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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抱着让所有人都会唱一段豫剧的梦想，小香玉落户山西，并于1994年用自己的积蓄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希望艺术学校。办学近20年来，她历尽艰辛，培养出一批批艺术人才，并在央视春晚大放异彩。生活中的小香玉率真、随和，第一次婚姻结束后，又收获了一桩甜美的“姐弟”姻缘，40岁才做母亲的她，因为儿子的出世改变了对幸福的看法。让我们走近性情女人小香玉的情感世界……
几千个“儿女”是我最大的骄傲
记者（以下简称记）：1994年，您拿出所有积蓄在山西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希望艺术学校，为什么想到公益办学呢？
小香玉（以下简称玉）：我从小就偷师学艺，到15岁有了些名气，那时就有个梦想，让所有人都会唱一段豫剧，不求他们唱得多专业，只求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唱豫剧，让这种传统艺术长久地散发魅力。在办学这件事情上，奶奶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她还抱病跑到山西帮我找有关部门说话，争取各个部门的帮助。办希望艺术学校也是受奶奶的影响，奶奶当年给国家捐飞机，我办希望艺术学校也是想为国家做些艺术传承方面的事情。
记：您从红极一时的演员，到成为几百名孩子的“校长妈妈”，角色转变顺利吗？
玉：角色转变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刚开始，学校没有房子，招来的第一批孩子就住在我家里。这些孩子来自山西、陕西、河南、安徽等地的农村，刚来时身上还有股牛羊身上的味儿，让我很不适应。有个孩子被尿憋坏了，悄悄往我家卫生间探头一看：这么干净的地方，怎么尿尿呢？不得已，他只好找了个易拉罐撒尿。得知这个事情后，女人的本性让我决心用母爱去包容这些孩子。我为孩子们洗澡、剪指甲，临睡前总要陪他们玩一会儿。学校刚创办时人手紧张，我就亲自去菜市场为孩子们买菜，与菜农讨价还价，帮着抬煤扛粮。看我把心都操到了他们身上，孩子们都对我很亲近。从孩子们身上，我找到了做母亲的感觉。一次坐飞机，空姐给每位乘客赠送一个飞机模型，临下飞机时，我把同机好友的飞机模型和吃剩下的食品都要了过来。空姐好奇地问：“您这是带给谁的呀？”我笑着说：“家里孩子多，分不过来。”
记：孩子们真正叫您“妈妈”是什么时候？
玉：第一批孩子都是从山里来的孤儿，在学校里待了两年，我才让他们放假回一次家。山里的通讯和交通都不方便，我反复交代他们要给我写信，必须每天给我写一封信，一个星期寄一次，我要看他们在哪里盖的邮戳，就怕丢了。一天，我收到了一个孩子的信，他在信里写道：“我回来这么长时间，特别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想叫你一声妈妈。因为在学校两年多，我觉得你像我妈妈一样疼我，可我知道我现在还没有资格叫你妈妈，等到将来我有本事了再叫。”这封信让我很感动，我马上给他回信说：“孩子，你现在就可以叫我妈妈，因为这是你对我工作的一种肯定，你是在鼓励我，我需要你这样叫我。”那次开学以后，学校里的所有孩子都叫我“校长妈妈”，我也特别喜欢这个称呼。
记：当这么多孩子的妈妈，您心理压力也很大吧？
