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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战略文化对决策者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战略思维具有深刻影响。《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与《美国国防战略指针》在战略环境的认知、国际冲突的看法、武力效用的理解上均有明显不同，折射出中国合作型战略文化与美国冲突型战略文化的差异。中国应加快建构成熟的合作型战略文化，加强与美国的战略互动，充分利用美国战略文化的弱点来有效规避其战略压力，掌握未来中美战略博弈的主动权与制高点。
关键词：国家安全；战略文化；中国；美国；差异；战略互动
中图分类号：E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7-0107-03
作者简介：刘少华（1963-），男，湖南衡阳人，湖南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亚太政治；王巍（1988-），男，广西柳州人，湖南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
战略文化根植于一国的民族文化之中，深刻影响与制约着国家的战略取向和战略实践。因此，探究国家的战略文化，特别是厘清国家间战略文化的差异，对于认识与理解各国不同的战略抉择，正确把握与处理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战略文化的涵义
“战略文化”一词由美国战略学家杰克·斯奈德在1977年发表的《苏联的战略文化：有限核行为的含义》中首次提出，由此开创了战略文化研究的先河。由于战略文化属于文化范畴，而文化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与抽象性，因而要想对战略文化予以明确的、具体的定义实际上十分困难。正如英国学者肯·布斯所说：“考察和确认战略文化的概念是一项艰巨的知识工作。战略文化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一门艺术。如同国际政治一样，对战略文化的解释不可能用量化的手段来实现。”[1]学者们根据各自对文化和战略的不同理解，赋予了战略文化概念以不同的内涵，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1）“战略文化是一国战略界成员通过学习、模仿或彼此共享而获得的战略性思想、情感性条件反应和习惯性行为模式的综合体。”[2]（2）“战略文化是一套统合的符号系统，帮助确立军事力量在国家间政治关系中的作用和有效性信念。”[3]（3）“思想文化与战略相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略文化。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为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它具有观念形态、历史继承性、国体与区域特征等属性。它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4]前两种定义由西方学者所下，他们大多从微观层面着眼，把战略文化视为一系列的观念、符号、情感和行为模式，强调的是单位层次观念上的因素对行为的影响。与前两者不同，由中国学者给出的第三种定义把战略文化看成一种通过宏观历史经验和文化传承孕育出来的、系统化的思想和理论体系，赋予了战略文化以宏观的内涵。尽管中西方学者对战略文化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一般都认同：战略文化是一套为决策者所接受并潜在地影响战略决策偏好的观念。在此基础上，本文把战略文化定义为国家战略决策者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所共同享有的、以相对稳定的战略观念为基础的战略思维模式。而战争性质、冲突性质和武力效用三个层次上的不同认识则成为判定合作型与冲突型战略文化的主要标尺与区分维度。“如果认为战争是人类事务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冲突具有必然的零和性质、暴力可以有效地保护自我利益和消除安全威胁，行为体的战略文化就属于冲突型战略文化。反之，则属于合作型战略文化。”[5]
二、《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与《美国国防战略指针》所体现的战略文化差异
我国于2013年4月颁布的国防战略文件——《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首次以专题形式阐明了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安全环境日趋复杂的形势下中国武装力量运用的基本政策、原则和主要方式，指出了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的发展方向。美国政府于2012年1月颁布的国防战略文件——《美国国防战略指针》则是美国新军事战略的指导性文件，该文件指明了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深刻变动、美国财政吃紧的背景下美国未来军事战略的发展方向、主要任务、目标与原则。两份国防战略文件在对战略环境的认知、国际冲突的看法、武力效用的理解上均有明显差异，凸显了中国合作型战略文化与美国冲突型战略文化的不同取向。
