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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营资本独立支持的以城市命名的双年展，成都双年展在饱受争议中走到第十年。困难依旧，争议依旧，希望依旧。
位于成都一隅的世纪新城国际展览中心到处都是第四届成都双年展的广告牌。推开展览中心的二号馆中玻璃门，空旷的展场中间摆放着一辆被砸扁的东风汽车。这个名为“与声5·12－东风”的作品以这样一种方式传达着2008年大地震的气息。
残破的汽车周围，所有列展的绘画和雕塑都以各自的方式陈述从建立新中国到当下的历史“大事件”，突出了本届成都双年展的主题——叙事中国。
本届展览，在摒弃了大头娃娃和政治波普之后，策展人选择了用正剧的方式重述历史。虽然这使它看起来更像某种变相的全国美展。而自创办以来就饱受争议的成都双年展在怀疑声中已走到十个年头。
历届展览主题皆备受争议
7月28日一早，没有开空调的展览馆里闷热无比，邹跃进和贾方舟在展场里来回溜达，呼扇着湿透的衬衫。作为第四届成都双年展的策展人，开展前他们还在指示一些尚未完善的细节。从3月7日第一次到成都开策划会，到展览开幕一共用了不到5个月。“时间太短了。”策展人之一邹跃进说。出生于1958年的邹跃进，现为中央美院艺术史系副教授，专攻新中国美术史和视觉文化理论。
“叙事中国”是一个庞大的企图，用绘画反射中国的变迁。因为拒绝艺术家的纯个人性叙述，使这个主题变得危险——稍不留神，充满宏大叙事的展览就会成为官方性质浓郁的“重大题材绘画展”。而这，正是贾方舟和邹跃进极力避免的。
自从成都双年展开创以来，关于展览主题的争论从未停息。1999年12月，“世纪之门：1979～1999中国艺术邀请展”在成都开幕，作为成都双年展的雏形和试水，那一次的主题同样显得宽泛无边。展览囊括了从传统书法到玩世泼皮所有的艺术形式。那一届展览按类型分为书法、国画、油画、雕塑和装置几个部分。那时中国的当代艺术还正在为自己争取应有的地位，市场与艺术还是很遥远的两端，一个花费200万元的展览足以使其在艺术圈声名大噪。
2001年底，以“样板一架上”为主题，第一届成都双年展开幕。著名批评家刘骁纯与顾振清作为策展人提出了这个概念。可因为其概念模糊以及涉嫌顾及投资人兴趣，而被学术界诟病。
成都双年展的投资人邓鸿是成都一名民营商人，早年习国画，故对于传统绘画艺术情有独钟。本想投资振兴传统绘画的商人却被艺术圈的朋友带往了当代艺术的方向，但他对于架上绘画的偏好在首届双年展中保留了下来。在第一届双年展的研讨会上，有学者抨击这样的做法是“资本强权”，认为这是投资者对于艺术的粗暴干涉。
抨击过后却得来四年沉寂。因为投资人无暇顾及艺术。到了2005年第二届成都双年展才再次举办。而更鲜明的“资本强权”从展览的主题“世纪与天堂”便一览无遗——此为邓鸿开发的两个房地产名称，展览再次引发轩然大波。它也由此成为资本控制艺术的完美证据。
而按期举行的第三届双年展，主题定为“重新启动”，以反潮流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当代水墨的现状，辅之以国外策展人的视角，这才为幼儿时期的成都双年展挽回点声名。“其实，邓鸿是喜欢和这帮艺术圈的朋友说自己的见解，他也就是说说而已，不听也没什么。正巧他是投资人，有时候沟通不畅，别人就会误以为他很强势。”10年来一直担任成都双年展艺术总监的冯斌这样解释邓鸿的“资本强权”。
而此届的主题“叙事中国”，又一次被媒体认为过于正统而空泛。
正剧登场，反讽消失
贾方舟指着身后的一幅作品说，“我们拒绝大头娃娃，反讽要被正剧代替了。就像冯小刚的喜剧要被《集结号》代替了一样。”“大众可能会认为这届展览里没有大牌艺术家。但是实际上这是我们特意选择的，我们拒绝流行样式。”邹跃进对记者解释说。
与“特意选择的艺术家”截然相反的是1999年的第一次展览时，彼时，中国美术界大牌云集展览现场，包括著名艺术批评家范迪安、中国美院副院长许江等人全部到场，’作品囊括了从吴冠中的代表作到罗中立的《父亲》。“《父亲》是花了10万块钱运费和保险费从美术馆租的，被美术馆收藏之后，那是第一次在外面展出。”当时就任艺术总监的冯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范迪安，许江都在说，大家要一起维护好这个平台。”
那一次明星云集的展览虽然缺乏清晰的学术定位。但为之后的成都双年展积累到足够的口碑。在对当代艺术乏人问津的10年前，这群艺术圈内的学者开始鼓动投资人长期坚持下去。于是，投资人邓鸿出现并确立了成都双年展的机制。两年后，正式命名的第一届成都双年展开幕，明星艺术家张晓刚从北京带着作品回到成都参展，方力钧送来了刚刚完成的巨幅版画，一些青年艺术家则将成都双年展认作招安先锋艺术的庙堂，他们跑到展览现场撒纸钱搅局……
