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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争取中国人民全面解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也是同腐败进行不懈斗争并不断胜利的历史。
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和暴露出的腐败问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实践，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次”，不断刷新党自我革命的新高度，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从炮弹到“糖衣炮弹”的警钟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本质上与腐败水火不相容。新中国成立前，党主要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腐败政权和制度，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也对自身可能存在的腐败问题保持高度警惕。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倡廉实践，是在1923年7月至1924年底的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当时，安源煤矿是全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之一，达1万多人。党的一大代表、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于1921年下半年两次去安源，推动建立安源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
1922年9月14日至9月18日，党领导的工人俱乐部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硕果仅存”的完全胜利。此时，工人俱乐部成为一个半政权性质的组织，在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下，创办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为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人经济组织和经济实体。
工人俱乐部“有权”“有钱”了，一些腐败现象便随之出现。主要是管理人员中官僚主义习气渐盛，管理工作混乱，发生了“侵吞挪用公款”之事。1923年上半年，合作社发生“最大的错误，是服物股经理陈梅生久欠公款千余元”。
安源党组织敏锐地认识到，这些腐败问题是否能够有效解决，直接关系工人运动的成败。在刘少奇、李立三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从1923年7月至1924年底，集中开展了整顿作风与惩处腐败相结合的反腐倡廉工作。
从发动工人群众查找问题，到要求犯错误的人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再通过建章立制，强化监督，到不断巩固反腐倡廉成果，党领导的第一次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主要做法和基本经验迅速传遍全国，也影响了我们党近百年的反腐倡廉建设。
安源煤矿的反腐倡廉实践，引起了党中央对党内腐败问题的警觉。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我们党颁布的第一个反腐败文件。
为了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和纪律建设，1927年4月，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1931年11月，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自觉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1932年5月9日，苏维埃政府枪毙了第一个腐败分子──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签发《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惩治腐败的法令。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会议，制定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提出建立廉洁政府的施政纲领。
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是党在执政前夕第一次向全党敲响的反腐警钟。
我们党从建党初期、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路浴血奋战，一路反腐倡廉，终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如果说“奥秘”，那就是党的廉洁。
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重拳
新中国刚刚成立，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朱德担任第一任中央纪委书记。
尽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全党敲响了预防腐败的警钟，但许多干部仍然没能摆脱腐败的诱惑，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蔓延开来。
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月，黨中央发动了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根据时任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央纪委副书记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统计的数据，全国共查出被贪污的赃款赃物6亿元，有38402名贪污分子受到刑事处理。被判死刑的42人，枪毙了两个大腐败分子刘青山、张子善。
1952年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是党执政后第一个系统性的反贪法律。此后，党中央连续开展多次政治运动，虽然名称不一，但事实上都包含反腐败内容，有效奠定了五六十年代良好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1983年1月17日，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因贪污腐败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处死刑的领导干部。1987年4月，倪献策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因腐败被判刑的省长。2000年3月8日，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被依法执行死刑，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副省级干部。2000年7月31日，曾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克杰，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因腐败被枪毙的“副国级”领导干部。2015年6月11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判处无期徒刑，成为党执政后因腐败受到法律制裁的第一个“正国级”干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工作力度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6月28日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肖培介绍，2012年12月至今年5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余万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查处落实八项规定精神不力有严重问题的四风问题62.65万起。 其中，2021年1月5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因受贿罪、贪污罪、重婚罪，被判处死刑。他直接或通过他人索取、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88亿余元，成为新中国查办的省部级干部腐败犯罪金额最高的腐败分子。
中国共产党执政70多年来，始终有效执掌政权，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党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并取得压倒性胜利。
把历史经验变为思想武器
总结并坚持党百年来反腐败斗争的基本经验，对于夺取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新胜利，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
从认识上，决不能须臾丧失对腐败危险的警惕。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政权能够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导致政权垮台有着复杂的原因和多种表现形态，但本质上，大都是掌权者自身腐败所致。
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保持廉洁、反对腐败”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党执政后，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必须决战决胜。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以零容忍的态度反腐败。
对腐败有了如此高度警惕，有了这样的态度、决心、勇气，就有了自觉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克腐败而制胜的强大动力。
中国共产党从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就自觉承担起领导反腐败的重任。實践证明，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确立正确的反腐败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使反腐败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平稳健康地向前发展。
中国共产党历来相信人民群众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是战胜腐败的决定性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才能形成强大的反腐败斗争力量。邓小平指出，党内监督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各级纪委与国家监察机关，必须全面履行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能，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标本兼治是中国人民的传统政治智慧，也是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基本方法。在新形势下实行标本兼治，就要严查腐败案件，惩治腐败分子;努力做到制度保廉、人心向廉。只有标本兼治，才能增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实效性。
在新时代，贯彻“四个全面”，为更深层次推进反腐败斗争，创造了有利的基础性条件。社会全面进步，即高度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的全面实现，是改造腐败“基因”，最终消灭腐败的基本途径。
反腐败斗争是伟大的人民战争和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构建科学的反腐败战略策略体系。当前，根据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新形势，必须坚持党中央确定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战略和一系列重大策略。只有坚持战略上整体规划、策略上分阶段实施，才能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同时，要加强反腐败的党内外合作、国际合作，打造廉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决不能自我封闭。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根据实际需要及时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不断取得领导反腐倡廉工作成效，得益于理论指导的正确和反腐倡廉建设理论的不断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问世，形成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论述，成为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理论集大成者，是当今反腐败斗争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坚持这一思想的指导，反腐败斗争就能够不断深入、扎实推进，引领中华民族进入伟大的廉洁时代。