1.在战略环境的认知上：积极防御VS前沿部署。面对当今复杂、深刻变革的国际环境，中国对时代潮流与主题的看法仍然没有改变，认为当今世界依然是一个“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国际形势保持总体和平稳定的基本态势。”[6]和平依然是主流，各国是可以和谐共处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从这种和谐化的认知观念出发，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稳步实施和平发展战略。“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坚定不移的国家意志和战略抉择。中国始终不渝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国防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争霸，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军事扩张。”[6]中国始终按照“积极防御”的战略要求，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和武装力量，遵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维护我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现阶段我国海军始终以近海防御为战略要求，以提高近海综合作战能力为着眼点，积极发展与完善现代化的武器作战装备与作战体系，进一步增强机动作战、战略威慑与反击能力，切实维护我国海上安全、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
美国则认为当今的国际安全形势充满“挑战性”，始终对当前的国际环境抱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虽然在反恐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基地組织并未被彻底根除，“极端主义分子仍会继续威胁美国的利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及本土安全。”[7]1在亚太地区，新兴大国的崛起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了挑战。在中东，“阿拉伯觉醒运动”所带来的阵痛难以消除，“政体变更以及在变革压力之下造成的国内紧张局势和国家间紧张关系，都为未来平添了不确定性。”[7]2在欧洲部分地区，“安全隐患以及一些悬而未决的冲突依然存在。”[7]3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将成倍地放大一些地区性国家对美国的威胁程度，给予它们更多的行动自由来危及美国的国家利益。”[7]3在美国看来，自己的利益在现今的国际社会中很难有绝对的保障，时刻面临着威胁与挑战，冲突与战争似乎在所难免。在这样一个类似“霍布斯丛林状态”的环境中，美国选择通过追求相对权力的最大化以期获得自己的绝对安全。冷战后，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在全球的前沿军事部署，强化前沿军事存在，并积极构建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力图实现“全球打击、全球投送、全球到达”，以更有效地慑止世界上任何地区的潜在敌人对美国利益的侵犯和威胁。现阶段随着亚太地缘政治地位的上升，美国把前沿军事部署的重点逐步放在亚太，海军军事力量进一步向亚太倾斜，依托亚太的同盟体系强化在第一、第二岛链的前沿军事存在，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介入”与“干预”能力，实现所谓的“再平衡”战略目标。 2.在国际冲突的看法上：新安全观VS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中国以非零和的冲突观与利益观来看待冲突。认为虽然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依然能够找到彼此之间的利益汇合点，通过增加互信，管控分歧，达成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在当今时代，“紧紧把握机遇，共同应对挑战，合作维护安全，携手实现发展，是时代赋予各国人民的历史使命。”[6]中国主张，本国的受益不应以他国的受害为前提，而应以他国的受益为前提，并且本国利益的满足主要通过与他国的合作来实现，也就是说，中国是以一种超越本国国家利益的排他性、狭隘性来界定国家利益的。中国以一种非零和观念来界定利益，基于绝对收益展开合作，新安全观就是典型的表现。“中国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6]新安全观反映了中国的非零和博弈国家安全观念，主张以共同利益为起点，以互信为基础、以扩大共识为必经阶段、以减少冲突增进合作为目的，展开与各国的非对抗式安全合作。近年来，中国通过与世界各国开展国际护航、国际反恐、军事演习等多层次、多领域的双边与多边合作，有力推动了国际安全领域的机制化建设，有效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军事互信，为塑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国际安全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
美国则以零和的冲突观与利益观看待国际冲突。美国倾向对世界进行善恶、敌友二元区分，并据此决定合作与否以及合作的程度。对待朋友美国与之紧密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对待敌人美国则用遏制与武力威慑应对。在美国眼中，本国的国家利益至上，为本国利益的满足甚至不惜牺牲他国的利益，其关注的重点是本国的相对收益，即在获益时强调比对方获得更多利益，在无法获益时则力图削弱对方利益。在安全上，美国始终把中国作为潜在的对手加以防范与遏制。“作为地区力量的中国的崛起将以多种方式潜在地影响美国的经济与安全”，[7]2特别是“中国持续增长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将会对美国强大的投送能力形成牵制”。[7]4对此，美国要“继续在亚太进行必要的投入”，尤其要“与盟友和伙伴紧密合作”，“确保我们可以维持区域介入和自由作战的能力”。