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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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正名。什么是文?文是指文学,指文学创作;不是指文章,包括文艺批评文章。科学也可以写成文章,但不是文学。史是指史学,即历史科学,不是指稗宫野史和一般的历史故事之类。更不包括文学传记和以历史为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概念清楚了,我们才能正确地展开讨论。有人主张文史不分。他们对现在的历史著作大发感慨,说这些书写得干巴巴的,读起来索然无味,就是因为其中没有文学,不象司马迁的《史记》那样,既有历史,又有文学。因此他们认为写历史书要以《史记》为典范,既是历史书,又是文学书,要以文载史,文史合壁。不少著名的历史学家都是这个主张,或者同情这个主张。但是这个主张本身就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众所周知,在古代,无论科学、哲学和文学,都是混而不分的。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科学和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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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是否召开过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何干之同志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写道:"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而且中共中央给这次大会发出贺信。李新同志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把一九二六年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情况,说得更详细更具体了。该书不仅写道:"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并且注明会议地点是在广州,还摘引了"中国共产党致第一次全国农民大会信"的主要内容,同时记叙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召开期
一般人往往认为,佛典只是讲一些宗教教条,没有多少历史资料。事实并不是这样。佛典不但能够提供宗教、哲学、语言、文学、艺术、伦理等等方面的资料,而且还能够提供古代印度人民日常生活栩栩如生的图景以及生产和科技的资料。下面我就利用佛典,特别是律藏,来探讨一下古代印度甘蔗种植以及沙糖和石蜜生产和使用的情况。我在别的地方曾说到过,这些东西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因此,我这篇论文的目的不仅在于探讨印度科技的发展,而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中印文化的交流。此外,我还想借这个机会提倡一下对古代印度史料要广开眼界,要善
在中国控工合理利已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利已与利群经常处于一种仿佛互为手段,是为目的的双向互动的模糊关系中,具有表现为近代思想家们一方面高举利已主义的旗帜,另一方面又极为推崇利群的重要性,甚至使之具有了合目的性。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和社会根源。
《晏子春秋》中的政治辩证法的主要内容是,对君民、君臣矛盾统一关系的认识,对“道在为人,而失在为已”的辩证规律的揭示,对政治矛盾的尖锐化及政治变革的认识,以斗争求合作的思想,对“和而不同”思想的发展,对内政与外战和外事相互关联的认识。其政治辩证法思想与其反对迷信的主张和哲学辩证法理论有密切的关系,还吸取、运用或发展了墨子、孟子、《老子》和法家的有关思想。
司马迁《报任安书》,说他写《史记》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近年,史学界的同志们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颇有所论列,对"成一家之言"谈论的还比较少。有的学者以创纪传体来称道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创纪传体可以说是"成一家之言"的一端,似尚未能尽其意。 "成一家之言",是在史学领域里第一次提出了"家"的概念。司马迁的工作,他自认为是继《春秋》以后的有关工作,是以史学成家的。事实上也是如此。 "家",本来是一个政治概念、经济概念和社会组织单位的概念。把"家
自从武王克商,周就建立统治四方的中央政权。等到周公东征胜利,营建东都成周,使宗周和成周的王畿连成一片,进一步形成统治四方的政治中心,中央政权机构就逐步健全。西周之所以能成为疆域辽阔的王朝,能成为奴隶制的全盛时期,该与它拥有比较健全的中央政权机构有关,而且西周这种中央政权的组织形式.对此后政治制度有着深远影响,因此很有必要作深入的探讨。本文试图依据可靠文献,结合金文,对西周中央政权机构的首要部分加以剖析。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一形成,并没有经历一段比较长时间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准备阶段,就很快转入武装起义的实际行动。这是它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这个特点是近代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那时候,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实在太深重了,国家和民族濒临灭亡的边缘,使革命者对变革现状抱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紧迫感,只得不顾一切地起来拚命;在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国内政治生活中几乎毫无民主可言,什么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都难以取得合法进行的权利;而中国人民的武装反抗斗争长期以来一直此伏彼起,绵延不绝,这种热气腾腾的革命传统也给后起的
这是郭嵩焘光绪六年(1880年)8月17日作的一首诗."?舟出海"归来,他深深地感觉到:封建末世的中国,外部环境正值"浪滔天""风更急";和他同命运的士大夫阶级,却犹如满满"一般痴顽"。既"无计收帆",又不忍心独自安睡,这种不甘束手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相当生动地反映出一个孤独的先行者的形象。本文着重论述郭嵩焘的政治思想与洋务思想,为了说明思想的形成和演变而兼及其他。引用的史料,主要属于1840—1880年四十年间。这是郭篙焘进行政治活动和思想活跃的一个时代。 1840年开始发生在中国的
当前,文艺批评信誉不高,标准混乱,批评家各说各理。重要塑文艺批评形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艺批评中的“定位”。批评的形式和方法可以多元多派,但也要有一个主导趋向。一篇好的批评文章,也是对一个批评家道德良知的全面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