玉：孩子太多了，光是安全、健康方面的问题就够让我担惊受怕的。一天，一个来自湖南山区的孩子一大早来找我，哭着说：“妈妈，我早上起来耳朵就听不见了。”我吓坏了，好好的孩子怎么突然就听不见了？我赶紧带他去医院检查，原来是耳垢太多了，给堵住了。医生给他耳朵里滴了药水，然后给他掏耳朵里的东西，疼得那孩子直流泪。我让他抓住我的胳膊，还安慰他说：“没事儿，有妈妈在身边。”医生给他看完病，我的胳膊都快被他抓破了。办学这么多年，我最担心的是孩子流失，有的孩子进步很快，是可造之材，家长却不愿意让他们学了，怕我不同意，就半夜潜入学校偷偷把孩子领走。第二天，我一看孩子没了，就带人到火车站、汽车站、大街上去找，回到家，家长才打电话过来告诉我真相。培养了几年的孩子突然走了，我心里的感受很少有人能懂。
记：您为何把学校迁到了北京？现在学校规模挺大吧？
玉：2007年底，我受邀到北京市平谷区渔阳滑雪场演出，当时我就有在北京找个地方办学的想法。平谷区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办一个寄宿制的艺术学校。演出结束后，我对渔阳集团董事长李伟杰说了办学的想法，他就把平谷区副区长王晓光介绍给我，我和王区长一拍即合。在平谷区政府的帮助下，2009年，我在平谷区建成了北京绿谷小香玉艺术学校，光建筑面积就有2万多平方米，硬件设施一流，我还从全国各地招来素质过硬的艺术课、文化课老师，生源也更加广泛。一日为师，终生为母。从1994年办学到现在，光从我手下走出去的孩子就有几千人，这些孩子是我最大的骄傲。
“专业户”难当患上“春晚综合征”
记：您是央视春晚的老面孔了，第一次上春晚是什么感受？
玉：第一次上春晚是在1986年，那年我21岁，刚刚获得河南省青年戏曲汇演一等奖，能参加春晚更让我意气风发。到了春晚剧组后，我才知道自己的浅薄。那年的春晚名家荟萃，彭丽媛、成方圆、刘晓庆、蒋大为、陈佩斯等大腕济济一堂，每一个都是我的老师和前辈。有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彩排休息间隙，陈佩斯和我聊天时，请教我豫剧的一个唱段，让我给他挑毛病，我心想，佩斯老师是北京人，唱河南豫剧肯定不怎么样。没想到陈佩斯唱得字正腔圆，居然挑不出毛病。对陈佩斯的好学精神，我很佩服。到了春晚，我才知道外面的天有多大、山有多高。与艺术家们相处，我才知道艺无止境，艺多不压身的道理。那年春晚，我和陶长进、方亚芬老师一起表演了川剧、豫剧、越剧联唱，所幸没让观众失望。
记：您带着学生参加过十多次春晚的演出，哪一年春晚最让您难忘？
玉：最受折磨也最难忘的是1999年的春晚。那一年，我们表演的节目是《鼓震神州》。为了演好节目，我带着120个孩子，提前两个月就进行排练。有的孩子手磨烂了，有的孩子生了冻疮，有的孩子肩膀被盘鼓压得黑青，孩子们练得特别辛苦。我觉得这个节目如果不能上春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因此，我背负的压力特别大。离春晚演出还有一个月，我就带着孩子们进了剧组。经过一审、二审直至六审，每次评审过后，都要折腾一两天重新排练，一直折腾到大年三十，我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 记：节目进行得顺利吗？
玉：那天演出的情形，至今想起来都让我两手发麻。当时，我们的节目安排在晚上11点左右，因为前面有5个黑人朋友学说中国相声，他们的中文不太流利，再加上紧张，耽搁了几分钟时间，后面的节目必须减掉一个。晚会开始一个小时左右，我就接到了导演组的通知：“小香玉，你们的节目有可能被拿掉！”我一听，大脑一片空白。冷静下来后，我和当时带队的王为念校长商量了一下，觉得节目唯一不被减掉的办法，就是此后每个节目都能往前赶一分钟或者半分钟，这样才能把孩子们几分钟的表演时间给挤出来。于是，我和王校长见着将要上台的演员就打躬作揖向人家求情，求人家尽量能把时间往前赶。但人家答应归答应，可演起来还是按自己的节奏来。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被占用的几分钟时间仍没被赶回来，希望一点点破灭，我几乎绝望了。