[7]2美国强调与盟友和伙伴展开合作，依靠盟友和伙伴的力量，充分发挥盟友和伙伴的作用，即在战略手段方式上坚持“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看似是对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的重大修正。但就本质来说，这只是在目前国防预算吃紧的情况下对战略手段的局部调整。美国企图让其盟友与伙伴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与防卫义务，分摊美国的霸权成本，使美国获得更多的相对收益，继续维持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在世界其它地区建设伙伴关系的能力对于分摊美国全球领导的成本与责任依然十分重要。”[7]3这凸显了美国推行合作的有限性与功利性。美国当前以制造或炒作地区热点问题为战略“抓手”，进一步强化与亚太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巩固美日、美韩、美菲同盟，拉拢印度和越南，企图构建对华的战略遏制体系，以达到制衡中国、巩固亚太霸主地位的目的。
3.在武力效用的理解上：协商谈判VS武力解决。中国认为武力不是消除威胁、保护自我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更不是唯一手段。中国更重视“谋胜”而非“力胜”。中国秉承“新安全观”的“协作”原则，主张通过经济交往、政治谈判与军事对话等和平方式求得共同安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与地区性安全问题，反对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即便是涉及到武力的使用，也不主张无限制地使用武力、滥用暴力，而是主张把武力的使用纳入法律轨道，“以《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依据，坚持在双边多边条约的法律构架内行动”，“坚持依法用兵、依法行动”，[6]秉承公开透明的原则，有理、有节地使用武力，并重视武装力量多职能的承担，遂行多样化任务。正是基于这种理念，中国不追求与自身地位不相称的军事力量，不搞军备竞赛，不谋求绝对军事优势与军事霸权，而是建设与自身国际地位相契合、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现代化国防与军队。
美国强调“力胜”、“战胜”，视武力为解决战略问题的最根本手段和消除威胁、维护安全的最有效途径。对国际或地区热点问题的处理，美国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例如在全球反恐问题上，美国直言“当必要时可对最危险的组织与分子进行直接军事打击”，[7]1注重用强力手段消除恐怖主义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美国主张“通过与盟友、本地区其它国家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来慑止正在推行核计划的朝鲜的挑衅”，[7]2强调运用政治军事高压政策迫使朝鲜就范。在这种“尚武”理念的支撑下，美国更注重自身武装力量的建设，力图攫取最大化的军事权力，追求最大化的军事优势。不过，在目前国防开支削减的情况下，美国不是通过扩充武装人员的数量来增加军事优势，而是依靠武装部队素质与作战能力的提高、军事力量结构的优化、军事技术的创新、军队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作战理念的革新来增加军事优势，呈现了从重“量”到重“质”的转变。美国现阶段通过打造一支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更小、更精干、更灵活”的武装力量，进一步提升“全球机动投送能力”、“快速反应能力”与“联合作战能力”，以期有效掌控未来战争的主导权。
三、中美战略文化差异背景下中国的战略路径
1.加快建构成熟的合作型战略文化。中国应充分发掘本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与精神，包括忠恕仁义的伦理哲学与人本精神、天人合一的整体世界观、尚中和合的中庸理念等，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注入到我国当代的战略文化建设中，丰富与完善自身战略文化的内涵，进一步推进合作型战略文化的发展。“中国需要在各种现代文化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及比较与选择中，进行新的自我理解、自我认识和自我肯定，以找回‘自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战略文化的自我超越。”[8]
2.加强与美国的战略互动与沟通。由于中美存在战略文化的差异，因而双方对具体问题的理解与认识的角度有所不同，可能导致双方在观点、立场上的矛盾与对立，造成信息误读与战略误判。因此双方的交流与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对当下存在着“信任赤字”、战略互信缺失的中美关系而言，亟须双方开展对话与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增强相互信任。首先，中国应积极促进两国之间多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深化中美在经贸、能源、环保、科技、反恐等方面的互利合作，推动中美民间的互动与交流，以交流与合作增进互信，夯实两国战略关系基础；其次，建立健全中美两国高层之间直接、有效的对话与沟通渠道，完善两国间危机管控机制，防范军事沖突的发生；再次，积极开展与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双边与多边合作，并推进机制化、制度化建设，以有效减少冲突、化解矛盾，增进相互信任。 3.推动战法战术的创新与革新。美国战略文化既有优势，也有内在的缺点与不足，对此，中国可充分利用其弱点和缺陷来巧妙规避美国的战略压力，占据未来中美博弈的制高点。针对美国战略文化重“力胜”而轻“谋胜”、重技术而轻思想的特点，中国在努力提升军事技术水平的同时，应更注重吸收与借鉴中外先进的作战理论和作战思想，推动战法战术的创新与革新，以全新的作战模式与作战理念制衡美国强大的技术优势；针对美国战略文化崇尚武力、谋求绝对军事优势的特性，中国不必在各个领域追求压倒对方或与其平衡，而应在关键性的领域里发展几种高效的反制手段，确保在这几个领域的战斗力与不对称优势，力图在不对称中实现平衡，维护自身的战略安全；针对美国战略文化的扩张性与进攻性，中国可采取复合均衡的外交战略，借助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多边力量与机制进行有效制衡。