私人投资带来的不确定性成为了双年展某种潜在的风险。2008年的四川地震以及紧随其后的金融危机，都让以实业为基础的投资人步履艰难，成都双年展的可持续性再次受到质疑。
民营资本双年展的未来
“不能说没有遗憾，比如展望的作品就没能来成。还是资金的问题。”邹跃进站到了展场中央对记者说。
汶川地震之后，一直担任双年展艺术总监的冯斌向投资人邓鸿提出暂缓的建议。冯斌回忆说，邓鸿当时不置可否。2008年底，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艺术圈内开始有人担心成都双年展是否就此搁浅。直至2009年2月底，贾方舟和邹跃进接到了双年展邀请出任策展人。
但策展中，有不少作品就因经费的原因搁浅了。
同样因为经费紧张而未能实施的作品还包括著名艺术家谷文达的装置“红灯计划”，而已经收入画册的陈丹青的作品《中国的山川》也未能在现场展出。
“这次展览资金的现金支出部分应该是270万到320万之间。再加上邀请艺术家的费用、酒店、广告牌等等看不到的部分，一共六七百万的投入吧。”冯斌计算说。
投资人邓鸿的集团内原本有一个16人的部门专项负责双年展事宜，但他们在公司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而经历地震和金融危机之后，此部门已经裁员至2人。
民营资本涉足当代艺术在国内刚刚起步且诟病颇多。生意的起伏直接影响着艺术展览的可持续性。“成都双年展的最大困境应该是机制。”冯斌说，“十年前都是老板拍脑袋，现在公司在不断长大的过程中要制度化、规范化。双年展也一样。”
以各个城市命名的双年展对于推动当地的软实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艺术双年展被政府接纳为“文化名片”已成趋势。“把一个双年展完全压给一个民营老板不是一个长远的事，有一个稳定的基本盘才是重要的。”冯斌说，
在本届双年展的开幕酒会上，投资人邓鸿向记者宣布，他将启动一项艺术基金，专门运营即将开建的新艺术馆以及今后的成都双年展。“我承诺每年给这个基金投2000万。”
艺术基金的建立是一种转型，从依赖于不稳定的民营资本向专业化运作的过渡。但艺术基金也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位于成都一隅的世纪新城国际展览中心到处都是第四届成都双年展的广告牌。推开展览中心的二号馆中玻璃门，空旷的展场中间摆放着一辆被砸扁的东风汽车。这个名为“与声5·12－东风”的作品以这样一种方式传达着2008年大地震的气息。
残破的汽车周围，所有列展的绘画和雕塑都以各自的方式陈述从建立新中国到当下的历史“大事件”，突出了本届成都双年展的主题——叙事中国。
本届展览，在摒弃了大头娃娃和政治波普之后，策展人选择了用正剧的方式重述历史。虽然这使它看起来更像某种变相的全国美展。而自创办以来就饱受争议的成都双年展在怀疑声中已走到十个年头。
历届展览主题皆备受争议
7月28日一早，没有开空调的展览馆里闷热无比，邹跃进和贾方舟在展场里来回溜达，呼扇着湿透的衬衫。作为第四届成都双年展的策展人，开展前他们还在指示一些尚未完善的细节。从3月7日第一次到成都开策划会，到展览开幕一共用了不到5个月。“时间太短了。”策展人之一邹跃进说。出生于1958年的邹跃进，现为中央美院艺术史系副教授，专攻新中国美术史和视觉文化理论。
“叙事中国”是一个庞大的企图，用绘画反射中国的变迁。因为拒绝艺术家的纯个人性叙述，使这个主题变得危险——稍不留神，充满宏大叙事的展览就会成为官方性质浓郁的“重大题材绘画展”。而这，正是贾方舟和邹跃进极力避免的。
自从成都双年展开创以来，关于展览主题的争论从未停息。1999年12月，“世纪之门：1979～1999中国艺术邀请展”在成都开幕，作为成都双年展的雏形和试水，那一次的主题同样显得宽泛无边。展览囊括了从传统书法到玩世泼皮所有的艺术形式。那一届展览按类型分为书法、国画、油画、雕塑和装置几个部分。那时中国的当代艺术还正在为自己争取应有的地位，市场与艺术还是很遥远的两端，一个花费200万元的展览足以使其在艺术圈声名大噪。
2001年底，以“样板一架上”为主题，第一届成都双年展开幕。著名批评家刘骁纯与顾振清作为策展人提出了这个概念。可因为其概念模糊以及涉嫌顾及投资人兴趣，而被学术界诟病。
成都双年展的投资人邓鸿是成都一名民营商人，早年习国画，故对于传统绘画艺术情有独钟。本想投资振兴传统绘画的商人却被艺术圈的朋友带往了当代艺术的方向，但他对于架上绘画的偏好在首届双年展中保留了下来。在第一届双年展的研讨会上，有学者抨击这样的做法是“资本强权”，认为这是投资者对于艺术的粗暴干涉。