（作者为中央纪委研究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现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专家、研究员）
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和暴露出的腐败问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实践，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次”，不断刷新党自我革命的新高度，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从炮弹到“糖衣炮弹”的警钟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本质上与腐败水火不相容。新中国成立前，党主要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腐败政权和制度，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也对自身可能存在的腐败问题保持高度警惕。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倡廉实践，是在1923年7月至1924年底的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当时，安源煤矿是全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之一，达1万多人。党的一大代表、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于1921年下半年两次去安源，推动建立安源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
1922年9月14日至9月18日，党领导的工人俱乐部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硕果仅存”的完全胜利。此时，工人俱乐部成为一个半政权性质的组织，在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下，创办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为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人经济组织和经济实体。
工人俱乐部“有权”“有钱”了，一些腐败现象便随之出现。主要是管理人员中官僚主义习气渐盛，管理工作混乱，发生了“侵吞挪用公款”之事。1923年上半年，合作社发生“最大的错误，是服物股经理陈梅生久欠公款千余元”。
安源党组织敏锐地认识到，这些腐败问题是否能够有效解决，直接关系工人运动的成败。在刘少奇、李立三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从1923年7月至1924年底，集中开展了整顿作风与惩处腐败相结合的反腐倡廉工作。
从发动工人群众查找问题，到要求犯错误的人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再通过建章立制，强化监督，到不断巩固反腐倡廉成果，党领导的第一次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主要做法和基本经验迅速传遍全国，也影响了我们党近百年的反腐倡廉建设。
安源煤矿的反腐倡廉实践，引起了党中央对党内腐败问题的警觉。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我们党颁布的第一个反腐败文件。
为了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和纪律建设，1927年4月，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1931年11月，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自觉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1932年5月9日，苏维埃政府枪毙了第一个腐败分子──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签发《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惩治腐败的法令。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会议，制定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提出建立廉洁政府的施政纲领。
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是党在执政前夕第一次向全党敲响的反腐警钟。
我们党从建党初期、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路浴血奋战，一路反腐倡廉，终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如果说“奥秘”，那就是党的廉洁。
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重拳
新中国刚刚成立，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朱德担任第一任中央纪委书记。
尽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全党敲响了预防腐败的警钟，但许多干部仍然没能摆脱腐败的诱惑，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蔓延开来。
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月，黨中央发动了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根据时任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央纪委副书记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统计的数据，全国共查出被贪污的赃款赃物6亿元，有38402名贪污分子受到刑事处理。被判死刑的42人，枪毙了两个大腐败分子刘青山、张子善。
1952年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是党执政后第一个系统性的反贪法律。此后，党中央连续开展多次政治运动，虽然名称不一，但事实上都包含反腐败内容，有效奠定了五六十年代良好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1983年1月17日，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因贪污腐败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处死刑的领导干部。1987年4月，倪献策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因腐败被判刑的省长。2000年3月8日，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被依法执行死刑，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副省级干部。2000年7月31日，曾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克杰，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因腐败被枪毙的“副国级”领导干部。2015年6月11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判处无期徒刑，成为党执政后因腐败受到法律制裁的第一个“正国级”干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工作力度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6月28日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肖培介绍，2012年12月至今年5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余万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查处落实八项规定精神不力有严重问题的四风问题62.65万起。 其中，2021年1月5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因受贿罪、贪污罪、重婚罪，被判处死刑。他直接或通过他人索取、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88亿余元，成为新中国查办的省部级干部腐败犯罪金额最高的腐败分子。
中国共产党执政70多年来，始终有效执掌政权，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党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并取得压倒性胜利。
把历史经验变为思想武器
总结并坚持党百年来反腐败斗争的基本经验，对于夺取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新胜利，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
从认识上，决不能须臾丧失对腐败危险的警惕。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政权能够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导致政权垮台有着复杂的原因和多种表现形态，但本质上，大都是掌权者自身腐败所致。
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保持廉洁、反对腐败”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党执政后，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必须决战决胜。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以零容忍的态度反腐败。
对腐败有了如此高度警惕，有了这样的态度、决心、勇气，就有了自觉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克腐败而制胜的强大动力。
中国共产党从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就自觉承担起领导反腐败的重任。實践证明，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确立正确的反腐败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使反腐败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平稳健康地向前发展。
中国共产党历来相信人民群众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是战胜腐败的决定性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才能形成强大的反腐败斗争力量。邓小平指出，党内监督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各级纪委与国家监察机关，必须全面履行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能，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标本兼治是中国人民的传统政治智慧，也是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基本方法。在新形势下实行标本兼治，就要严查腐败案件，惩治腐败分子;努力做到制度保廉、人心向廉。只有标本兼治，才能增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实效性。
在新时代，贯彻“四个全面”，为更深层次推进反腐败斗争，创造了有利的基础性条件。社会全面进步，即高度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的全面实现，是改造腐败“基因”，最终消灭腐败的基本途径。
反腐败斗争是伟大的人民战争和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构建科学的反腐败战略策略体系。当前，根据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新形势，必须坚持党中央确定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战略和一系列重大策略。只有坚持战略上整体规划、策略上分阶段实施，才能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同时，要加强反腐败的党内外合作、国际合作，打造廉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决不能自我封闭。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根据实际需要及时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不断取得领导反腐倡廉工作成效，得益于理论指导的正确和反腐倡廉建设理论的不断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问世，形成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论述，成为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理论集大成者，是当今反腐败斗争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坚持这一思想的指导，反腐败斗争就能够不断深入、扎实推进，引领中华民族进入伟大的廉洁时代。
（作者为中央纪委研究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现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专家、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