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典政治小说《Yes， Minister》中有句名言：“《官方机密法》不是用来保护机密，它只是用来保护官方而已。”所谓保护国家机密安全，很多时候只是政权的遮羞布。
　　近日，大爆美国政府如何监控国民通讯、入侵别国计算机黑幕的前中央情报局人员、国防承包商雇员斯诺登（Edward Snowden），选择香港这个他所称的言论自由之地，作为揭秘基地。雇员泄密这种行为的正当性，在香港引发议论，有人视他为英雄，也有人视他为叛徒，甚至是卖国贼。
　　员工对机构内的不道德、滥权、渎职，甚至违法行为看不过眼，为让公众利益得到伸张，不惜触犯内部纪律和保密原则，向外界（如媒体、监管机构、国会等）泄露风声，揭发劣行，阻挠相关行为，以防问题变本加厉，英文称之为“whistle blowing”，有人译作“鸣笛示警”，更传神的译为“泄密揭发劣行”，香港人则习惯称之为“爆料”。它源于英式社会，人们见到罪案发生，便会鸣笛，警示执法者及公众，犯罪行为正在发生，对社会构成危害。
　　在美国，为了公众利益而泄密以揭发劣行，最著名的例子，是《五角大厦文件》案。
　　1967年，美国国防部组织了一群专家学者，秘密编写有关美国卷入越战的来龙去脉，以供决策者参考。Daniel Ellsberg是其中一位参与者，他发现美国政府其实是因决策错误，才堕入越战泥沼。为掩饰失误，政府向国民说了大量谎话。尝试其他方法无效后，为制止谎言，早日结束越战，他把有关文件——后来被美国人称为《五角大厦文件》（pentagon papers），交给记者，期望相关信息曝光后，可以唤醒公众，继而向政府施压，结束这场错误的战争。
　　1971年6月，《纽约时报》及《华盛顿邮报》先后转载了这些文件，引起尼克松政府恐慌，立即申请禁制令，官司最后闹上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6月30日作出判决，以6比3宣判政府败诉，并撤销了禁制令。这便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New York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 案件。
　　最高法院认为任何类似形式的禁制，都有违反宪法赋予新闻自由的嫌疑，因此须特别谨慎，必须由政府负起繁重的举证责任，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其必要性。但在此案件中，政府明显达不到这个严格要求，它不能证明有关报道为国家安全带来“一个清晰并且迫在眉睫的危险”。
　　最高法院法官Potter Stewart在其个人判词中指出，问题是否出于政府已习惯把太多事情列为机密？当政府渐渐把铸有机密字样的图章习惯性盖在所有文件上时，难道不是荒谬吗？特别是当政府官员包括总统自己，常选择性向外界泄露这些所谓机密资料，以博取政治分数时，这不是进一步显示了制度的荒谬吗？
　　另一位法官Byron White持相同意见：“当所有事情都是机密的时候，那么就再没什么事情真的是机密了。”
　　法官Douglas也指出：“政府的所谓机密，往往都是反民主的，只是用来持续官僚的错误。因此公开的讨论对国家的健康发展是必须的。”
　　时间证明，《五角大厦文件》的公开，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危害，可说是微乎其微。18年后，尼克松政府的首席检察官终于良心发现，承认当时他们过虑了，他甚至说，很多把资料列入机密范围的官员，通常不是真的为国家安全考虑，而是为避免政府部门的尴尬和难堪。
　　就在尼克松执政期间，发生了“水门事件”。当时，《华盛顿邮报》记者在政府内部一位“线人”供料情况下，展开深入调查，最终揭发了水门丑闻，让尼克松下台，幕僚长H. Haldeman及总统顾问J. Ehrlichman甚至因此入狱。
　　《华盛顿邮报》管理层给泄密者一个代号“深喉”（Deep Throat）。“深喉”的真正身份一直讳莫如深，是美国政坛和新闻界最大的谜团，三十多年后，两位记者终于证实，“深喉”的真正身份就是联邦调查局前副局长W. Felt。
　　时间往往证明政府的过虑。揭密和报道，对国家安全影响微乎其微，国家机密往往只是官员的遮丑布，掩饰其决策及行为失当，甚至贪污舞弊。如果没有一些大无畏的员工，基于公益而揭发劣行，内幕将永远无法曝光，社会将欠缺健康的讨论，劣行到今天仍有可能还是积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