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二十世纪是批评的时代。确实,本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界和教育界,在文学研究和教学方法方面,做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探索,真可谓学说纷呈,流派林立。在众多方法中,二十年代肇端于英国,四五十年代在美国风行一时的“新批评”方法,特别值得我们借鉴。在西方,许多人认为它“教会了整整一代人如何读作品”,也有人说它是“训练未来教师的职业训练法”。
　　 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体系,“新批评”方法的内涵非常丰富。联系我们的教学实际,我认为“新批评”有两个观念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他们认为:“含混”是文学的基本要素之一。所谓含混,可以理解为一个词、一个句子、一个段落、乃至一部作品同时具有多方面理解的可能性。以往,人们在讲解文学作品的时候,总有一种信念,认为作者只有一义入诗(文学),我们只能以一义解之。也就是说:作品的意义,客观的存在于作品中,不以读者的意志为转移,分析作品的目的,就在于寻求对文学作品最真实、最公正的终极的解释。在教学中,或者把教师自己的理解塞入学生脑子,或者千方百计地把学生的思维引导到教师认为唯一正确的思路上。当学生与教师的见解发生分歧的时候,也往往是简单地肯定一个,而否定其余。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度,概括为一个公式就是:意义X=A解,或B解,或C解……,在“新批评”派看来,这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对作品纯客观的、终极性的解释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作品既含有理性内容,又含有感情成份,对它的理解,往往因人因事而异。对作品的理解,只能永恒地流动在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任何理解都是一种过渡,都为其它理解留出了余地。他们把这种态度概括为一个公式:意义X=A解+B解+C解……,这个公式的意思是:作品的意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各种理解不是相互排斥,而在相互丰富和补充,综合成一个复合意义。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在教学中,我们不要急于把自己的理解塞给学生,而应当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发现新角度,提出不同的见解。当然,由于受知识水平、认识能力和生活阅历的限制,学生的理解,可能十分肤浅,甚至离奇怪异。但一个循循善诱的教师,不会急于否定学生的观点,而是首先对学生独立思考和积极探索的精神给予肯定的评价,然后再引导学生发现自己观点的缺陷,并谋求吸收别人的见解。问题的关键是:要尊重学生独立思考的权利,注意激发学生的探求精神,培养学生求异思维能力。教师应该懂得:你对作品的讲解,目的不仅仅在于使学生把握某篇课文的意义,而且还在于教会学生分析作品的方法,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举一反三能力。这虽是一句老话,但在实践中却常常被人们遗忘。不过,提倡求异思维,也不能忽視不同作品的具体情况。有的课文,比较单纯,人们在认识上很少出现分歧,对这样的课文,就不必强求学生“各抒已见”,而有的课文,意蕴丰富深沉,那么就可以引导学生从不同的侧面去分析探讨。以鲁迅的小说《药》为例。这是中学语文课本的传统篇目,人们的认识却并不完全一致。许多人认为,批判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严重脱离群众的错误,是小说主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认为《药》的主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歌颂旧民主主义战士的崇高品德。前一种观点,着眼于作品的客观描写,来自人们常说的“客观效果”:夏瑜是一位不屈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战士,为了救国救民,他不怕流血牺牲,确实使人们感受到革命者的悲哀。从今天的思想高度去认识这悲哀的根源,自然是革命者的脱离群众。后一种观点则着眼于作者的创作意图,即作品中客观存在的作者当时的思想。持后一种观点的同志认为:鲁迅当时“对群众的力量,对民众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并无正确的认识”,作者当时的“经验”和“生活”不可能赋予作者批判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这两种观点,能否统一起来呢牽我认为是可以的。作品客观存在的思想牗即作者的思想牘与作品的客观效果牗读者对作品的理解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它们都与作品主题密切相关。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必然会融进他对自己所反映的生活的认识,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创作《药》的一九一九年,鲁迅的思想主要还是强调个性解放,强调先觉者的巨大作用,对于群众,则主要是批判他们的愚昧和麻木。