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傅译丹纳《艺术哲学》问世，其予艺术外行的最迷人之处，是书中论艺术杰作产生之地域因素。就当时人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说，将地理因素提到重要地位，显然是应该批斥的谬说。远的有普列汉诺夫，近的有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都早已昭示，地理因素对艺术作品来说，无足轻重(科学的说法是：“不是决定性的”)。也许是出于知识分子的“反拨”天性，偏偏这么一些在今天看来太过渺小的“新论”，当年却惹得不少读者赞赏，更甭说傅译文采之精妙，以及书中插图印制之讲究了。
　　地理同文学、艺术，广义说是文化，其间的关系是个不易说清的问题。上举两位大家，从一个角度来看，所说未始没理。人们有意见的，无非是后人太过霸道，不许陈说异见而已。时势发展到今天，照理说，世界越来越小，地域因素应当越来越不重要。但是看来还难。在地球这一小小“螺丝壳”里，还不断做出动人心魄的“道场”，地理的间隔仍然使得各种文化自具特色，且又不断彼此融合、吸收、排拒乃至冲突。说起冲突，我们得知信息已晚，只听说有位亨廷顿先生，早已撰文阐明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将有重要冲突。海内外同行先进刊物，已在畅论其事，我辈“后刊物”，较难介入其间，也就只作读者，专一享受各种论说的妙处而不作贡献了。
　　但就《读书》来说，关心世界或力有不逮，关心同胞却尚图一试。今年七月起，《读书》要出繁体字版。因此，不免有一奢望：想在刊物之中，略为多谈对海内外华人著述的观感，也请海外的文士多对大陆文事表示关心。就我们的力量，难以就此做到让两岸或三地或全球各处华人文化的“融合”，立即取消畛域界限。但是，即如此，实在也是难事。因为就大陆来说，得到一本海外学术论著并非易事。何况说过以后，岂不又让不少读者有“抓痒痒找不到痒痒挠子”的感觉。但是，既然已有这“地理”在，再困难，也得一试了。
　　因此，当然要感谢本期李皖、施康强、葛佳渊、罗厚立、李欧梵、汪晖等先生之力作，更希望海外朋友们今后不吝惠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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