抨击过后却得来四年沉寂。因为投资人无暇顾及艺术。到了2005年第二届成都双年展才再次举办。而更鲜明的“资本强权”从展览的主题“世纪与天堂”便一览无遗——此为邓鸿开发的两个房地产名称，展览再次引发轩然大波。它也由此成为资本控制艺术的完美证据。
而按期举行的第三届双年展，主题定为“重新启动”，以反潮流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当代水墨的现状，辅之以国外策展人的视角，这才为幼儿时期的成都双年展挽回点声名。“其实，邓鸿是喜欢和这帮艺术圈的朋友说自己的见解，他也就是说说而已，不听也没什么。正巧他是投资人，有时候沟通不畅，别人就会误以为他很强势。”10年来一直担任成都双年展艺术总监的冯斌这样解释邓鸿的“资本强权”。
而此届的主题“叙事中国”，又一次被媒体认为过于正统而空泛。
正剧登场，反讽消失
贾方舟指着身后的一幅作品说，“我们拒绝大头娃娃，反讽要被正剧代替了。就像冯小刚的喜剧要被《集结号》代替了一样。”“大众可能会认为这届展览里没有大牌艺术家。但是实际上这是我们特意选择的，我们拒绝流行样式。”邹跃进对记者解释说。
与“特意选择的艺术家”截然相反的是1999年的第一次展览时，彼时，中国美术界大牌云集展览现场，包括著名艺术批评家范迪安、中国美院副院长许江等人全部到场，’作品囊括了从吴冠中的代表作到罗中立的《父亲》。“《父亲》是花了10万块钱运费和保险费从美术馆租的，被美术馆收藏之后，那是第一次在外面展出。”当时就任艺术总监的冯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范迪安，许江都在说，大家要一起维护好这个平台。”
那一次明星云集的展览虽然缺乏清晰的学术定位。但为之后的成都双年展积累到足够的口碑。在对当代艺术乏人问津的10年前，这群艺术圈内的学者开始鼓动投资人长期坚持下去。于是，投资人邓鸿出现并确立了成都双年展的机制。两年后，正式命名的第一届成都双年展开幕，明星艺术家张晓刚从北京带着作品回到成都参展，方力钧送来了刚刚完成的巨幅版画，一些青年艺术家则将成都双年展认作招安先锋艺术的庙堂，他们跑到展览现场撒纸钱搅局……
私人投资带来的不确定性成为了双年展某种潜在的风险。2008年的四川地震以及紧随其后的金融危机，都让以实业为基础的投资人步履艰难，成都双年展的可持续性再次受到质疑。
民营资本双年展的未来
“不能说没有遗憾，比如展望的作品就没能来成。还是资金的问题。”邹跃进站到了展场中央对记者说。
汶川地震之后，一直担任双年展艺术总监的冯斌向投资人邓鸿提出暂缓的建议。冯斌回忆说，邓鸿当时不置可否。2008年底，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艺术圈内开始有人担心成都双年展是否就此搁浅。直至2009年2月底，贾方舟和邹跃进接到了双年展邀请出任策展人。
但策展中，有不少作品就因经费的原因搁浅了。
同样因为经费紧张而未能实施的作品还包括著名艺术家谷文达的装置“红灯计划”，而已经收入画册的陈丹青的作品《中国的山川》也未能在现场展出。
“这次展览资金的现金支出部分应该是270万到320万之间。再加上邀请艺术家的费用、酒店、广告牌等等看不到的部分，一共六七百万的投入吧。”冯斌计算说。
投资人邓鸿的集团内原本有一个16人的部门专项负责双年展事宜，但他们在公司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而经历地震和金融危机之后，此部门已经裁员至2人。
民营资本涉足当代艺术在国内刚刚起步且诟病颇多。生意的起伏直接影响着艺术展览的可持续性。“成都双年展的最大困境应该是机制。”冯斌说，“十年前都是老板拍脑袋，现在公司在不断长大的过程中要制度化、规范化。双年展也一样。”
以各个城市命名的双年展对于推动当地的软实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艺术双年展被政府接纳为“文化名片”已成趋势。“把一个双年展完全压给一个民营老板不是一个长远的事，有一个稳定的基本盘才是重要的。”冯斌说，
在本届双年展的开幕酒会上，投资人邓鸿向记者宣布，他将启动一项艺术基金，专门运营即将开建的新艺术馆以及今后的成都双年展。“我承诺每年给这个基金投2000万。”
艺术基金的建立是一种转型，从依赖于不稳定的民营资本向专业化运作的过渡。但艺术基金也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