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尔在北京的第一个住处是在上地。90年代末，那里还是农村的模样，没有轻轨通往城内。如今聚集了众多高科技、互联网企业，几乎每一家都在追赶国外的对手。当我们再次驱车从二环驶向上地，中关村大街两侧的风貌已经彻底改变，地铁站、过街天桥接力赛一样向北蔓延；国家图书馆的新馆落成，像一块陨石落在了酷似坟墓的老馆旁边；迈克尔常去蓝旗营街边吃火锅的地方，现在成了一个公交车站。
　　“我从没去过三里屯，我可以喝燕京啊。”他对自己融入本地生活的能力充满自信。他去别人家里吃饭，一顿饭能吃6小时。“作为记者，你必须有这样的面相。”
　　但他不喜欢当记者，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他曾为《时代》周刊工作，“总是在一定时间内结束采访，然后再也不联系”——“好像吸血鬼。”
　　迈克尔的另一个习惯是每天买一份《北京晚报》。最初看不懂，“只是完成一个仪式”，看着卖报人每天骑着单车穿巷而过，喊着“晚报、晚报”，他觉得这份报纸应该是胡同生命的一部分，就像他在资料里读到的，以前会有人推着车在胡同里卖水，磨剪子和菜刀。
　　后来他发现报纸上刊登了大量的社区新闻，有点像他家乡的社区小报，才开始拿着字典，认真看了起来。在书里他写道，“在这样一个电视、广播、电影、游戏以及广告风格都拼命模仿美国的城市，《北京晚报》是硕果仅存的还按照自己的风格来行事的媒体之一，不管这行为显得多么过时老旧，多么不合时宜。”
　　这也是迈克尔对于北京最初的印象，“在1997年的北京，你依然可以感受到这是一座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有所不同的城市，可以看到600年的历史、胡同，生活的节奏仍然是慢的，人们在室外吃饭，喜欢走路，而不是逛街消费，着急去上班，堵在路上。”如今的北京正在变成它的反面。市里竖着许多广告牌，诸如曼哈顿花园、 纳帕溪谷、加州小镇、纽约客此类洋气的房地产名字，推介着美式、欧式的风情。迈克尔对此嗤之以鼻，“美国才不是这个样子。”想了想，他又说，“现在的中国特别像七八十年代的美国。”

无形巨手

　　住在胡同时，早上离开家，迈克尔总是回头看一眼，看墙上有没有被刷上一个大大的白色的“拆”字。这个字像一个咒语，啃噬着老北京的砖瓦。到底是谁在四下无人的时候写下这个字，从来没人撞见过。

　　他只好发明一个词，叫“无形的巨手”（the hand），用这个模糊的名字指代这个“拆”的力量。他说，这里不像改造巴黎时有一个明确的设计师奥斯曼，“国务院、市政府、住建委、规划局、区政府？没人真正知道是谁在做决定。”邻里间的谣传是，某位高层领导人喜欢大栅栏，晚上会来散步，才保住了这里。
　　其实多数居民不像他这样多愁善感，几乎所有年轻人都不愿意再住在胡同。他们盼拆，想要拥有“一所高屋顶、有门有窗有暖气有隐私的房子”。怕拆的是新迁来的外地人和久居的老人，前者需要这里便宜的租金，后者舍不得这份习惯和人情。
　　一方面，衰败的事物天然地让人怀旧，另一方面，风景不能替代生活。“我的确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但他相信，“如果真的在乎，就为它做点什么”，不要等着旅游者，也“不要总是让别人给你补偿”。自元朝始，胡同就是许多人安身立命之所，不仅能住人，也能养活人。另外，老胡同另有新用处——为蓝领工人提供一处可负担的住房，让他们慢慢融入本地生活，而不是把他们赶走，为有钱人盖起新楼。
　　“你们为什么不抗议？”曾有台湾记者质问他。迈克尔说，这位记者显然对情况缺乏理解。“危房改造是从1991年开始，北京各个区块的物权从那时开始就已经卖给各个公司。现在不可能说我们要保护北京，就让这些已经支付了巨款或者几经倒卖的开发公司来买单。”
　　他在书里花了很大篇幅来回溯历史，这只“无形巨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所指。民国时期，沈从文也曾住在杨梅竹斜街，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他并不喜欢这里；随后日本入侵；1949年，新政权建立，街边建起工厂，住宅面积愈发拥挤，非生产性的基础设施进一步落后，“梁陈方案”搁浅，北京成为这个新生国家自力更生并追赶世界的缩影；80年代，邓小平着手建立房地产市场，经济主导一切，一切换算成商品；在那之后，分税制改革、土地财政开始，至今仍未落幕。
　　“我不能说支持，但我可以理解”，在政治和经济面前，人居总是脆弱的，世界其他地方也一样。“这就是人。我不知道动物会不会这样，把巢穴拆掉，重来。”尤其是首都，总是最先被敌人或自己人毁掉。
　　“我是很惊讶的，现在还可以看到故宫、中山公园、天坛、地坛等等。”即便是经过最激进的“文革”，还有这么多东西保存下来。就像冯骥才说，“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愤怒地毁掉自己的文化”，“从80年代到现在，我们快乐地毁掉自己的文化。”
　　北京奥运前，小区的片警儿原本劝他离开，理由是担心外国友人的安全，拖了3个月才答应帮他登记。那时的北京已经向全世界承诺，奥运会开幕之际将有35%的人口掌握日常英语，其中包括6000个警官。片警儿们担心以后听不懂外国游客用英语骂人，想请迈克尔当老师，进行专门的脏话培训。 美国出版商也赶着奥运的热潮，催他交出了拖延一年的书稿。 　　到底什么才是那只巨手？他把身体压向椅背，降低语速，语气沉了下去，说：“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

