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是个人不能提供的，只能由政府来提供。”
　　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使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获得比较优势，代价是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的安全网遭到了破坏。现在到了再次调整改革战略的时候。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陆铭接受了本刊专访。
　　《新民周刊》:在计划经济年代，单位就是城市职工的保障，改革开放之后，这个保障慢慢消失了，很多人都有一种失落感和不安全感。
　　陆铭:在社会主义工业的原始积累阶段，它采取的措施是压低职工工资以做高利润。而工人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一点，原因是国家与职工存在一种隐性契约:虽然我给你的工资是低的，但是我提供给你所有的社会保障。养老由企业包下来，医疗、住房和子女教育基本上免费，而且没有失业的风险，连后事也有单位出面料理。改革开放以后，产生了非国有部门，这些部门的负担较轻，国有企业相比之下成本高、负担重，竞争乏力，所以从1980年代中期，就产生了社会保障社会化和市场化的趋势。企业从保障功能里退出来是竞争的一个必然结果。
　　企业退出之后，社会保障功能应该由国家承担起来。在我们国家的财政分权体制中，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一直是由地方财政支出的，但地方政府没有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热情。因为评价和考核地方干部长期唯一抓住的指标就是经济增长。教育医疗方面的投入能够为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但它的效应在一届政府的任期内是看不到的，官员的热情在大型工程项目上。GDP增长的短期目标取代了长期目标，导致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长期欠债。
　　《新民周刊》:你刚才提到国家与城市职工的隐性契约，这种契约关系是怎么形成的？
　　陆铭:政府以压低农产品价格和工人工资的方式，从农民和职工那里拿走很大一部分收益，目的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对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来说，最终目标是实现强国富民。这个目标与解放之初国民的意愿是一致的。通过社会动员，国家又向民众灌输了一种想法:除了这条抑制国民消费、把财富集中到国家手里的道路，没有别的道路能够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这就是隐性契约能够成立的深层原因。
　　然而，重积累，重投资，轻消费的方式并不能达成强国富民的目的。当这条道路被证明不成功的时候，就必须调整资源利用方式。原来的那个国家与职工的隐性契约没法维持了，国家就单方面从契约中退出来了。
　　《新民周刊》:国家退出发生在什么时候，又是以什么方式退出的呢？
　　陆铭:这个时间点可以划在1996年，这一年是分水岭。1980年代到1996年之前，在作为就业主渠道的国企里，职工工资水平一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两者年均增长率都在5％－6％之间，社会贫富差距也不大。国企仍然承担着社会保障的功能。
　　1996年国企改革之后，中国的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明显加快了。一是因为甩掉了社会保障的包袱，降低了成本，二是通过下岗，裁掉了大量员工，提高了生产效率。经过这次改革，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相对越来越高，而价格相对越来越低，形成了竞争优势，而代价就是国家单方面从契约中退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福利的安全网遭到了破坏。
　　我现在做的一项研究表明，拿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2年的数据相比，行业收入的不平等现象在加剧。这说明，在1996年以来的改革中，竞争性比较强的部门和个人以及垄断性的行业，受到的冲击都比较小。改革主要伤害了一部分竞争力弱的人，主要是他们承担了这次改革的成本。
　　《新民周刊》:哪些领域的退出对福利安全网的伤害最大？
　　陸铭:国家退出隐性契约的过程中，也设计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中住房和养老对接不错，但医疗和教育问题很多。国家在这两个领域大踏步后退，空白全靠私人自己来填补。有人认为教育和医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品，因此可以完全市场化，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医疗和教育关系到社会在起点上是否机会均等，关系到公平，而公平本身是公共品，我们对公平有需求，但公平是个人不能提供的，只能由政府来提供。
　　公共服务市场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筹资的市场化，一个是提供的市场化。我们的误区在于筹资的市场化过了头，而提供的市场化不够。在教育和医疗领域，社会和私人花费比例迅速上升，而国家的资金比例迅速下降，市场化过了头；而从提供方面看，主体仍然是垄断的国有部门，竞争不够，造成了费用高，服务质量不好。
　　《新民周刊》:恰恰在你说的教育和医疗这两个领域，最近几年开始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还将实施新的“医改”。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导致今天政策的取向所有不同？
　　陆铭:中国转型的时点已经到了。标志性的现象就是中国经济出现了内外双重失衡。内需不振，投资过多，出口太多，外汇持续增长。这些结构性的矛盾让我们必须反思我们的改革战略和国内结构的问题。
　　和1996年前后相比，今天的社会需求变了。随着社会平均收入提高，人的需求从吃饱穿暖而进入到教育、健康、安全与环境，这些都不是纯粹的私人品，人们因此对政府责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且，条件也不一样，以前政府穷，私人部门小，公共品方面投资少一点，基础设施上投资多一点，还可以理解。当存在一个强大的市场，以前只能由政府做的事情，比如说修一座桥，现在完全可以由市场来做，政府的职能就到了必须转变的时候了。
　　另外，随着国内收入差距扩大，激化了社会矛盾，带来社会不安全，导致犯罪率上升，随着环境污染、矿难频发以及消除贫困能力停滞不前，社会对公平的需求在增长。
　　中国改革有一些内在的机制，这些机制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系，反映在我们需求、私人部门的强弱、市场机制完善的程度和开放的程度等方面的变化上。这些变化左右了每个阶段的改革战略的调整。
　　《新民周刊》:有人担心，中国重建福利的过程会削弱市场的机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陆铭:以前有这样的例子，一个人从医院里用公费开了一大瓶药回家，然后把药倒掉，他就是要那个瓶子。公费医疗容易造成浪费，全世界都是这样。为了避免这种浪费，政府的福利只能限于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比如社区医疗和基本水平的教育，但在高端的医疗和高质量的教育上，不妨市场化。
　　未来的制度设计，应该是回到筹资以国家为主，提供则要引入竞争，通过包括所有权私有化等方式，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垄断往往会扭曲资源配置。“新农合”的实施中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苗头，定点医疗机构利用垄断便利套取不当利益。
　　在医疗和教育领域，市场迟迟不能开放，提供受到管制，究其原因，主要是利益作祟。宿迁的医改遇到那么多的阻力，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新民周刊》:社会保障还没有实现普遍覆盖，很多人享受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大概是重建福利中最大的挑战吧？
　　陆铭:实现广覆盖是重建福利体系的核心，也是还旧债。广覆盖之后的问题是要全国统一。在养老和医疗保险中，都有老人、中人和新人的区分，这样做的初衷是想缓解政府退出过程中的矛盾，但实际上根据身份不同分割了保障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应该是统一的，现在除了身份分割，还有地域分割:省和省之间不流动，市和市之间不流动。大城市人口老龄化严重，很多大城市都是通过外来劳动力来支撑本地劳动力的养老。但等待外来劳动力年纪大了，要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他只能带走个人账户的部分，企业替他交纳的比个人交的要高，但是带不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损失。还有城乡分割。农村人口能享受到的福利种类少、覆盖范围窄、水平低。很多常住在城市里面的居民没有城市户口，很多人因此没有社会保障。更大的问题在于，很多教育良好的白领也没有城市户口，他们不会离开城市，等到他老的时候，谁来给他们发养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