鲁迅当时对夏瑜这样的革命者,是持肯定和赞颂态度的。但是,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感性、下意识的思维活动,作家实际上通过形象表现出来的东西,往往多于他企图表现的东西。鲁迅经历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又确实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弱点,谁又能说生活没有暗示鲁迅某些他还不能明确意识到的思想呢牽忽视了作品主题的客观性,就可能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但是如果离开了读者的主观感受,作品的主题又如何能显示出来呢牽实际上,作品的主题,只能存在于客观内涵与读者主观认识之间。尤其是伟大的作品,其内涵更不是某一角度的解码活动所能穷尽和涵盖的。如果我们在讲析《药》这类作品时,能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作品,并设法在不同角度得出的结论之间建立起逻辑联系,那么,学生的收获一定会大得多。
　　“新批评”派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是:不能把内容和形式分割开来,主张从形式到内容的分析作品。
　　 在我们传统的概念里,文学作品无非是内容加形式,把内容和形式作为两个独立存在的东西对待。因而,我们的文学教学,多年来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程式:先时代背景、后作家生平、再思想内容、最后是艺术形式。而且在内容和形式分析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而“新批评”派却认为,把内容和形式分割开来,如同把人的肉体和精神分割开来一样,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认为内容是“有意味的形式”,脱离具体形式的内容,与文学艺术无缘。而“形式”则是“完成了的内容”“形式不仅包含内容,而且组织它,塑造它,决定它的意义”,这样形式因素从另一种角度看,就转化成为内容因素。这些思想提示我们:在分析作品时,要注意沟通内容与形式的界线。更加有机而完整地把握作品。在思路上,不必千篇一律地从内容到形式,也可反过来,从形式到内容。以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为例,这是篇写景抒情散文,对一篇写景抒情散文而言,它的主脑是意境。意境是作家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境”(客观物象)是基础,“意”(主观情思)是灵魂。我们可以先从基础,即“境”的分析入手。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对环境的描写上,突出了一个“静”字:月亮升高了,孩子们的欢笑声听不见了,妻子哼着眠歌,荷塘小路幽僻、寂寞。在描写荷塘月色的时候,作者紧紧扣住了一个“淡”字:淡淡的月光、薄薄的青雾、隐隐约约的远山、斑驳稀疏的树影、微微的晚风、缕缕的清香等。在写法上,作者采用比喻、对比、衬托、拟人、通感等多种手法,把那些静美淡雅的事物描绘得细腻传神。在作品中,作者也写到那些热闹的事物:蝉声、蛙声、六朝采莲时节的光景,但只是一带而过,把它们放在衬托的位置上。作者为什么要着力描写那些静美淡雅的事物呢牽这是因为作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因而那种静谧的环境和淡雅的事物,与作者希求的恬静的心境正相吻合,作者去看荷塘是为了排遣内心的烦闷。这样,就很自然地从形式的分析,转入了内容牗情牘的分析,在剖析了作者所抒发的思想感情之后,教师可以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心里颇不宁静”牽为什么在对“荷塘月色”幽雅景色的描写中,流露出淡淡的哀愁牽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了解这篇作品的时代特点和作者当时的思想状态。原来,这篇作品写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期,当时,朱自清思想十分苦闷,他不满现实但又看不到出路,中庸思想和超脱现实的情绪滋长起来。这样一种从形式到内容再到创作背景的教学思路,既突出了作品的重点,又使得各个教学环节的衔接与转换十分紧密和自然,不致于给人割裂之感,同时,也使学生懂得,思想与艺术、作品与背景,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实际上,语文课本中的许多课文,都可以采用这种从形式到内容的思路。
　　 文学教学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理论方法指导下进行的。我们现在通用的理论方法,大都是上一个世纪或本世纪初的产物。由于二十世纪社会生活的迅猛发展和其它学科的渗透,文学理论方法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对西方新理论方法的吸纳和借鉴,必将给我们教学方法的改革以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