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管我！”即使在今天，一些主张“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的人仍会如此叫喊。在他们眼中，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包括经济自由）不被侵犯。
　　政府当然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不堪。它也可以是一种“善”。当一个穷人没钱治病，他就可以对政府说“你必须管我”。这个时候，最好的政府，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保障最有力的政府。
　　这两个看似冲突，实则一体两面的诉求，合起来就是对政府功能的规范性界定：在很多领域，政府权力应该退出，而在另一些领域，它必须补上去承担责任。
　　国家=政府 社会。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合理的国家结构应是“小政府大社会”。
　　市场
　　1929年10月24日，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在美国被引爆，从南北战争过后（1865年）到1929年的“长镀金时代”被终结。
　　当时的美国总统是胡佛，一个崇尚古典自由主义“自由放任”的“学者型总统”。即使经济危机的可怕景象就像地狱来临一样，他仍坚信经济可以“自我治疗”，拒绝政府出手。
　　“小政府”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的伟大抱负。在他们眼中，政府必须是一个“小政府”：权力最小、对经济、市场的干预最少。政府需要干的事情，无非是为自由竞争提供一个秩序，以及去干那些私人资本没有能力干，或不可能赚钱而没有动力去干的事情，比如国防、治安、提供基础设施。如此而已。
　　他们的理据来自亚当·斯密。市场是一个自组织系统，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而合理的逻辑推导是：政府如果规模大，权力大，掌握的资源多，那当然就容易侵入市场的边界，侵犯人们的经济自由。
　　值得强调的是，当我们今天说“小政府大社会”时，在一国范围内，与“政府”对应的范畴是“社会”，而古典自由主义关于“最小政府”的渴望，“政府”对应的范畴却只是“市场”。
　　但“社会”和“市场”当然不是一个概念，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子系统。古典自由主义者追求的，实际上是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小政府大市场”格局。
　　在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甚至一直到1929年，可以说是“小政府大市场”一统江湖。但正如经济危机所暴露的，逻辑上它不可能千秋万代。政府不干预当然可以让市场充分发育，但它也有这样的背景：更多是小的私营企业在自由竞争，经济结构不复杂。
　　但这一点进入20世纪后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随着经济结构的日益复杂，社会结构也变得复杂而充满风险。“小政府大市场”的预设因此暴露出了它的命门：“结果不平等→起点不平等→结果不平等……”的恶性循环使市场和社会结构都遭到破坏，一旦出事，它们都很难自我修复，政府不管根本就不行。
　　1929年前的美国，是一个在财富分配上极不平等、富人在经济和政治力量上完全可以掐死穷人的社会。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必然的，而且是先有了社会危机，才有经济危机。
　　沉浸在古典自由主义迷梦中的胡佛没有看到这一点，终于被抛弃。罗斯福新政后，西方普遍实行福利国家制度。对于政府功能的思考，也从“政府—市场”的狭隘范畴，转变到“政府—社会”的视野上。
　　政府
　　从“政府—社会”来界定政府和社会的功能，实际上是在“政府权力—公民权利”框架内来思考政府的功能问题：哪些事情该做且必须做好，哪些不该做。
　　政府并不像一棵树那样是自然的产物，其存在是需要提供道德上的理由的。建立政府，无非是为了保障公民在“自然状态”中很不便的自然权利。
　　美国政治哲学家诺齐克认为，国家（政府）的功能只应该局限于这些方面：保护人们免于暴力、偷窃、欺诈，以及强制履行契约等。它相当于古典自由主义所说的那种功能很弱的“守夜人”似的国家。即，国家（政府）在干了诸如国防、治安、维护经济秩序等事情后，不能再干别的了，因为再干，就侵犯到了公民的权利，这些功能无法得到证成。
　　这样的政府，显然仍只是很小的“小政府”，而社会，当然是“大社会”。
　　就公民的自由、权利（包括和“市场”这个范畴联系在一起的经济自由）而言，政府确实必须是小政府，尽管肯定比诺齐克所想象的那种大一些。这也是今天“小政府”的确切含义。自由、权利，当然还有公民、社会的“能力”，作为道德命令，划定了政府权力和公民，以及社会的边界，政府不得“越位”，“越位”就犯规了。
