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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放荡不羁,雅致闲适的表象之下,是一个挣扎彷徨的内心,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代士人精神转轨的写照。
公元1595年,袁宏道提笔给自己的舅父龚惟长写下一封书信,在信中,他直言不讳地列出了世间最值得留恋的“快活”事:看遍世间的美色,听遍世上的乐曲,尝遍世间的美味,每日大宴宾客,男女混杂,相互嬉闹,千金买舟,带上鼓乐妓妾,浮游湖海……
这个万历年间最知名的才子,并不知道,这封短短只有数百字的书信注定超越一封家书的意义,成为那个时代享乐主义的宣言书。如果说,在此之前,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读书人的人生哲学和生活逻辑的话,那么此时,纵情游乐,狂宴欢舞,也成为他们人生的重要组成。而这不仅仅是袁宏道个人的价值追求的更迭,更是一代士人精神转轨的写照。
一个苦闷的县令
袁宏道写这封著名的家信的时候,正在明帝国最富庶的苏州吴县担任县令,时年28岁。自1573年开始的万历时代虽在政治上日趋保守,但在经济上正日华灿灿。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能够在刚刚入仕之时就执掌一个如此富庶的区域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他自己起初也颇为得意,在他给自己的哥哥袁宗道的信中,他不无夸张地写到,“弟已令吴中矣!吴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这个出身于湖北公安名门望族的才子二十一岁乡试中举,四年之后就进士及第。此时的仕途更是一片光明。
但仅仅几个月之后,他就厌倦了这样的官场生涯,他甚至把做县令比作是人生最大的苦差。“上官如云,过客如雨,薄书如山,钱谷如海”,迎来送往的官场应酬,加之不堪负重的繁文缛节,让他连连向最亲近的好友们诉苦,“苦哉、苦哉!难矣,难矣!”
在吴县大堂之上,这位县令留下最多的并不是治理县境的文告,而是一封封发给朋友的诉苦信。他给沈存肃说,“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明寒暑矣!”他给湘谭知县何起升说,“若夫吴令,直若吞熊胆,通身是苦矣。”他给安福知县杨适筠说,“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
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玛窦所描述的风潮在士大夫当中非但没有消褪,反而愈演愈烈。作为一个崇尚艰苦工作带来精神升华的传教士,一定无法理解中国士人们将交游宴乐视为解脱苦闷的另一种替代。
政治压抑既然无从排解,只有投身于世俗的狂欢。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童心说”将士人们最后一丝兼济天下的责任感卸掉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性情的放纵,生活的纵乐,以及品行的狂狷。种种怪诞举止,不仅不会遭到责难,反而会在士林之中赢得赞誉。
评判一个人高下的标准,不再是官阶的高低,而是交游的广泛,以及文化上的独特建树。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宽松、相互鼓荡的环境下,迸发出罕见的文化盛景。1640年代,江西一位文人徐世溥不无眷恋的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万历年间的这种盛况,在他眼里,赵南星、顾宪成、邹元标、海瑞的道德风节,袁黄、焦竑的博物,董其昌的书画,徐光启、利玛窦的历法,汤显祖的词曲,李时珍的本草,赵宦光的字学,都是可以与古代先贤媲美的,而这些人同时涌现在万历时代,堪称“文治响盛”。
而徐世溥提到的这些的万历年间的精英们,不少都与袁宏道有过密切的交往。
寄情声色
1596年,袁宏道还是在吴县任上之时,他给朋友董其昌写了一封信中,其中提到了一本书,称它“云霞满纸”,甚至强过西汉词赋名家枚乘的《七发》,遗憾的是,这本书,他只得到了前半部的抄本,他问董其昌能到哪里抄得下半部。
十年之后,在给另一个朋友谢肇淛的信中,他再次提到了这本书,他揶揄借书不还的谢肇淛说,“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让袁宏道念念不忘的这部书,就是《金瓶梅》。这部署名兰陵笑笑生的情色小说至今无法确定其作者到底是谁,而袁宏道的这两封书信竟成为证明其最早在世间流传的物证。