记：最终是谁帮了你们的忙？
玉：最后还是赵本山帮的忙。本山大哥临上场前，我又去求他，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大妹子，回去吧，看你都不正常了，我尽量把时间往前赶，不能辜负了孩子们！”本山大哥说到做到，他原定22分钟左右的节目，一下子压缩到18分钟，给孩子们腾出了上场的时间。过后，虽然我没向本山大哥当面致谢，但一直心存感激。你想，本山大哥22分钟的节目时间，也可以延长到24分钟，这样有利于他淋漓尽致地发挥，但为了孩子们，他硬是挤出了4分钟时间。孩子们的节目演完了，我还有些不相信，问王为念校长：“咱们的节目演完了？”王校长说：“演完了！”我说：“是咱们的吗？”王校长擦了擦汗说：“是咱们的！”这时，我的心才踏实下来。打那以后，一听说上春晚，我手就发麻。有几次，带着孩子们上春晚时，我莫名其妙地发低烧，医生也检查不出原因，我给这个病命名为“春晚综合征”。有一次，我们的节目被春晚导演组拿掉，我不但没有失落感，反倒一身轻松，因为我终于可以不必经历那种残酷的心理折磨了。
在“姐弟”婚姻里幸福着
记：您和现在的老公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玉：我老公比我小几岁，常年在山西经营生意，我俩当初常有业务往来。他喜欢我的随和、大度，也很喜欢豫剧，算是我的粉丝吧！平时，他经常给我打电话聊几句，我这人一向大大咧咧，并没有对他上心，总觉得我们之间不会有故事。第一段婚姻结束后，我用忙碌驱逐一个人独处时的孤独。一次，我从外地演出回来，正好他来京办事，我们一起吃饭。我向他抱怨赶场遇到的很多不便，他当时没说什么。几天后，我要到郑州参加活动，他对我活动的时间、地点、住宿情况问得很详细，我有些纳闷，就问他：“你是干吗呢？”他笑笑不说话。几天后，我在郑州下飞机，刚打开手机就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他在机场大厅出口等我，我走出通道果然看到了他。原来，他开车从太原赶过来接我，我责怪他说：“在郑州租个车不就行了，干吗开车跑这么远过来！”他笑着说：“租车不方便，还是坐自己的车舒服！”在郑州把我安顿好后，他又开着车回了太原。这件事情后，我们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
记：您和您老公算是“姐弟恋”，平时谁照顾谁多一些？
玉：虽然他比我小，但做事稳重、成熟，跟他在一起，我啥心都不用操。有一次，他接我从首都机场回家，我坐在车上，长舒了一口气，说：“我从来没这么放松过，自从认识了你，我怎么变成小女人了？比你大还得受你的管教！”他乐呵呵地说：“是女人都有这一面的，女人就是要男人宠的。”2008年8月，山西豫剧团领导邀请我举行常派艺术专场演出。我已阔别舞台多年，担心演出心有余而力不足，很早就开始强化练功。一开始我在太原的住处练习，但我嗓门大，放开练怕影响邻居，故意压低声音又感觉不好，豫剧团要给我安排专门的练功房，我不想给其他演员带来不便，就婉拒了。可练功的地方确实不好找。一天傍晚，他让我跟着他出城，车一路开到汾河边的一条林荫道上，路的一侧是玉米地，另一侧是葡萄园，这不就是原生态的练功房吗？我激动得擂了他一拳，说：“太美太舒服了，亏你能找到这样的地方！”接下来一个多月，他每天按时带我来这里练功，我在这里踢腿、跑圆场、吊嗓子，他在远处“保驾”。由于前期准备工作充分，我的专场演出很成功。
记：您39岁才要孩子，是出于什么考虑？