四、结语
战略文化造就决策者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战略思维模式，深刻影响与制约着一国对外战略的选择与取向。《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表现了中国和谐、合作、尚谋的思维特质，显示了中国合作型战略文化取向。《美国国防战略指针》则反映了美国斗争、冲突、尚武的思维特征，展现了美国冲突型战略文化倾向。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一国的战略文化并不意味着只包含一个方面或一种元素，事实上，没有一国的战略文化是完全单一性质的，每一国的战略文化均包含着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某一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构成了某一方面主导的战略文化类型。同时，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稳定性，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僵化不变的。随着环境与认知观念的改变，战略文化也会被重构，即便这一过程会显得十分漫长。
参考文献：
[1]Ken Booth. Strategic Culture： Validity and Validation[J].Oxford Journal on Good Government， 2005， （1）.
[2]Jack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M]. Santa Monica： Rand， 1977：8.
[3]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36.
[4]李際均. 论战略文化[J].中国军事科学，1997，（1）.
[5]秦亚青. 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J].世界政治与经济，2003，（1）.
[6]中国国防部. 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Z].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3.
[7]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 Defense Strategic Guidance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Z].Washington，D.C，2012.
[8]江西元. 试析和谐世界与中国战略文化重塑[J].教学与研究，2009，（2）.
【责任编辑：孙 巍】
关键词：国家安全；战略文化；中国；美国；差异；战略互动
中图分类号：E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7-0107-03
作者简介：刘少华（1963-），男，湖南衡阳人，湖南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亚太政治；王巍（1988-），男，广西柳州人，湖南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
战略文化根植于一国的民族文化之中，深刻影响与制约着国家的战略取向和战略实践。因此，探究国家的战略文化，特别是厘清国家间战略文化的差异，对于认识与理解各国不同的战略抉择，正确把握与处理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战略文化的涵义
“战略文化”一词由美国战略学家杰克·斯奈德在1977年发表的《苏联的战略文化：有限核行为的含义》中首次提出，由此开创了战略文化研究的先河。由于战略文化属于文化范畴，而文化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与抽象性，因而要想对战略文化予以明确的、具体的定义实际上十分困难。正如英国学者肯·布斯所说：“考察和确认战略文化的概念是一项艰巨的知识工作。战略文化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一门艺术。如同国际政治一样，对战略文化的解释不可能用量化的手段来实现。”[1]学者们根据各自对文化和战略的不同理解，赋予了战略文化概念以不同的内涵，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1）“战略文化是一国战略界成员通过学习、模仿或彼此共享而获得的战略性思想、情感性条件反应和习惯性行为模式的综合体。”[2]（2）“战略文化是一套统合的符号系统，帮助确立军事力量在国家间政治关系中的作用和有效性信念。”[3]（3）“思想文化与战略相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略文化。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为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它具有观念形态、历史继承性、国体与区域特征等属性。它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4]前两种定义由西方学者所下，他们大多从微观层面着眼，把战略文化视为一系列的观念、符号、情感和行为模式，强调的是单位层次观念上的因素对行为的影响。