　　具体就是，一方面，在涉及公民自由、权利的领域，不能，以及没有必要成立政府机构，用纳税人的钱养着一帮拥有权力的人来管，那只是公民、“社会”自己的事情，社会可以自我治理；政府也不能作为经济主体进入市场，或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即使政府可以作为经济主体进行经营，这些企业也应该具有公益属性。
　　另一方面，当政府维护社会秩序，与公民的自由、权利“相遇”时，其行为必须严格限定在法律的框架内，找不到法律依据，或违背宪法精神的政府行为都是不正当的。
　　这种“小政府”的界定，不仅不可能出现靠行政权力攫取垄断利润的“企业”，就连强制拆迁本身都是无法想象的。这也说明，今天中国的政府权力在公民自由、权利的领域太大了，必须退出。
　　但就“政府—社会”的范畴来说，政府的功能，当然不仅仅限于在公民自由、权利的领域做一个“小政府”。诺齐克说通过财富再分配提供社会保障不应该是政府所具有的功能，这是不对的。
　　原因很清楚，人们成立政府，除了用来保护自己的自由、权利外，同时还是用来保护自己免于饥饿、匮乏等威胁的，这些，在心里面，也写入了人们和政府的“契约”。另外，政府也负有维护社会公正、保证人们的“社会合作”能够进行下去，而不导致社会崩溃的义务—“社会”都玩完了，一切都无从谈起。
　　而提供社会保障并没有侵犯到谁的自由、权利，相反，它恰恰是保护所有人能够拥有平等的自由、权利。这是政府对政治义务的履行。和国防、治安等一起，如果政府只是一个“小政府”，这些事情，它根本就做不到。
　　也就是说，政府在公民自由、权利领域做一个“小政府”时，在提供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上，应该是一个“大政府”。现在西方福利国家无一例外地是“大政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政府权力的扩大，并非可能损害公民自由、权利的权力的扩大，而是服务功能的扩大。 　　这样的“小政府”和“大政府”的结合，如果是在现代国家建构比较完善的语境下，已经不能用规模等指标去评判到底是小政府好还是大政府好了。看的是它的功能是否正常、健全：属于公民自由、权利、社会自治、微观经济等不该管的领域不去管，而该管的领域，比如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社会保障等领域管得很好。
　　社会
　　“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结构已经阻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能力相对较强，而履行政府责任，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的能力相对较弱，权力大，责任小。
　　后果就是：社会经济的活力被压抑，社会未能得到充分发育；一些政府权力侵害公民权益的事时有发生；因权力对资源分配的介入，市场机制也时常遭到扭曲。另外，社会保障不健全，以及贫富悬殊得不到有效遏制。
　　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的政府规模显得大了。建设“小政府大社会”，事实上正是一种现代国家建构，也是召唤经济活力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战略。
　　很清楚，建设“小政府大社会”，既需政府承担它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责任，也需要它限制自己的权力，从“社会”的很多领域里退出来，把原来管的很多东西还给社会。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指出的，政府要着力解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越位”的问题，只有这样，才有精力去处理“缺位”、“不到位”的问题，真正做到“社会管理社会办”。
　　什么是“大社会”呢？就国家结构来说，“社会”看起来是“非政府”的一切，包括了太多东西，比如单个的公民，心理群体，宗教等同质性群体，各种爱好性质的行业协会，各种公益组织，各种诸如村、社区之类的自治共同体，各种商业-企业组织。
　　说一个社会是“大社会”，意味着，所有这些分布在社会中的力量都能够得到充分发育，并且能够通过各种规则协调彼此的关系，使得社会就像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在不需要政府出手的情况下，都可以进行自我治理。
　　但社会分量的分布，在结构上当然是不均衡的，可以想象，一个由社区居民松散地构成的组织，就干不过一个由强大的资本支撑的组织。而社会的自我治理，也并不会一片和谐，其间在各阶层、利益群体之间，也存在着复杂、残酷的利益博弈。因此可以想象，资本等并不比政府权力弱多少的强势力量，甚至带黑社会性质的力量，在政府从“社会”可以自治的领域里退出后，它们必会上去填补。
　　所以，仅仅是政府退出还不够，还得赋权给公民，让公民通过权利的行使来促进社会的发育、理性，使各社会力量相互之间形成制约，而不是弱肉强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