玉：以前为了干事业，总觉得有了孩子会耽搁很多东西，所以，父母在我耳边唠叨了十年，我都没有下定决心要孩子。39岁那年的一次体检中，医生发现我患有子宫肌瘤，如果及早做手术，意味着几年内不能要孩子。还有一种方案就是赶快怀孕，生孩子时一起做手术。我做事一向果断，唯独在这件事上颇为踌躇。老公劝我说：“还是先做手术吧，要孩子可以再等几年，我不想让你去冒险！”我清楚，他和我的父母都盼着我能生个孩子，何不趁此机会为爱赌一次？于是，我顺利怀了孕。2004年10月，儿子豆豆出生了，我的子宫肌瘤也被顺利切除。我经常对朋友说，是儿子救了我一命。
记：做了母亲后，是不是有了不同的人生体验？
玉：那真是太不一样了。没生孩子时，母亲经常唠叨我赶紧生孩子，我不耐烦地说：“要什么孩子，耽误干事业！”看到别人提到孩子时会流泪，我还觉得有些矫情。可自打有了儿子后，我见到朋友就说：“如果你不要孩子，是世界上最遗憾的事情。”和儿子相处越久，我越是喜欢他。一次，我和蔡明在春晚彩排时碰面，她向我道喜，祝贺我做了妈妈，还问我：“孩子一定很可爱吧？”我说太可爱了，蔡明来了兴趣，说：“怎么个可爱法儿，请讲讲！”我说：“儿子这么小，一不高兴就会向我发脾气。”蔡明听了哈哈大笑，说：“连孩子发脾气都觉得可爱，你这当妈的太有意思了。”
记：现在让您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玉：以前我烦躁的时候特别多，很少感觉到生活中的快乐和幸福，觉得幸福就是把工作做好，家人也都好。有了儿子后感觉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生活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有一个最牵挂的人，这个人也牵挂着你。在外面再累，回到家一看见儿子，身上的疲惫马上一扫而光。一次演出归来，儿子看我一脸疲惫，就跑过来给我按摩，还很有派地说：“妈，你现在很辛苦，等我将来有了本事，你愿意去哪儿，我用飞机带着你，唰——就到了！”我被他逗乐了，说：“好儿子，老妈等着这一天。”以后，只要我累了，儿子就会拿这话哄我。以前上不了春晚，感觉还有些失落。现在上不了春晚，在家里陪着老公、儿子看别人在春晚上表演节目，也是一种幸福。
〔编辑：刘波〕
几千个“儿女”是我最大的骄傲
记者（以下简称记）：1994年，您拿出所有积蓄在山西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希望艺术学校，为什么想到公益办学呢？
小香玉（以下简称玉）：我从小就偷师学艺，到15岁有了些名气，那时就有个梦想，让所有人都会唱一段豫剧，不求他们唱得多专业，只求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唱豫剧，让这种传统艺术长久地散发魅力。在办学这件事情上，奶奶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她还抱病跑到山西帮我找有关部门说话，争取各个部门的帮助。办希望艺术学校也是受奶奶的影响，奶奶当年给国家捐飞机，我办希望艺术学校也是想为国家做些艺术传承方面的事情。
记：您从红极一时的演员，到成为几百名孩子的“校长妈妈”，角色转变顺利吗？
玉：角色转变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刚开始，学校没有房子，招来的第一批孩子就住在我家里。这些孩子来自山西、陕西、河南、安徽等地的农村，刚来时身上还有股牛羊身上的味儿，让我很不适应。有个孩子被尿憋坏了，悄悄往我家卫生间探头一看：这么干净的地方，怎么尿尿呢？不得已，他只好找了个易拉罐撒尿。得知这个事情后，女人的本性让我决心用母爱去包容这些孩子。我为孩子们洗澡、剪指甲，临睡前总要陪他们玩一会儿。学校刚创办时人手紧张，我就亲自去菜市场为孩子们买菜，与菜农讨价还价，帮着抬煤扛粮。看我把心都操到了他们身上，孩子们都对我很亲近。从孩子们身上，我找到了做母亲的感觉。一次坐飞机，空姐给每位乘客赠送一个飞机模型，临下飞机时，我把同机好友的飞机模型和吃剩下的食品都要了过来。空姐好奇地问：“您这是带给谁的呀？”我笑着说：“家里孩子多，分不过来。”
