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在小说创作中聚焦非洲沦为殖民地期间及其后非洲人的生活,重点关注非洲人移居前宗主国后的遭遇,借此考察殖民统治、去殖民化和全球化引发的诸多议题,体现出后殖民主义的创作特点和偏世界主义的思想立场.对古尔纳的长篇小说进行评述,解释其创作动因,厘清其国族身份引发的争议,对于理解古尔纳创作的价值及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在小说创作中聚焦非洲沦为殖民地期间及其后非洲人的生活,重点关注非洲人移居前宗主国后的遭遇,借此考察殖民统治、去殖民化和全球化引发的诸多议题,体现出后殖民主义的创作特点和偏世界主义的思想立场.对古尔纳的长篇小说进行评述,解释其创作动因,厘清其国族身份引发的争议,对于理解古尔纳创作的价值及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其他文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丛书的标题对全书起到“总揽全局”的作用.本文借助“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对该系列书3个卷本中的标题英译进行译者行为的描写和分析.研究发现:1)译者行为受制度化译者翻译工作的政治性和文本严肃度的影响而在总体上偏向“求真”端,但求真行为中有社会性的务实调适,由于受译者身份下“制度化宣传者”角色以及中西宣传风格差异的影响,译者追求“求真”和“务实”间的动态平衡,译者行为合理度高;2)3个卷本间的译文标题务实度逐步提高.由于受第一卷成功翻译的影响,译者在求取原文标题核心含义的
多模态话语分析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发展逐渐呈跨学科趋势,对多模态数据收集和处理的要求日益提高.《多模态数据的系统化处理:多模态话语分析中的研究方法》一书聚焦影像数据的收集及分析,针对多模态研究中涉及的数据收集与处理问题,从全新视角展开,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多模态数据处理范式.本文在介绍该书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操作层面以及适用层面评析其学术价值,以期对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相关研究有所启示.
在全球范围内不同语种构式库开发的研究与实践不断发展的背景下,Lyngfelt、Borin、Ohara和Torrent 4位教授于2018年联合汇编了《构式词典学:跨语言构式库开发》一书.该书首次对跨语言构式库开发进行了系统介绍,不仅实现了构式语法与词典学的有效结合,形成了基本完善的构式词典学术语系统和方法论基础,而且重点展示了不同语言构式库开发的特色和方法,形成了可复制的实践构式库开发的案例,是构式词典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谢俊、李轶男合译的《美学与政治》即将出版,嘱我为之作序.这样一本重要的基础性文献合集至今没有中译本,令人稍感意外.不过,就本书的出版和它为之服务的“预想的读者”来讲,“好饭不怕晚”这句俗话倒是恰如其分.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藉“否定的自由”怀疑一切,我姑且用它来否定这种否定,是谓否定之否定.与“否定的自由”对位,本文取法“选择的自由”,它努力遵从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古老的大同思想,而最大公约数所由也.关于目下热议的“世界文学”,亦当作如是观,即“否定的自由”不能代替“选择的自由”1;而此选择非彼选择2,其所奉行的,除了尊崇最大公约数,还应有基本的民族立场——各民族的立场.这是两个层面的最大公约数,更是人类真正实现大同理想之前人文学者难以忽视的课题之一.
计算机处理乃至理解语言须考虑语言符号与外部实体间的关联,以及语言使用者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100个语言学要点II:语义、语用篇》结合丰富语料,对100个语义、语用要点进行了介绍,并且阐述了要点与自然语言的衔接之处.该书从宏观的角度审视了当前的统计系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式.通过要点和问题的分析,作者向读者传达了语言学必须与自然语言处理并重的核心思想.
《种谷记》的创作得益于柳青“米脂三年”的下乡经验.这既指小说内容取自柳青曾参与组织的边区生产中的变工合作运动,也指下乡三年与群众关系的密切,使柳青得以把握变工合作运动对于村庄关系、生活形态和人物心理的细微变化.这给柳青提供了与从方言、传统故事结构来书写社会变革中农民之“新”的不同的形式,而对此形式的理解则需回到延安文艺的“深入群众”的脉络.
本文从姚雪垠在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对其颇为珍视的青年代表作《春暖花开的时候》“不合时宜”的修改入手,通过对姚氏文艺理念的回溯,以及对他在八十年代后期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心态结构的多向度还原,探究其对作品采取此种修改思路的内在动因.他对《春暖花开的时候》的“特殊处理”,是其固有文艺思想、个人历史经验以及陷于理论交锋后的应激反应联合作用的产物.而他借由小说修改所展现出的作为一个“革命文化人”的晚年姿态,在当时被冠以“守旧”标签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有独特的代表性.本文试图拆解和分析诸种支撑其“晚年姿态”的质素,提炼其
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描写1950年代末合作化运动中的湖南益阳山乡,其喜剧性、抒情性的美学风格至今为人称道.这一美学风格得以成立,依托于周立波对合作化未来非常乐观的认识与一种“新从旧中升起来”的历史感,以及由此带来的书写的自在感.《山乡巨变》取得了特别的文学成就,而这成就中也蕴含了周立波对合作化政治与乡村社会认识上的不足,这一切都饶有意味.
宗璞写于“百花时代”的小说《红豆》讲述了一对恋人因政治立场对立而在1948年天涯永诀的故事.本文对该作的考察跳出常见的文本分析,将之还原到社会史发展和此中心灵成长的脉络中,首先,以诗与史的对照来追问相比于一般进步学生参加革命,江玫成长故事中特殊的“隐痛”由何而来.其次,论述了宗璞1948年以来的阅历和写作中回应时代而生的“迎向”与“游离”心智结构如何延及1957年发表的《红豆》,并使得此作发表后广受注目和争议.最后,把视野放长到宗璞一生的写作,分析时代变迁中作家认知的变动和“江玫-齐虹”原型故事一再被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