在袁宏道生活的万历时代,在士人的圈子里传看情色文学,几乎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风尚。世俗商业的繁华激发了人欲的膨胀,士大夫们早已不再把洁身自好,引领道德的责任扛在肩上,与其说是世俗的繁华诱引士人们追求一种纵乐的生活,不如说,是士人们的精神解禁引领了整个社会道德的解禁。
袁宏道的朋友谢肇淛描绘当时的士大夫已是“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厌粱肉,身薄统绮,通晓歌舞之场,半画枚第之上。”晚明另一位著名的文人张岱更是直言不讳的声称自己,“极爱繁华,好精舍,好养蟀,好妾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羞,好花鸟气……”
摆在在士人们案头的,除了《金瓶梅》,还有诸如《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等书籍,那些一时技痒的文人更是亲自操刀上阵,陆采的《南西厢记》、屠隆的《修文记》、沈璟的《博笑记》、徐渭的《四声猿》都备受推崇。
即便是流传于街头巷尾的笑话,也喻情色于笑谑,万历版的《谑浪》和许多附刊于《诸书法海》、《绣谷春容》诸书里的笑谈集都是如此。而市面上公开售卖,流行的春宫图更是有二十多种,其中万历版的《风流绝畅图》和《素娥篇》还是其中精品,《风流绝畅图》还以彩色套印而成为世上最早的一部彩印图书。
如此丰富,充满声色的晚明世界,让不少海外汉学家们惊呼袁宏道所生活的时代为“淫荡的世纪末”。这些汉学家似乎没有错,士人们不仅仅留恋纸上风月,更贪恋于现实中的风月场所。袁宏道曾描述人生的一大快活事就是,风流浪荡,耗尽资财,尽管一身狼狈,但仍然可以“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乐得逍遥快活。
那些徘徊在苏州、杭州、金陵等江南繁华声色场所的士人们,忘却科场失意,仕途暗淡的苦闷,醉心于欢歌燕舞之中,以至于无妓不成欢。“金陵十二钗”、“秦淮四美人”、“秦淮八艳”在士人们杯酒言欢之际品评而出,狎妓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癖好,而上升成一种文化,在晚明香艳的笙歌中,家国理想不知觉中演变为人欲的放纵。
矛盾中的雅致生活
在过足了闲居的生活后,袁宏道再次出仕了。他来到京城担任了一个闲职。看上去,他对这个职务颇为满意,“若真看作隐居之地,未有不足者矣”。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状态,“养花种竹,赋诗听曲,评古董真赝,论山水佳恶,亦自快活度日”。
他养花,为此专门写了一本《瓶史》,论述瓶花供养和插花艺术,书中不厌其烦地提到一些养花的技巧和细节,诸如京城冬天寒冷,不但会冻裂铜器,瓷器的花瓶也容易裂,因此需要用锡瓶。他品茶,为此走遍京城,品评水质的好坏,他提到水以西山碧云寺水、裂帛湖水、龙王堂水为佳,高粱桥一带的水混浊而不宜用。他饮酒,虽然酒量只有“一蕉叶”,但仍写了一部《觞政》,他把下酒物分为五类,悉数优劣。这样的论述,用闲适、精致的散文写就,无处不透露出一种士人生活的雅致情趣。
1600年,袁宏道的大哥袁宗道病逝,他再次摆脱官场,隐居故土。在湖北公安县城南的柳浪湖边,他倾尽全部积蓄修筑了一所柳浪馆。四周枫柳环绕,盛夏时,浓树遮枢,入秋则枫叶如锦。在柳浪馆中,袁宏道与一些高僧整日座谈禅理。
1930年代,当林语堂在时隔300多年后再次“发现”袁宏道时,仍然被他文章中那种精致的闲情所打。此时,正是林语堂大力推动“闲适”和“幽默”的文学,袁宏道那种清疏淡雅的文字,以及文字中处处透露出的文人闲适,无不让林语堂惊叹,“近来识得袁宏道,喜从中来乱狂呼。”
但袁宏道是否是真心沉醉在这种看似闲适的雅致生活当中,则无从判断。从他后来的一些行为来看,他应该是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当中,既希望从此远离官场,彻底醉心在自己营造的精致小世界当中,同时又不甘完全忘却世情。他把自己比作是树上的猴子,在树上时,想着树下的饭,在树下时,思量树头的果子。“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
这在他去世前几年表现的尤为突出,在家闲居六年之后,袁宏道再次出仕,先是担任了礼部主事,后又担任吏部主事,此时的袁宏道表现出难得的积极有为的姿态,力排众议,法办了贪赃枉法的都吏朱国梁。吏部尚书杨时乔正在病中,听闻此事,“惊厥而叹”,称赞袁宏道是“国家之福也”。只是这并未持续很久,一年后,袁宏道去陕西担任主考官,而后就去世在任上。
如果袁宏道的生命再长些,不知道是否会彻底改写之前留给世人那个放荡不羁,闲适雅致的形象,这一点,鲁迅可能更通透些,他说袁宏道“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