与前两者不同，由中国学者给出的第三种定义把战略文化看成一种通过宏观历史经验和文化传承孕育出来的、系统化的思想和理论体系，赋予了战略文化以宏观的内涵。尽管中西方学者对战略文化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一般都认同：战略文化是一套为决策者所接受并潜在地影响战略决策偏好的观念。在此基础上，本文把战略文化定义为国家战略决策者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所共同享有的、以相对稳定的战略观念为基础的战略思维模式。而战争性质、冲突性质和武力效用三个层次上的不同认识则成为判定合作型与冲突型战略文化的主要标尺与区分维度。“如果认为战争是人类事务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冲突具有必然的零和性质、暴力可以有效地保护自我利益和消除安全威胁，行为体的战略文化就属于冲突型战略文化。反之，则属于合作型战略文化。”[5]
二、《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与《美国国防战略指针》所体现的战略文化差异
我国于2013年4月颁布的国防战略文件——《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首次以专题形式阐明了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安全环境日趋复杂的形势下中国武装力量运用的基本政策、原则和主要方式，指出了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的发展方向。美国政府于2012年1月颁布的国防战略文件——《美国国防战略指针》则是美国新军事战略的指导性文件，该文件指明了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深刻变动、美国财政吃紧的背景下美国未来军事战略的发展方向、主要任务、目标与原则。两份国防战略文件在对战略环境的认知、国际冲突的看法、武力效用的理解上均有明显差异，凸显了中国合作型战略文化与美国冲突型战略文化的不同取向。
1.在战略环境的认知上：积极防御VS前沿部署。面对当今复杂、深刻变革的国际环境，中国对时代潮流与主题的看法仍然没有改变，认为当今世界依然是一个“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国际形势保持总体和平稳定的基本态势。”[6]和平依然是主流，各国是可以和谐共处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从这种和谐化的认知观念出发，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稳步实施和平发展战略。“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坚定不移的国家意志和战略抉择。中国始终不渝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国防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争霸，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军事扩张。”[6]中国始终按照“积极防御”的战略要求，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和武装力量，遵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维护我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现阶段我国海军始终以近海防御为战略要求，以提高近海综合作战能力为着眼点，积极发展与完善现代化的武器作战装备与作战体系，进一步增强机动作战、战略威慑与反击能力，切实维护我国海上安全、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
美国则认为当今的国际安全形势充满“挑战性”，始终对当前的国际环境抱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虽然在反恐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基地組织并未被彻底根除，“极端主义分子仍会继续威胁美国的利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及本土安全。”[7]1在亚太地区，新兴大国的崛起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了挑战。在中东，“阿拉伯觉醒运动”所带来的阵痛难以消除，“政体变更以及在变革压力之下造成的国内紧张局势和国家间紧张关系，都为未来平添了不确定性。”[7]2在欧洲部分地区，“安全隐患以及一些悬而未决的冲突依然存在。”[7]3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将成倍地放大一些地区性国家对美国的威胁程度，给予它们更多的行动自由来危及美国的国家利益。”[7]3在美国看来，自己的利益在现今的国际社会中很难有绝对的保障，时刻面临着威胁与挑战，冲突与战争似乎在所难免。在这样一个类似“霍布斯丛林状态”的环境中，美国选择通过追求相对权力的最大化以期获得自己的绝对安全。冷战后，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在全球的前沿军事部署，强化前沿军事存在，并积极构建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力图实现“全球打击、全球投送、全球到达”，以更有效地慑止世界上任何地区的潜在敌人对美国利益的侵犯和威胁。现阶段随着亚太地缘政治地位的上升，美国把前沿军事部署的重点逐步放在亚太，海军军事力量进一步向亚太倾斜，依托亚太的同盟体系强化在第一、第二岛链的前沿军事存在，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介入”与“干预”能力，实现所谓的“再平衡”战略目标。 2.在国际冲突的看法上：新安全观VS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中国以非零和的冲突观与利益观来看待冲突。