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对“情商”（emotional quotient）这一概念有点排斥。虽然智商和情商都是心理学家的发明，但在我的心目中，与IQ（intelligence quotient）相比，情商更是一种大众化的概念而非学术概念。在汉语里，“情绪商数”被简化成“情商”更是增加了被误解的几率。
　　智商诞生初期，只是基于把一些智力缺乏的儿童与智力正常的儿童区分出来的一种工具，没想到智力测量的发展走向了与其初衷相反的道路，成为在正常人群中挑选智力超群之人的工具。
　　19世末20世纪初，法国教育部长找到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奈，请他设计一种方法，以便早期确定那些可能从常规课堂之外受益的儿童。比奈的方法经过几轮更新和修正，最后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智力测量标准。现在最常见的是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其实就是比奈测验的美国版）。其实心理学家加德纳提出的八种智力中已经包含了有关情商的部分内容。他认为人的智力可分为音乐智力（比如小提琴家梅纽因在3岁时对音乐的感受）、身体运动智力（舞蹈演员和运动员以及外科医生比较擅长的那种）、逻辑数学智力、语言智力、空间视觉智力（美术家和建筑学家所突出的部分）、人际交往智力、自我认知智力和自然观察智力八种，其中第六种人际交往智力，就是指与他人互动的技能，如对他人的心情、气质、动机和意图的敏感性。
　　就像一种药物的流行标志着某种疾病的流行一样，后来“情商”的概念随着一本畅销书的行销而铺天盖地。其实这反映了社会趋势和价值观的变化。在人们心目中，智商的遗传因素多，而情商是可以训练出来的。按道理，中国人不应缺乏情商，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是一种修身和人际关系的学问，讲究“仁”、讲究“和”，但现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这次的复旦投毒事件背后，其实也没有深仇大恨。只是三位室友因为饮水的小小争执，林某就怀恨在心投毒杀人。其犯罪情节也并不复杂，不是什么“高智商犯罪”。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倒是林某的虚伪程度。黄洋病发入院后，作为实习医师，林还给黄洋做了B超；黄洋的父亲赶到上海后，在寝室留宿，与林共处一晚，林神色自若。在黄洋病情恶化时，林和同学讨论的是论文送审和盲审的事。其镇定自若，让人惊叹。其冷酷程度，让人惊讶。
　　看清楚是一回事；如何对待是另一回事。前者属于智力范畴，后者属于道德范畴，从心理学家的眼光看，就是人格障碍的问题。也许对这个犯罪嫌疑人会有各种各样的精神分析，但我坚信，像林某这样人格特征的人，不会有真正的忏悔和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