能力打破亚洲均势,并可以对苏联的冒进达成抑制之效。为此,尼克松政府试图与苏联解决实际问题,并且与中国就全球范围维持对话关系。
尼克松时期美苏关系的缓和
在尼克松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总统尼克松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开始构思新的外交战略,其核心是与苏联关系的“缓和”,这是美国长期遏制政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当然,这需要基于一个前提,就是苏联和中国的分裂,这对尼克松政府对苏态度的转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尼克松曾坦言:“我们过去在和苏联对峙的局势中,已经陷于不利地位。……然而,也有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东西。最重要也是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苏联与中国的分裂。”②美国感到,共产主义阵营并非铁板一块,意识形态差别不应成为阻断两国关系的根本障碍。因此,美国选择以“缓和”来处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敌对关系,要改变过去那种到处插手,导致冷战对峙和危机迭起的代价高昂的外交政策。这种新的战略,会使“遏制政策工作得更好。简言之,成本少,收益大,因为我们在减少遏制对象的数量。”③
“贯彻缓和战略的第一个要求,是同苏联人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④这是战后美国历史上首次试图与苏联进行认真的谈判。尼克松曾指出,美国“应该在外交上和各级的苏联领导人展开讨论,来减少错误估计的可能性,并探索可用双边协定来消除紧张关系的各种领域”。⑤尼克松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分歧,尽管两国素有竞争和争夺,但在某些领域还存在共同利益。苏联是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从美国自身安全考虑,需要削减它的影响,节制它的行为。但美国能力有限,特别是尼克松政府初期所面临的日益紧张的国际、国内局势,绝对无法改变像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内部体制。如果以改变对方体制为条件去谈判或制订协议,结果只会加剧双方的敌意。如果美苏合作,可能会减少双方的敌视,缓解遏制的强度。
尼克松时期美中关系的解冻
60年代末的中国,虽然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相对落后,但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庞大的人口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仍拥有着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条件和潜力。尼克松曾不无夸张地预言:“只要8亿中国人仍处于孤立状态,20年内,中国将会成为世界和平的巨大威胁。”“不出10年,中国将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威吓其他许多国家的核大国。美苏共同创造一个不同世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⑥对于刚刚主政的尼克松政府来说,中国与苏联的决裂和日益敌对,以及北京与北越的特殊关系,都使中国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新战略构想中,是要把中国囊括在国际均衡体系之中的。
同时,尼克松深感美国与中国保持敌对关系的代价太大,“美国不应该将中国永远排斥在民族之林以外,让它愤怒地孤立着。”⑦“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他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终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⑧基辛格也强调:“必须学会富有想象地同几个互相竞争的共产党国家中心打交道……我愿开始同共产党中国对话。”⑨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眼中,与中国的缓解将使苏联在北京—莫斯科—华盛顿的三角关系中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由于担心会落在美国之后,苏联势必与中国争着向美国谋求改善关系,而彼此越来越疏远,越来越紧张,最终留给美国的是三角关系中最为有利的位置。因此,尼克松政府把对中国开放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石。
美苏中战略三角关系评析
正是由于美国对苏、对华政策的上述调整,使得美国、苏联和中国这三个国家相互之间形成了战略上的依赖性,这种三边关系被认为是一种“战略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存在着极为错综复杂的美中、美苏和中苏三对双边关系: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严重对立;中美接近和两国关系的逐渐解冻;美苏关系缓和并伴随争夺。这三对关系彼此影响、相互制约,任何一对关系的变化都会推动或阻碍其他双边关系的发展。然而,这是一个不等边三角,美国在三角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美苏关系的发展决定着整个国际关系的基本走向,制约着中美和中苏关系。美国在利用中苏矛盾加速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同时,借助中国加强在和苏联关系中的地位,推进美苏缓和,实践新的亚洲政策。相对于美国,苏联在三角关系中的地位略显被动,苏联要在积极推进同美国缓和、共谋对付中国的同时,又毫不放松在第三世界同美国展开的激烈斗争。中国则处于明显弱势,偶尔会被美国作为遏制苏联、实现其战略目标的一张王牌,但中国在这个战略三角中的制约和平衡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尼克松主义指导下的美国外交政策,是在冷战背景下、美苏对抗状态中、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为至上原则而形成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为了在国际影响日趋下降、国内矛盾错综复杂的不利形势下继续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政府放弃了一贯标榜的意识形态原则,抛开了始终推崇的传教士责任,改变了长期坚守的救世主形象,开始逐渐背弃盟国,与红色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亲密接触,以减轻军事和经济负担。对此,在1970年尼克松提交给国务院的外交政策咨文中曾露骨的说道:“我们的目标,首要是通过合理的外交政策长期支持我们的利益。……我们必须根据自身利益形成承诺,而不是相反。”尽管如此,美苏中三角关系的三边平衡与稳定结构所带来的制衡状态,要远远好于两极的相互对立与极度遏制。正如尼克松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所说:“互相制衡而非利用一个反对另一个,即构成一种均衡,那么世界就将是一个更为安全、更为美好的世界。”美、苏、中错综复杂的战略三角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有利的促进了20世纪70年代整个国际局势的缓和与稳定。(作者为吉林师范大学讲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Editorial Note,FRUS,1969~1976,Volume I,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document No.29.
②⑤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上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416~417页、343页。
③John Gaddis,The Rise,Fall and Future of Detents,Foreign Affairs,vol.62,No.2,Winter 1983/1984,359~360.
④⑤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304页、311页。
⑥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339页、第485页。
⑦Richard Nixon,Asia After Vietnam,Foreign Affairs,vol.46,No.1,October 1967, 113~125.
⑧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1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218页。
⑨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6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