认为虽然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依然能够找到彼此之间的利益汇合点，通过增加互信，管控分歧，达成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在当今时代，“紧紧把握机遇，共同应对挑战，合作维护安全，携手实现发展，是时代赋予各国人民的历史使命。”[6]中国主张，本国的受益不应以他国的受害为前提，而应以他国的受益为前提，并且本国利益的满足主要通过与他国的合作来实现，也就是说，中国是以一种超越本国国家利益的排他性、狭隘性来界定国家利益的。中国以一种非零和观念来界定利益，基于绝对收益展开合作，新安全观就是典型的表现。“中国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6]新安全观反映了中国的非零和博弈国家安全观念，主张以共同利益为起点，以互信为基础、以扩大共识为必经阶段、以减少冲突增进合作为目的，展开与各国的非对抗式安全合作。近年来，中国通过与世界各国开展国际护航、国际反恐、军事演习等多层次、多领域的双边与多边合作，有力推动了国际安全领域的机制化建设，有效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军事互信，为塑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国际安全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
美国则以零和的冲突观与利益观看待国际冲突。美国倾向对世界进行善恶、敌友二元区分，并据此决定合作与否以及合作的程度。对待朋友美国与之紧密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对待敌人美国则用遏制与武力威慑应对。在美国眼中，本国的国家利益至上，为本国利益的满足甚至不惜牺牲他国的利益，其关注的重点是本国的相对收益，即在获益时强调比对方获得更多利益，在无法获益时则力图削弱对方利益。在安全上，美国始终把中国作为潜在的对手加以防范与遏制。“作为地区力量的中国的崛起将以多种方式潜在地影响美国的经济与安全”，[7]2特别是“中国持续增长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将会对美国强大的投送能力形成牵制”。[7]4对此，美国要“继续在亚太进行必要的投入”，尤其要“与盟友和伙伴紧密合作”，“确保我们可以维持区域介入和自由作战的能力”。[7]2美国强调与盟友和伙伴展开合作，依靠盟友和伙伴的力量，充分发挥盟友和伙伴的作用，即在战略手段方式上坚持“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看似是对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的重大修正。但就本质来说，这只是在目前国防预算吃紧的情况下对战略手段的局部调整。美国企图让其盟友与伙伴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与防卫义务，分摊美国的霸权成本，使美国获得更多的相对收益，继续维持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在世界其它地区建设伙伴关系的能力对于分摊美国全球领导的成本与责任依然十分重要。”[7]3这凸显了美国推行合作的有限性与功利性。美国当前以制造或炒作地区热点问题为战略“抓手”，进一步强化与亚太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巩固美日、美韩、美菲同盟，拉拢印度和越南，企图构建对华的战略遏制体系，以达到制衡中国、巩固亚太霸主地位的目的。
3.在武力效用的理解上：协商谈判VS武力解决。中国认为武力不是消除威胁、保护自我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更不是唯一手段。中国更重视“谋胜”而非“力胜”。中国秉承“新安全观”的“协作”原则，主张通过经济交往、政治谈判与军事对话等和平方式求得共同安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与地区性安全问题，反对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即便是涉及到武力的使用，也不主张无限制地使用武力、滥用暴力，而是主张把武力的使用纳入法律轨道，“以《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依据，坚持在双边多边条约的法律构架内行动”，“坚持依法用兵、依法行动”，[6]秉承公开透明的原则，有理、有节地使用武力，并重视武装力量多职能的承担，遂行多样化任务。正是基于这种理念，中国不追求与自身地位不相称的军事力量，不搞军备竞赛，不谋求绝对军事优势与军事霸权，而是建设与自身国际地位相契合、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现代化国防与军队。
美国强调“力胜”、“战胜”，视武力为解决战略问题的最根本手段和消除威胁、维护安全的最有效途径。对国际或地区热点问题的处理，美国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例如在全球反恐问题上，美国直言“当必要时可对最危险的组织与分子进行直接军事打击”，[7]1注重用强力手段消除恐怖主义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美国主张“通过与盟友、本地区其它国家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来慑止正在推行核计划的朝鲜的挑衅”，[7]2强调运用政治军事高压政策迫使朝鲜就范。在这种“尚武”理念的支撑下，美国更注重自身武装力量的建设，力图攫取最大化的军事权力，追求最大化的军事优势。不过，在目前国防开支削减的情况下，美国不是通过扩充武装人员的数量来增加军事优势，而是依靠武装部队素质与作战能力的提高、军事力量结构的优化、军事技术的创新、军队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作战理念的革新来增加军事优势，呈现了从重“量”到重“质”的转变。美国现阶段通过打造一支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更小、更精干、更灵活”的武装力量，进一步提升“全球机动投送能力”、“快速反应能力”与“联合作战能力”，以期有效掌控未来战争的主导权。