也许,在纵乐的表象下,每一个看到晚明悲剧结局的士人,都依然怀有着这种未曾表露的内心吧。
公元1595年,袁宏道提笔给自己的舅父龚惟长写下一封书信,在信中,他直言不讳地列出了世间最值得留恋的“快活”事:看遍世间的美色,听遍世上的乐曲,尝遍世间的美味,每日大宴宾客,男女混杂,相互嬉闹,千金买舟,带上鼓乐妓妾,浮游湖海……
这个万历年间最知名的才子,并不知道,这封短短只有数百字的书信注定超越一封家书的意义,成为那个时代享乐主义的宣言书。如果说,在此之前,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读书人的人生哲学和生活逻辑的话,那么此时,纵情游乐,狂宴欢舞,也成为他们人生的重要组成。而这不仅仅是袁宏道个人的价值追求的更迭,更是一代士人精神转轨的写照。
一个苦闷的县令
袁宏道写这封著名的家信的时候,正在明帝国最富庶的苏州吴县担任县令,时年28岁。自1573年开始的万历时代虽在政治上日趋保守,但在经济上正日华灿灿。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能够在刚刚入仕之时就执掌一个如此富庶的区域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他自己起初也颇为得意,在他给自己的哥哥袁宗道的信中,他不无夸张地写到,“弟已令吴中矣!吴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这个出身于湖北公安名门望族的才子二十一岁乡试中举,四年之后就进士及第。此时的仕途更是一片光明。
但仅仅几个月之后,他就厌倦了这样的官场生涯,他甚至把做县令比作是人生最大的苦差。“上官如云,过客如雨,薄书如山,钱谷如海”,迎来送往的官场应酬,加之不堪负重的繁文缛节,让他连连向最亲近的好友们诉苦,“苦哉、苦哉!难矣,难矣!”
在吴县大堂之上,这位县令留下最多的并不是治理县境的文告,而是一封封发给朋友的诉苦信。他给沈存肃说,“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明寒暑矣!”他给湘谭知县何起升说,“若夫吴令,直若吞熊胆,通身是苦矣。”他给安福知县杨适筠说,“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
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玛窦所描述的风潮在士大夫当中非但没有消褪,反而愈演愈烈。作为一个崇尚艰苦工作带来精神升华的传教士,一定无法理解中国士人们将交游宴乐视为解脱苦闷的另一种替代。
政治压抑既然无从排解,只有投身于世俗的狂欢。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童心说”将士人们最后一丝兼济天下的责任感卸掉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性情的放纵,生活的纵乐,以及品行的狂狷。种种怪诞举止,不仅不会遭到责难,反而会在士林之中赢得赞誉。
评判一个人高下的标准,不再是官阶的高低,而是交游的广泛,以及文化上的独特建树。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宽松、相互鼓荡的环境下,迸发出罕见的文化盛景。1640年代,江西一位文人徐世溥不无眷恋的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万历年间的这种盛况,在他眼里,赵南星、顾宪成、邹元标、海瑞的道德风节,袁黄、焦竑的博物,董其昌的书画,徐光启、利玛窦的历法,汤显祖的词曲,李时珍的本草,赵宦光的字学,都是可以与古代先贤媲美的,而这些人同时涌现在万历时代,堪称“文治响盛”。
而徐世溥提到的这些的万历年间的精英们,不少都与袁宏道有过密切的交往。
寄情声色
1596年,袁宏道还是在吴县任上之时,他给朋友董其昌写了一封信中,其中提到了一本书,称它“云霞满纸”,甚至强过西汉词赋名家枚乘的《七发》,遗憾的是,这本书,他只得到了前半部的抄本,他问董其昌能到哪里抄得下半部。
十年之后,在给另一个朋友谢肇淛的信中,他再次提到了这本书,他揶揄借书不还的谢肇淛说,“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让袁宏道念念不忘的这部书,就是《金瓶梅》。这部署名兰陵笑笑生的情色小说至今无法确定其作者到底是谁,而袁宏道的这两封书信竟成为证明其最早在世间流传的物证。
在袁宏道生活的万历时代,在士人的圈子里传看情色文学,几乎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风尚。世俗商业的繁华激发了人欲的膨胀,士大夫们早已不再把洁身自好,引领道德的责任扛在肩上,与其说是世俗的繁华诱引士人们追求一种纵乐的生活,不如说,是士人们的精神解禁引领了整个社会道德的解禁。
