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白银时代“不合时宜的天才女诗人”马丽娜·茨维塔耶娃是一位一生都在恋爱的女人。她有毕生相携的丈夫，却从未停止过对爱情的追逐，在她的“桃色名单”上既有诗人、学者，也有公爵、红军战士、演员，每一次她都爱得炽烈，每一次她都伤得刻骨。她渴望成为“被命运选中”的诗人超脱尘世栖居高处，可对爱情的渴望又总是将她拉回尘世让她成为一个凡俗的女人，于是她总在矛盾：成为诗人就意味着永久的孤独，沦为俗世女人则将永远丧失“自己”。她的思索化作一串串诗句，她本人也一如其笔下在爱情中的女主人公——孤独而骄傲，痛苦而决绝。长诗《山之歌》即是这样的作品。
　　《山之歌》是诗人在盛年时创作的，它包括了引语、献词、十首抒情短诗和尾声，从1924年1月1日动笔到2月1日完成用时整一个月。在《诗歌战争死亡》中，茨维塔耶娃传记的作者利莉，费勒曾将《山之歌》称为是诗人“翔实的真实性和她个人的诗歌世界异常特别的融合的辉煌范例”。这首诗源自诗人一段爱情韵事的告终：茨维塔耶娃与其丈夫谢尔盖，埃夫隆的好友、小自己三岁的罗泽维奇交往，诗人感情炽烈犹如飞蛾扑火，但对方却“很快就倦于她不断和强烈的索取”，只想在“通行的婚姻中找到安静和避难所”。也许依靠传记式的考据会破坏对诗歌本身的认识，可它却不妨碍我们理解融入诗歌中的诗人的生命体验。
　　孤傲的“山峰”，孤傲的“我”
　　诗歌伊始，诗人首先引用了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啊，亲爱的！这些话/是否使你感到惊讶/一切分离的人说话都像醉汉，/而且喜欢说得庄重……”以此宣告了这首“痛苦之歌”的倾诉对象——与“我”已然“分离”的“亲爱的”你，它像是“醉汉”的胡言乱语，却在佯装的疯狂中流露出情辞真切、饱含深情的告白。在《献词》中，“我”决定不再压抑自己的痛苦，试图在“独唱”中解脱自己，“从今以后，我不去/堵塞黑暗的窟窿。/让我站在山巅/把痛苦歌唱”。
　　在十首抒情短诗中，“山峰”的形象贯穿始终。诗作是从三个层面来展示的：首先，它是“我”居住的普通的小山冈，它看上去“好像一位被炮弹击倒的新兵的胸膛”，“你可记得城关尽头/那座山峰最后的一栋住房？”“它不是帕尔那索斯山，也不是西奈，/……为什么我的两眼……觉得那座山峰就是天堂？”“我”在这里生活，也在这里和“你”相遇相知。因而这座山冈虽然既非帕尔纳索斯山——这里没有诗神居住；也并非西奈山——摩西并不是在此地得到上帝“十诫”，然而这座山冈却令“我”心怀敬意并感到幸福。其次，它是“痛苦”，不仅由于俄语中“山峰ropa”和“痛苦rope”具有相近的读音，也由于“山峰”本身具有的压倒性的形象本身使得“痛苦”带来的压倒性力量找到了得以寄托的喻体。“它远远不是真正的乐土：/飕飕的风迎着飕飕的风！/山峰把我仰面推倒，总是强迫说：‘躺F！’”它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追逐，战斗”，最终还是化作了胜利的欢呼“闯进”“我”的“耳鼓”。最后，“山峰”又是“我”高踞于俗世生活上的象征。山峰“俯瞰着城市”，与人间烟火遥遥相对，是孤独的，却也是高傲的——正如“我”。对立源于“我”总是想要跳脱俗世的羁绊，但却难以抽离对俗世之爱的渴望，因而“我”的爱情是无果的，“我”的超越也是徒然——“山峰”化为“压在我身上的一块墓碑”，其上布满了由“丈夫们”和“妻子们”搭建的房屋。俗世生活将其占领，一切都被置于无望的物质之中，笼罩着一股颓然的气息。但——“我”不接受这样的失败，“我”轻蔑并诅咒渴望俗世生活的人们：“在固执的裂缝上盖起别墅的人们，/等他们开始醒悟，已经晚了，/不是布满家庭的小丘，/而是临近周期的火山口！”
　　在整饬、回环的词句中，“山”的形象通过比喻、拟人的修辞被人格化了，它像是“我们”的老朋友，知晓“我们”“那鸽子般的柔情”；仿若一个沉默的智者，静观俗世生活的平庸：“生活成了/军营，人生就是赶集！”有时又化为“我”的捍卫者：“山峰说过：它不会放走我们，/不会让你去跟另一个女人！”但它最终还是作为一个无可奈何的见证者，目睹“我们”走向“谁都知道的生活：/成群的流氓——市场——传染病房”。这样，借“山峰”意象，诗歌的整幅图景被勾勒出来：由大地向天空，由俗世向超越。“山峰”以它独特的垂直形象将这二者相连，以孤独、决绝的姿态暗合抒情主人公情感、精神变化的发展轨迹，成为精神和形式高度一致的化身。
　　对神话和《圣经》的运用
