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民意调查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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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机构多如牛毛,调查报告和消息发布频繁,人们几乎生活在民调之中。民调问题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汇编成一部书,就是《十万个为什么》——在国外体验民意调查,会大大超出你的想象
  
  “人民的声音即上帝的声音。”这是西方社会普遍流传的一种说法。法国思想家卢梭强调,民意不能在被逼迫的情况下产生,而政府可以藉民意间接地影响世道人心。美国民主之父托马斯·杰斐逊也曾说过:“民主政府是建立在民意基础之上的。”
  尽管你可能在书中、在报刊上读到过这些语句;尽管你可能在电视中看到过各国总统大选前硝烟弥漫的民意测验景象;尽管你可能听说过盖洛普、AC尼尔森,但如果你真的去某个国家了解,民意调查事业还是会大大超出你的想象。
  
  调查,无处不在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调查统计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柯惠新与民意调查打了20多年的交道,她虽然自信对发达国家的民意调查业还算了解,但每每到国外与同行们探讨、交流、合作时,她还是会接触到许多更新的东西。
  还是在中国民调事业刚刚被国人所接触的1994年,柯惠新作为国家教委派出的高级访问学者来到美国,她对那次的访问经历记忆犹新。刚到美国,柯惠新希望去几个调查公司考察参观,她试图先通过电话进行查找,“打开电话簿,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柯惠新回忆说,“仅仅在我居住的康州的小镇汉顿附近,就有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商业性的调查公司。”
  要从几百个调查公司中进行选择,谈何容易。人生地不熟的柯惠新只得求助于美国同行,一位自上世纪60年代起就从事民意调查工作的教授,热心地帮她联系了十来个不同类型和规模的调查公司,“不管是实力雄厚的大公司,还是精干单一的小公司,都有一套适用的调查技法和配套的管理人员及设备。”柯惠新说,“美国不仅调查机构多如牛毛,调查报告和消息发布也非常频繁,在美国的半年中,我几乎每天都可以从广播、电视和报纸中听到和看到关于民意调查的消息或报道。”
  柯惠新所在的一所仅有3000名学生的私立大学,每年却要由学校出资进行十几个项目的民意调查。特别是在州政府选举期间,要对候选人及现任主要官员进行评价,并对选举结果做出预测。当地电视台还会免费提供30分钟的播出时间,让这所大学的民意调查研究所负责人报告调查的结果,同时回答各方的问题。
  每天晚上5点半之后,就是学生调查员的工作时间了,在一个约20平米的房间里,12位调查员面对12台电脑,头戴耳机,紧张地与受访者对话。柯惠新常常整晚整晚地呆在这里观察,她发现,因受访者滔滔不绝而使访问难以结束的情况并不少见,“本来十多分钟就可以完成的一个访问,有时要花掉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时间。”
  柯惠新清楚地记得,有一个叫NNSP的全国州调查网络,是由进行州范围民意调查的机构组成的,到1994年年底,共吸纳了来自美国39个州的49个调查机构作为其会员,会员有私人市场/民意调查公司,但主要都是各个大学的调查中心或民意调查研究所。令柯惠新惊讶的是,加入这个调查网络并不需要交纳任何会费,“唯一的要求是对州范围的民意调查感兴趣并愿意与其他调查机构分享调查结果。他们还以新闻信件的形式发布近期的州范围民意调查的消息和主要结果,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写了一封信索要该资料,结果很快就收到了最新的信件。”
  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数据常常令柯惠新喜出望外,在她1996年与刘红鹰共同编著的《民意调查实务》中,列举了一些摘自1994年第18期NNSP新闻信件中的部分调查结果。例如:
  问题:克林顿夫人表现如何?
  在克林顿就职初期,67%的人对她评价很高;此后,男性对克林顿夫人的评价有些下降,但女性的评价保持在高水平。
  在1月和9月盖洛普调查中,49%的人认为她不应该介入制定政策,46%(1月)、47%(9月)认为她应该介入。
  公众认为克林顿夫人是有才有智的(40%的人认为她比她的丈夫聪明),有野心的,强硬的,但又是热情的和可爱的。
  盖洛普1993年9月的调查中有47%的人说她有资格在将来胜任美国总统,而45%觉得她不够资格。
  2006年至2007年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冯薇也感到,英国人似乎就生活在民调之中,“民意调查问卷很多,在大街上、公园里,会有很多人过来找你帮忙填问卷,而大家也并不反感。”冯薇说,在英国,很多老师、学生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以发放问卷的形式来获得第一手的数据。有时候老师需要做的调查问卷比较多,就会雇用学生当访员,帮助自己去做调查,“我上学的那会儿,一般是做一份调查问卷,能得到1英镑的报酬。此外,老师还会给我们一些钱,让我们买些小礼物,送给帮忙填写问卷的人。”
  因为忙于学业,冯薇并没有参与过政府所作的民意调查,她说,这类民意调查通常会占用受访者比较多的时间,“估计半小时都打不住吧。”她说,那些问卷通常设计得非常细致,通过严密的问题设计,来调查某个政党或政坛人物的支持率,而相关的民调机构会把设计好的问卷先交给学校的学联,再由学联负责找学生来做测试,“因为学联有学生数据库,清楚地知道每一位学生的状况,可以按照民调机构的要求来寻找受访者。”
  
  民调问题像是“十万个为什么”
  
  如果把国外各個机构所做过的民调问题汇编成一部书,估计厚度不会亚于中国的百科全书《十万个为什么》,而且问题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
  在美国,最让柯惠新感到吃惊的是调查所涉及的内容,“小至养猫养狗、喝咖啡、骑自行车;大至克林顿、州政府,甚至上火星登月球,无所不有。”
  一位在私立大学民意调查研究所工作的教授告诉柯惠新,在1993年一年之中,他除了讲授四门大学本科的课程外,还采用电话调查的方式,为学校、州政府和其他非营利机构主持完成了17项民意调查,内容有“对州政府官员的评价”、“当地安全问题和犯罪情况”、“官员赌博问题的看法”、“在中小学开展性教育的情况”,等等。
  国外学生参与的许多调查也会令中国学生感到新鲜和有趣。目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的中国女孩舒夷白在参与了由《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与新浪网联合进行的“民情观察室”的一项调查后,饶有兴趣地告诉《小康》记者,最近,她在学校学生会参与了一次民调,内容是关于学生对ROTC(美国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看法。而平时,因为一些课程要求学生做调查,学生组织,比如Stanford Daily就会在网站上挂出一些相关的问题。偶尔,学生宿舍、食堂也会通过电子邮件,向学生们征询“是否开新食堂”之类的问题。
  在日本青森大学读书的宋钰经常接受的调查大多和他的学业有关,他告诉《小康》记者,校门口常常有当地教育机构主管高校收费的部门工作人员,看到学生,他们便会迎上去询问“你觉得学校的学费高吗?”等问题。到了每学期期中和期末的时候,学校还要求学生用手机登录学校网站,在专门的页面上,给自己的每一位任课老师作评价,“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你觉得这位老师讲课清不清楚’。”宋钰说。
  为了保证自己设计的问卷能够得到有效的反馈,让收集到的数据更科学、更真实,国外不少大学都开设了调查统计课或是数据分析课。冯薇学的是体育管理专业,但数据分析却是她必须完成的一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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