袁宏道的朋友谢肇淛描绘当时的士大夫已是“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厌粱肉,身薄统绮,通晓歌舞之场,半画枚第之上。”晚明另一位著名的文人张岱更是直言不讳的声称自己,“极爱繁华,好精舍,好养蟀,好妾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羞,好花鸟气……”
摆在在士人们案头的,除了《金瓶梅》,还有诸如《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等书籍,那些一时技痒的文人更是亲自操刀上阵,陆采的《南西厢记》、屠隆的《修文记》、沈璟的《博笑记》、徐渭的《四声猿》都备受推崇。
即便是流传于街头巷尾的笑话,也喻情色于笑谑,万历版的《谑浪》和许多附刊于《诸书法海》、《绣谷春容》诸书里的笑谈集都是如此。而市面上公开售卖,流行的春宫图更是有二十多种,其中万历版的《风流绝畅图》和《素娥篇》还是其中精品,《风流绝畅图》还以彩色套印而成为世上最早的一部彩印图书。
如此丰富,充满声色的晚明世界,让不少海外汉学家们惊呼袁宏道所生活的时代为“淫荡的世纪末”。这些汉学家似乎没有错,士人们不仅仅留恋纸上风月,更贪恋于现实中的风月场所。袁宏道曾描述人生的一大快活事就是,风流浪荡,耗尽资财,尽管一身狼狈,但仍然可以“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乐得逍遥快活。
那些徘徊在苏州、杭州、金陵等江南繁华声色场所的士人们,忘却科场失意,仕途暗淡的苦闷,醉心于欢歌燕舞之中,以至于无妓不成欢。“金陵十二钗”、“秦淮四美人”、“秦淮八艳”在士人们杯酒言欢之际品评而出,狎妓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癖好,而上升成一种文化,在晚明香艳的笙歌中,家国理想不知觉中演变为人欲的放纵。
矛盾中的雅致生活
在过足了闲居的生活后,袁宏道再次出仕了。他来到京城担任了一个闲职。看上去,他对这个职务颇为满意,“若真看作隐居之地,未有不足者矣”。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状态,“养花种竹,赋诗听曲,评古董真赝,论山水佳恶,亦自快活度日”。
他养花,为此专门写了一本《瓶史》,论述瓶花供养和插花艺术,书中不厌其烦地提到一些养花的技巧和细节,诸如京城冬天寒冷,不但会冻裂铜器,瓷器的花瓶也容易裂,因此需要用锡瓶。他品茶,为此走遍京城,品评水质的好坏,他提到水以西山碧云寺水、裂帛湖水、龙王堂水为佳,高粱桥一带的水混浊而不宜用。他饮酒,虽然酒量只有“一蕉叶”,但仍写了一部《觞政》,他把下酒物分为五类,悉数优劣。这样的论述,用闲适、精致的散文写就,无处不透露出一种士人生活的雅致情趣。
1600年,袁宏道的大哥袁宗道病逝,他再次摆脱官场,隐居故土。在湖北公安县城南的柳浪湖边,他倾尽全部积蓄修筑了一所柳浪馆。四周枫柳环绕,盛夏时,浓树遮枢,入秋则枫叶如锦。在柳浪馆中,袁宏道与一些高僧整日座谈禅理。
1930年代,当林语堂在时隔300多年后再次“发现”袁宏道时,仍然被他文章中那种精致的闲情所打。此时,正是林语堂大力推动“闲适”和“幽默”的文学,袁宏道那种清疏淡雅的文字,以及文字中处处透露出的文人闲适,无不让林语堂惊叹,“近来识得袁宏道,喜从中来乱狂呼。”
但袁宏道是否是真心沉醉在这种看似闲适的雅致生活当中,则无从判断。从他后来的一些行为来看,他应该是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当中,既希望从此远离官场,彻底醉心在自己营造的精致小世界当中,同时又不甘完全忘却世情。他把自己比作是树上的猴子,在树上时,想着树下的饭,在树下时,思量树头的果子。“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
这在他去世前几年表现的尤为突出,在家闲居六年之后,袁宏道再次出仕,先是担任了礼部主事,后又担任吏部主事,此时的袁宏道表现出难得的积极有为的姿态,力排众议,法办了贪赃枉法的都吏朱国梁。吏部尚书杨时乔正在病中,听闻此事,“惊厥而叹”,称赞袁宏道是“国家之福也”。只是这并未持续很久,一年后,袁宏道去陕西担任主考官,而后就去世在任上。
如果袁宏道的生命再长些,不知道是否会彻底改写之前留给世人那个放荡不羁,闲适雅致的形象,这一点,鲁迅可能更通透些,他说袁宏道“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
也许,在纵乐的表象下,每一个看到晚明悲剧结局的士人,都依然怀有着这种未曾表露的内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