记：孩子们真正叫您“妈妈”是什么时候？
玉：第一批孩子都是从山里来的孤儿，在学校里待了两年，我才让他们放假回一次家。山里的通讯和交通都不方便，我反复交代他们要给我写信，必须每天给我写一封信，一个星期寄一次，我要看他们在哪里盖的邮戳，就怕丢了。一天，我收到了一个孩子的信，他在信里写道：“我回来这么长时间，特别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想叫你一声妈妈。因为在学校两年多，我觉得你像我妈妈一样疼我，可我知道我现在还没有资格叫你妈妈，等到将来我有本事了再叫。”这封信让我很感动，我马上给他回信说：“孩子，你现在就可以叫我妈妈，因为这是你对我工作的一种肯定，你是在鼓励我，我需要你这样叫我。”那次开学以后，学校里的所有孩子都叫我“校长妈妈”，我也特别喜欢这个称呼。
记：当这么多孩子的妈妈，您心理压力也很大吧？
玉：孩子太多了，光是安全、健康方面的问题就够让我担惊受怕的。一天，一个来自湖南山区的孩子一大早来找我，哭着说：“妈妈，我早上起来耳朵就听不见了。”我吓坏了，好好的孩子怎么突然就听不见了？我赶紧带他去医院检查，原来是耳垢太多了，给堵住了。医生给他耳朵里滴了药水，然后给他掏耳朵里的东西，疼得那孩子直流泪。我让他抓住我的胳膊，还安慰他说：“没事儿，有妈妈在身边。”医生给他看完病，我的胳膊都快被他抓破了。办学这么多年，我最担心的是孩子流失，有的孩子进步很快，是可造之材，家长却不愿意让他们学了，怕我不同意，就半夜潜入学校偷偷把孩子领走。第二天，我一看孩子没了，就带人到火车站、汽车站、大街上去找，回到家，家长才打电话过来告诉我真相。培养了几年的孩子突然走了，我心里的感受很少有人能懂。
记：您为何把学校迁到了北京？现在学校规模挺大吧？
玉：2007年底，我受邀到北京市平谷区渔阳滑雪场演出，当时我就有在北京找个地方办学的想法。平谷区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办一个寄宿制的艺术学校。演出结束后，我对渔阳集团董事长李伟杰说了办学的想法，他就把平谷区副区长王晓光介绍给我，我和王区长一拍即合。在平谷区政府的帮助下，2009年，我在平谷区建成了北京绿谷小香玉艺术学校，光建筑面积就有2万多平方米，硬件设施一流，我还从全国各地招来素质过硬的艺术课、文化课老师，生源也更加广泛。一日为师，终生为母。从1994年办学到现在，光从我手下走出去的孩子就有几千人，这些孩子是我最大的骄傲。
“专业户”难当患上“春晚综合征”
记：您是央视春晚的老面孔了，第一次上春晚是什么感受？
玉：第一次上春晚是在1986年，那年我21岁，刚刚获得河南省青年戏曲汇演一等奖，能参加春晚更让我意气风发。到了春晚剧组后，我才知道自己的浅薄。那年的春晚名家荟萃，彭丽媛、成方圆、刘晓庆、蒋大为、陈佩斯等大腕济济一堂，每一个都是我的老师和前辈。有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彩排休息间隙，陈佩斯和我聊天时，请教我豫剧的一个唱段，让我给他挑毛病，我心想，佩斯老师是北京人，唱河南豫剧肯定不怎么样。没想到陈佩斯唱得字正腔圆，居然挑不出毛病。对陈佩斯的好学精神，我很佩服。到了春晚，我才知道外面的天有多大、山有多高。与艺术家们相处，我才知道艺无止境，艺多不压身的道理。那年春晚，我和陶长进、方亚芬老师一起表演了川剧、豫剧、越剧联唱，所幸没让观众失望。