　　茨维塔耶娃曾在回忆录中写下这样一段话：“这一切都是神话，于是，没有非神话的东西，不可能生活在神话之外，一切都来自神话，可以说，神话预料到了一切，并且一劳永逸地把这一切都雕刻出来了……”在长诗《山之歌》中，不难发现很多来自古希腊神话传说和《圣经》故事中的因素，如帕尔纳索斯山、帕尔塞福涅、“戈耳迪之结”、西奈山、夏甲，以及对《圣经》语句的化用：“人人会按他的眼泪得到报偿”，并在第十首短诗中提到的上帝授予摩西的“第七诫”。而其中的人物形象更是注入了诗人的精神特质，幻化为她的代言者。正如《山之歌》中的帕尔塞福涅和夏甲。
　　第四首短诗是这样描述帕尔塞福涅的：“帕尔塞福涅的石榴子啊/怎能在寒冷的冬天忘记你？/我记得两瓣贝壳式的嘴唇/微微张向我的嘴唇/被石榴子断送的帕尔塞福涅！/嘴唇倔强地一片深红，/你的睫毛丝丝缕缕，/好像星星的金色光芒。”在希腊神话中，帕尔塞福涅是宙斯和谷物女神墨忒思的女儿，这位金发碧眼的美丽女子被冥王哈得斯所劫持，为了返回地面她必须不进任何饮食，但却禁不住诱惑吞下了六颗石榴子，因此每年须去冥府与哈得斯共同度过六个月，她的母亲谷物女神墨忒思因思念女儿而离开了奥林匹斯山寻找，大地万物就陷入了一片萧瑟中。在“寒冷的冬天”，诗中女主人公想起正与冥王生活在一起的帕尔塞福涅，哀叹她被婚姻所“断送”，在诱惑之下套上世俗之爱的枷锁。但她的“双唇”却依然“倔强地一片深红”，仿佛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这俗世之爱的热情挣脱了枷锁扑面而来，深深地蛊惑着“我”的心灵。此刻，主人公希冀着“作为女性而不是作为大诗人复活”——即使爱情会让“我”低到俗世的尘埃里，也让“我”以“倔强”的姿态戴上枷锁吧。 　　及至第六首短诗，夏甲的形象划过“我”的脑海：“山峰还悲悼：生活成了/军营，人生就是赶集！/山峰还悲悼：虽然有了儿子，/夏甲还是被驱逐！”她让“我”意识到俗世之爱仍然是平庸的、局限的，女人的生命则更是虚伪的——她满足男人的欲望，照顾他的家务，成为依附于男人的生育工具，但有时即使完成了加诸其身的“任务”也无法获得维持其生活的相应还报。“我”不仅痛苦于“女人”本身无法超越自身，更痛苦于“我”如果成为“女人”就将永远无法超越于世俗许下的谎言。世俗之爱与“我”对超越的渴望永远无法相合，这注定是悲剧的——因此，纵然“我”对“你”有着割合不断的眷恋，却也只能漠然无言地走过“你”的身边，以一个苍凉的手势向“你”告别——“我们的命运/是踏着这样的污秽，各别西东”。也许，“我”注定无法获得世俗生活的简单快乐，只能在痛苦中回望“你”和“你”的世界，可“我”更不屑让平庸的生活浸湿“我”高傲的裙角，不会向俗世交出“自己”。所以，再见吧，“我”的爱人，“我”无法停下脚步。
　　在《山之歌》中，帕尔塞福涅和夏甲的形象就这样按照“我”的意愿被重新塑造出来：帕尔塞福涅仍然被劫，却不再期期艾艾，反而因对爱情的大胆选择受到“我”的钦佩；夏甲仍然被驱逐，却不再因自负遭到谴责，反而因悲惨的命运引发了“我”的怜悯。借由她们，主人公在对“女人”生命本质的思索中感到了存在的孤独。然而，这孤独并不可耻，它是“我”坚守“自己”、反抗俗世的必然选择。“我”依然是骄傲而决绝的。
　　在诗歌的《尾声》中，恋人的脸孔模糊了：“代替你的面貌，是苍白的空隙”，“我”爱“你”，可“你”既是“你”，又不是“你”，“也许，个别就是全体。”——“我”爱上的，只是爱情。最终，在凡俗的、“乞丐般艰难的生活里”，不管是“我”，还是“我们”都只能作为一个凡人为了生活挣扎下去——“‘生活，生活就是如此”。“你”带给“我”的已不再是痛苦，而是超越于琐碎生活的对“爱”的回忆。整首诗歌于此处戛然而止。
　　我们看到，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与茨维塔耶娃本人是完全等同的。希冀超越的她，“爱”，总是高高在上，因而就更加渴望作为一个女人得到肉体的温暖和俗世的热情。对爱与自由的渴望使得她不断重复着“绝望一热情一爱情一沉湎一绝望”的模式，在与他人非凡的结合中，她找到了诗的灵感，因而又更加渴望超脱——矛盾的炽烈燃烧加剧了她的孤独。如果不能爱，她就渴望痛苦——只要有所感受。她是天生的诗人，女性的身份使她更富敏感地感受世界，而作为一个在尘世中挣扎生存的不被爱的女儿、不被接受的作者、艰难抚养儿女的母亲、等待接济的侨民、走投无路的自戕者，深刻的生命体验滋养了她的诗歌，给了她丰富的痛苦，同时也赠与她独特的喉咙。因此，她从未后悔，一如她曾说：“在充满希望和实现希望之间，在充满痛苦和空虚的幸福之间，我的选择是与生俱来甚至生前就已做出的。”她的孤独无可救药，一如她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