三、中美战略文化差异背景下中国的战略路径
1.加快建构成熟的合作型战略文化。中国应充分发掘本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与精神，包括忠恕仁义的伦理哲学与人本精神、天人合一的整体世界观、尚中和合的中庸理念等，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注入到我国当代的战略文化建设中，丰富与完善自身战略文化的内涵，进一步推进合作型战略文化的发展。“中国需要在各种现代文化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及比较与选择中，进行新的自我理解、自我认识和自我肯定，以找回‘自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战略文化的自我超越。”[8]
2.加强与美国的战略互动与沟通。由于中美存在战略文化的差异，因而双方对具体问题的理解与认识的角度有所不同，可能导致双方在观点、立场上的矛盾与对立，造成信息误读与战略误判。因此双方的交流与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对当下存在着“信任赤字”、战略互信缺失的中美关系而言，亟须双方开展对话与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增强相互信任。首先，中国应积极促进两国之间多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深化中美在经贸、能源、环保、科技、反恐等方面的互利合作，推动中美民间的互动与交流，以交流与合作增进互信，夯实两国战略关系基础；其次，建立健全中美两国高层之间直接、有效的对话与沟通渠道，完善两国间危机管控机制，防范军事沖突的发生；再次，积极开展与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双边与多边合作，并推进机制化、制度化建设，以有效减少冲突、化解矛盾，增进相互信任。 3.推动战法战术的创新与革新。美国战略文化既有优势，也有内在的缺点与不足，对此，中国可充分利用其弱点和缺陷来巧妙规避美国的战略压力，占据未来中美博弈的制高点。针对美国战略文化重“力胜”而轻“谋胜”、重技术而轻思想的特点，中国在努力提升军事技术水平的同时，应更注重吸收与借鉴中外先进的作战理论和作战思想，推动战法战术的创新与革新，以全新的作战模式与作战理念制衡美国强大的技术优势；针对美国战略文化崇尚武力、谋求绝对军事优势的特性，中国不必在各个领域追求压倒对方或与其平衡，而应在关键性的领域里发展几种高效的反制手段，确保在这几个领域的战斗力与不对称优势，力图在不对称中实现平衡，维护自身的战略安全；针对美国战略文化的扩张性与进攻性，中国可采取复合均衡的外交战略，借助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多边力量与机制进行有效制衡。
四、结语
战略文化造就决策者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战略思维模式，深刻影响与制约着一国对外战略的选择与取向。《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表现了中国和谐、合作、尚谋的思维特质，显示了中国合作型战略文化取向。《美国国防战略指针》则反映了美国斗争、冲突、尚武的思维特征，展现了美国冲突型战略文化倾向。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一国的战略文化并不意味着只包含一个方面或一种元素，事实上，没有一国的战略文化是完全单一性质的，每一国的战略文化均包含着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某一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构成了某一方面主导的战略文化类型。同时，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稳定性，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僵化不变的。随着环境与认知观念的改变，战略文化也会被重构，即便这一过程会显得十分漫长。
参考文献：
[1]Ken Booth. Strategic Culture： Validity and Validation[J].Oxford Journal on Good Government， 2005， （1）.
[2]Jack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M]. Santa Monica： Rand， 1977：8.
[3]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36.
[4]李際均. 论战略文化[J].中国军事科学，1997，（1）.
[5]秦亚青. 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J].世界政治与经济，2003，（1）.
[6]中国国防部. 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Z].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3.
[7]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 Defense Strategic Guidance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Z].Washington，D.C，2012.
[8]江西元. 试析和谐世界与中国战略文化重塑[J].教学与研究，2009，（2）.
【责任编辑：孙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