记：您带着学生参加过十多次春晚的演出，哪一年春晚最让您难忘？
玉：最受折磨也最难忘的是1999年的春晚。那一年，我们表演的节目是《鼓震神州》。为了演好节目，我带着120个孩子，提前两个月就进行排练。有的孩子手磨烂了，有的孩子生了冻疮，有的孩子肩膀被盘鼓压得黑青，孩子们练得特别辛苦。我觉得这个节目如果不能上春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因此，我背负的压力特别大。离春晚演出还有一个月，我就带着孩子们进了剧组。经过一审、二审直至六审，每次评审过后，都要折腾一两天重新排练，一直折腾到大年三十，我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 记：节目进行得顺利吗？
玉：那天演出的情形，至今想起来都让我两手发麻。当时，我们的节目安排在晚上11点左右，因为前面有5个黑人朋友学说中国相声，他们的中文不太流利，再加上紧张，耽搁了几分钟时间，后面的节目必须减掉一个。晚会开始一个小时左右，我就接到了导演组的通知：“小香玉，你们的节目有可能被拿掉！”我一听，大脑一片空白。冷静下来后，我和当时带队的王为念校长商量了一下，觉得节目唯一不被减掉的办法，就是此后每个节目都能往前赶一分钟或者半分钟，这样才能把孩子们几分钟的表演时间给挤出来。于是，我和王校长见着将要上台的演员就打躬作揖向人家求情，求人家尽量能把时间往前赶。但人家答应归答应，可演起来还是按自己的节奏来。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被占用的几分钟时间仍没被赶回来，希望一点点破灭，我几乎绝望了。
记：最终是谁帮了你们的忙？
玉：最后还是赵本山帮的忙。本山大哥临上场前，我又去求他，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大妹子，回去吧，看你都不正常了，我尽量把时间往前赶，不能辜负了孩子们！”本山大哥说到做到，他原定22分钟左右的节目，一下子压缩到18分钟，给孩子们腾出了上场的时间。过后，虽然我没向本山大哥当面致谢，但一直心存感激。你想，本山大哥22分钟的节目时间，也可以延长到24分钟，这样有利于他淋漓尽致地发挥，但为了孩子们，他硬是挤出了4分钟时间。孩子们的节目演完了，我还有些不相信，问王为念校长：“咱们的节目演完了？”王校长说：“演完了！”我说：“是咱们的吗？”王校长擦了擦汗说：“是咱们的！”这时，我的心才踏实下来。打那以后，一听说上春晚，我手就发麻。有几次，带着孩子们上春晚时，我莫名其妙地发低烧，医生也检查不出原因，我给这个病命名为“春晚综合征”。有一次，我们的节目被春晚导演组拿掉，我不但没有失落感，反倒一身轻松，因为我终于可以不必经历那种残酷的心理折磨了。
在“姐弟”婚姻里幸福着
记：您和现在的老公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玉：我老公比我小几岁，常年在山西经营生意，我俩当初常有业务往来。他喜欢我的随和、大度，也很喜欢豫剧，算是我的粉丝吧！平时，他经常给我打电话聊几句，我这人一向大大咧咧，并没有对他上心，总觉得我们之间不会有故事。第一段婚姻结束后，我用忙碌驱逐一个人独处时的孤独。一次，我从外地演出回来，正好他来京办事，我们一起吃饭。我向他抱怨赶场遇到的很多不便，他当时没说什么。几天后，我要到郑州参加活动，他对我活动的时间、地点、住宿情况问得很详细，我有些纳闷，就问他：“你是干吗呢？”他笑笑不说话。几天后，我在郑州下飞机，刚打开手机就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他在机场大厅出口等我，我走出通道果然看到了他。原来，他开车从太原赶过来接我，我责怪他说：“在郑州租个车不就行了，干吗开车跑这么远过来！”他笑着说：“租车不方便，还是坐自己的车舒服！”在郑州把我安顿好后，他又开着车回了太原。这件事情后，我们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
