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在中央巡视组进驻的第5天，中储粮黑龙江林甸直属库发生火灾，5.14万吨粮食过火，损失超过三百万元。
　　时间上的巧合令人浮想联翩，好事者搬出典故，暗示可能的隐秘图谋：1923年6月，紫禁城建福宫大火，无数珍宝损毁，末代皇帝溥仪怀疑，是清查藏宝的旨意令惯于偷盗的太监们铤而走险，纵火灭迹。
　　钦差离京查案，贪官从中作梗——清宫戏和帝王剧里的桥段，逻辑简单而清晰。当然，舆论的兴奋更多源自现实的印证，从2003年中共中央启动巡视制度以来，已经有陈良宇、侯伍杰、徐国健、李宝金、杜世成、黄瑶等高官因之落马，问题官员似乎理应恐慌。
　　回溯历史可以发现，契合列宁主义治党原则的巡视制度，其初衷在于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政令畅通，反腐败也许仅是其“副产品”，抑或手段。近日开启的新一轮巡视，才首次将“反腐败”拔高至首要位置，因而被视作一次重要变革。
　　中央巡视组又来了，这次任务不一样。

“一句话查出一个死缓”

　　6月3日傍晚，两名老者在北京友谊宾馆门前徘徊许久，询问门外保安：“中央巡视组在不在这儿？”回答是，“不清楚。”
　　5月17日，中央巡视工作动员暨培训大会召开，26天后，10个巡视组分别进驻内蒙古、江西、湖北、重庆、贵州、水利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版集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
　　在中央巡视组公布的联系方式里，第一巡视组的通讯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号100086信箱36分箱”。
　　“我猜‘中关村南大街1号100086信箱’应是邮箱地址，不是办公地址，但还想试试，想有个跟中央对话的机会。”按街道牌号摸索到友谊宾馆的一名老者告诉《新京报》记者。巡视组等于中央，几乎所有人都这么认为，2011年在上海，曾有人拖着棉被、床垫，排队11小时领取号牌，也只为“见中央一面”。
　　媒体报道也在助长这种热情。
　　2005年，在与巡视组个别谈话时，天津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夸下海口，“来天津你们想办什么事就找我，市长办不了的事我都能办。”巡视组组长祁培文感到困惑，检察长何以拥有如此大权力？后来，一位当地老板向他解读其中涵义，“你不给他办，他就办你，就是利用查案职权，抓你小辫子。”2006年，盘踞天津政法界45年的李宝金落马，终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一句话查出一个死缓来。”祁培文的话占据了各大网站的显要位置。因谈话中的“蛛丝马迹”而陨落的高官，还包括陈良宇、侯伍杰、徐国健等。而省级巡视组4年里移交的问题线索，更涉及一百余名厅级和七百多名处级干部。
　　身负各种“神奇”，巡视组几乎成为非常设的反贪局。2012年年底，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巡视组与干部面谈的首要问题并非反腐，而是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等话题。

党史里的巡视制度

　　与干部面谈科学发展观，事关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能否贯彻——它似乎与反腐败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对权威涣散、政令不通的焦虑，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已经显现。
　　在党史的叙述中，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共“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中共“六大”还提出要用“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智识分子之干部”。但是，“往往在各地并不执行”，决议无法贯彻。
　　在组织涣散的危机下，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巡视员的建议，为自身引入巡视制度。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第五号通告”，正式颁布党内《巡视条例》，派出巡视员了解基层党组织状况，推动执行中央决议，巡视员成为“中央对各地党部考察和指导工作的全权代表”，用以保证政令畅通。
　　抗战开始后，巡视制度事实上废止。直到1996年，中纪委制定了《关于建立巡视制度的试行办法》，并于2003年正式派出巡视组，巡视制度才被恢复。
　　在中共党内巡视制度重启同时，历史学者也开始建设性反思。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者何益忠认为，巡视制度本身蕴含风险，如1931年王明掌握中共领导权后，排斥异己，主张武装夺取城市，最终导致中共惨败。王明推行其路线手段，就是向各根据地派出巡视员——巡视成了残酷政治斗争的工具。
　　“巡视制度的实际效果以上级组织的‘绝对正确’为前提”，何益忠认为，“如果共产国际、党中央的决策不正确，则巡视制度可能会放大错误。这就需要党内民主。”
　　事实上，在1996年至2003年的摸索运行阶段，巡视制度主要职能被设定为“发现和反映腐败线索”，为办案提供服务。但到2003年巡视制度正式运行时，中共中央扩展了巡视内容，用以贯彻中央意志。
　　按2009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最终确定的巡视内容，“贯彻党的方针路线”被置于首位，其次是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党风廉政建设”并不十分突出。

“发挥震慑力”

　　经历了多次沿革，此轮巡视被视作又一次大调整。
　　习近平要求，中央巡视组要落实监督责任，敢于碰硬，发挥震慑力，遏制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王岐山把中央巡视组比作“千里眼”，要找出“老虎”和“苍蝇”，对违纪违法问题早发现、早报告。
　　北航廉政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中央巡视组提出的工作重点相对集中，意味着巡视重心转向发现和反映违法违纪线索。
　　一是党风廉政，是否有权钱交易、贪污贿赂；二是“八项规定”，是否存在官僚主义和奢靡之风；三是政治纪律，是否对中央阳奉阴违；四是民主集中制和用人，是否独断专行、买官卖官、搞团伙等——这是中央第五巡视组组长徐光春在重庆召开动员大会时，宣布的4个重点。不过，也许是驻地为重庆缘故，媒体报道徐光春讲话时，都放大了“对中央阳奉阴违”这一条。
　　任务变化，组织也在变。巡视组组长由“职务”变为“任务”，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改为“一次一授权”。抽查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也首次被许可为巡视组的工作手段。不过，任建明认为，中央巡视组的监督对象是省部级领导干部，必将遇到诸多干扰，抽查的真实性很难核实。
　　除了干扰和阻挠，也许还有收买。2011年，湖北省委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困县秭归县巡视时，地方超标款待，13人在二十多天内开销八十多万元。此次巡视显然吸取了教训，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驻江西的中央第八巡视组在南昌的滨江宾馆落脚，标准间每间260元。
　　巡视制度真能起到反腐效果吗？陈良宇案的深层细节是个好的说明。2005年，中央巡视组完成对上海巡视后不到一年，上海社保案爆发，陈良宇受贿指控总额239万元，除23万港币和10万人民币外，其余全部由其家人收受。而其亲友的违法线索，就来自中央巡视组与当地干部的谈话。
　　官方希望以同样方式发现更多腐败线索，民间也正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