五金商店

　　两年后，老寡妇终于要搬走了。她的老房子賣了个好价钱。她又给迈克尔送去一碗猪肉馅儿的饺子，顺便知会这个消息。迈克尔才发现，平时零碎地闲扯，却从没正经聊过老寡妇的身世，便一脚迈进她家的门。
　　老寡妇说，她出生在大连，15岁父亲迁居北京，父亲曾是南满铁路的建筑工人。后来由父亲同事做媒，她嫁给了一位国民党92军的军官，名叫吴振东，比她大10岁。1949年，丈夫走了，说是回趟山东老家再来接她，却再也没回来，留下一个两岁的女儿、一个刚出生的儿子。后来寄来两封信，盖的都是香港邮戳。第一封说他要去台湾了；第二封信被她交去了派出所，一个警察打开读了，然后烧了，她不知道里面写了些什么，那是1958年。“文革”时，她被扣上“特务”的帽子，成了批斗改造的对象。1997年香港回归，红十字会帮她找过人，她却只说，“我不想找他，也不想跟他说话。”
　　迈克尔后来也帮她去找，在台湾“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查到两个同名的人，只有一个曾在92军服役，军衔是少校。但出生日期对不上，籍贯也不完全相同。他托台湾朋友给那人致电，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她说这位吴先生不久前去世了，请他不要再打来。
　　也许她真的成了寡妇，也许还没有，迈克尔没有结论。寻找老寡妇的身世，就像他追问胡同的历史一样，总是意犹未尽。为了查到他们所住的这间院子到底建于何时，他跑去北京市档案馆，从两百多册卷宗里找到杨梅竹斜街的记录，最早的时间也只能追溯到1937年。那一年5月，有一家五口住在这里，其中也有一个寡妇，也是丈夫当了兵，再也没回来。
　　到最后，所有建筑的故事都是人的故事。
　　“当你没有家乡可以回去，当你失去了童年的记忆，这种感觉相当糟糕。”某种意义上，他笔下的北京也是他母亲的故乡底特律、他父亲的故乡洛杉矶和他的故乡明尼阿波利斯。“我的家乡已经完全被毁掉了，现在是高尔夫球场、商场和价值连城的豪宅，是大城市的郊区。”
　　“最近600年，每个城市都在经历这样的循环。只是人们现在变得比较自觉，而北京，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古老的城市进入这个过程。”
　　写完这本书后，他就回到美国，在匹兹堡大学和香港大学讲授非虚构写作，不用再去东方广场的地下洗手间。“我现在是父亲了，不能再搬回北京，”“这里的房价太高，好学校的竞争激烈，空气质量也变差了。”
　　杨梅竹斜街倒是留了下来。迈克尔曾暗暗期待这条胡同最终被拆，那样他的故事会有个更完美的结局。
　　现在走在其中，往上看去，天空依然狭长，没有高楼刺眼。游客多数堆积在北边的前门、西边的琉璃厂、南边的大栅栏西街和东边的煤市街，中间夹着的这条小街似乎得以幸免，像风暴眼那样清静。迈克尔的旧居旁边新开了一家五金商店，类似的店在胡同里还有好几家，为旧房改造提供材料。路面重新铺上砖头，有些院子把临街的门推倒，装上落地窗或木质门脸，挂上了“12个月亮”这类新派招牌；有些院子已经碎成瓦砾，用铁板围起重建。这些小工程搅起了胡同内部的沙尘暴，即便在没有雾霾的晴天，也灰尘拂面。一出胡同口，就见一块巨大的“加州牛肉面大王”的招牌挡住去路。另有一副对联：“八字讴歌好唱北京春；十分给力大圆中国梦”。清静好像是暂时的，这些门脸正改头换面，随时准备把客流吸引进来。
　　据迈克尔说，老韩夫妇和“废品王”还住在那里，开面馆的刘老兵回老家结了婚，帮他翻译的朱老师搬进楼房，继续在炭儿胡同任教。只有老寡妇不知去处。她的人生掐头去尾，中间六十几年都在胡同里度过，可自从搬了出去，便和街坊失去了联系。“像个幽灵”，迈克尔又给她安上了一个不得体的名字，“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