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都在提“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其中，“知情权”是放在另外三权之前的。
　　这个概念是从西方国家引进过来的，最早出现于欧洲与美国。就拿美国来说，“知情权”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才被法律正式认可的。当然，在这之前，民主的理念中也始终有“知的权利”这个说法。可是，在现实中，在没有法律保护公民“知情权”的情况下，要做到真正知情，实在是有一定困难的。
　　美国以法的形式彰显公民的“知情权”是从“联邦资讯公开法”开始的，这部法1966年获得通过，1967年开始执行。
　　有了这部法律和没有这部法律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你去政府查档案，询问会议结果与决议之类的，他们会告诉你：无可奉告。你如果再问，他们甚至会把你赶出去，怀疑你问这些东西的动机，甚至威胁要告你妨碍公务。有了这部法律，你就可以去要求政府公开相关资讯，他们如果问你，你要这些资料干啥？你反而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无可奉告。——即便你“无可奉告”，他们还得乖乖地向你奉上你索要的资讯，因为这是法律规定的。
　　可见，要想落实公民的“知情权”，首先要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公民的这一权利，也以法律的形式规范政府的行为。可是，有了法律就万事大吉吗？当然不会，美国公民（尤其是媒体人）的“知情权”并没有因为这部法律的颁布就得到了保障，知的权利甚至没有因此而扩大，怎么回事呢？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你有决策我有对策”，大家知道，再公开的政府，也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例如涉及到国家安全、个人隐私、人事细则、法律调查等等，就不能完全公开。
　　不过，美国媒体记者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从来不吃“嗟来之食”。于是，我们看到过去40多年里，美国人常常拿这个法律作平台，想要跳得更高和更远。你说国防部的一切都是保密的，那好，就有记者出来挑战你，要求你公布国防部每年用于给士兵购买擦屁股的卫生纸，一共花费了多少纳税人的钱？是否有收回扣现象？
　　没想到，国防部连这个也找到了保密的理由：你要是知道了一个人每天用多少卫生纸，又知道了我们一年给各个驻地的士兵供应多少卫生纸，两个数字相除，不就知道了我们某个基地的驻军人数？那可是涉及国家安全的绝密啊……
　　这种对“国家安全”的解释一旦在报纸上披露出来，当然就遭到了美国民众的一致嘲笑，结果，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停地站出来挑战国务院与国防部的“国家安全”底线。终于，连国务院与国防部也招架不住了，只好也开始政务公开。结果，公众终于在媒体上看到了国防部某个水龙头的采购价高达1000美金，一个马桶盖的采购价是400美元……
　　美国联邦政府与民众对“知情权”的推动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不能只靠“仁政”来取信老百姓，必须得靠法律，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而民众呢，有了法律还不够，还要去运用法律，用法律来监督政府，来保护自己。
　　中国政府的政务公开这些年有一定进步，但还远远不够，政府需要立法，完善规章制度，公民也应该主动督促，要求他进一步公开政务，以此扩大公民的“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