记：您和您老公算是“姐弟恋”，平时谁照顾谁多一些？
玉：虽然他比我小，但做事稳重、成熟，跟他在一起，我啥心都不用操。有一次，他接我从首都机场回家，我坐在车上，长舒了一口气，说：“我从来没这么放松过，自从认识了你，我怎么变成小女人了？比你大还得受你的管教！”他乐呵呵地说：“是女人都有这一面的，女人就是要男人宠的。”2008年8月，山西豫剧团领导邀请我举行常派艺术专场演出。我已阔别舞台多年，担心演出心有余而力不足，很早就开始强化练功。一开始我在太原的住处练习，但我嗓门大，放开练怕影响邻居，故意压低声音又感觉不好，豫剧团要给我安排专门的练功房，我不想给其他演员带来不便，就婉拒了。可练功的地方确实不好找。一天傍晚，他让我跟着他出城，车一路开到汾河边的一条林荫道上，路的一侧是玉米地，另一侧是葡萄园，这不就是原生态的练功房吗？我激动得擂了他一拳，说：“太美太舒服了，亏你能找到这样的地方！”接下来一个多月，他每天按时带我来这里练功，我在这里踢腿、跑圆场、吊嗓子，他在远处“保驾”。由于前期准备工作充分，我的专场演出很成功。
记：您39岁才要孩子，是出于什么考虑？
玉：以前为了干事业，总觉得有了孩子会耽搁很多东西，所以，父母在我耳边唠叨了十年，我都没有下定决心要孩子。39岁那年的一次体检中，医生发现我患有子宫肌瘤，如果及早做手术，意味着几年内不能要孩子。还有一种方案就是赶快怀孕，生孩子时一起做手术。我做事一向果断，唯独在这件事上颇为踌躇。老公劝我说：“还是先做手术吧，要孩子可以再等几年，我不想让你去冒险！”我清楚，他和我的父母都盼着我能生个孩子，何不趁此机会为爱赌一次？于是，我顺利怀了孕。2004年10月，儿子豆豆出生了，我的子宫肌瘤也被顺利切除。我经常对朋友说，是儿子救了我一命。
记：做了母亲后，是不是有了不同的人生体验？
玉：那真是太不一样了。没生孩子时，母亲经常唠叨我赶紧生孩子，我不耐烦地说：“要什么孩子，耽误干事业！”看到别人提到孩子时会流泪，我还觉得有些矫情。可自打有了儿子后，我见到朋友就说：“如果你不要孩子，是世界上最遗憾的事情。”和儿子相处越久，我越是喜欢他。一次，我和蔡明在春晚彩排时碰面，她向我道喜，祝贺我做了妈妈，还问我：“孩子一定很可爱吧？”我说太可爱了，蔡明来了兴趣，说：“怎么个可爱法儿，请讲讲！”我说：“儿子这么小，一不高兴就会向我发脾气。”蔡明听了哈哈大笑，说：“连孩子发脾气都觉得可爱，你这当妈的太有意思了。”
记：现在让您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玉：以前我烦躁的时候特别多，很少感觉到生活中的快乐和幸福，觉得幸福就是把工作做好，家人也都好。有了儿子后感觉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生活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有一个最牵挂的人，这个人也牵挂着你。在外面再累，回到家一看见儿子，身上的疲惫马上一扫而光。一次演出归来，儿子看我一脸疲惫，就跑过来给我按摩，还很有派地说：“妈，你现在很辛苦，等我将来有了本事，你愿意去哪儿，我用飞机带着你，唰——就到了！”我被他逗乐了，说：“好儿子，老妈等着这一天。”以后，只要我累了，儿子就会拿这话哄我。以前上不了春晚，感觉还有些失落。现在上不了春晚，在家里陪着老公、儿子看别人在春晚上表演节目，也是一种幸福。
〔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