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梦想是踢足球，我想成为贝利或者贝克汉姆。可是在我九岁那年，脚开始疼痛，而且疼得越来越厉害。爸爸和妈妈带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的腿感染了，也许手术和药物可以治愈。
　　当我手术醒来后，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奇怪感觉，内心深处有着深深的恐惧，我从枕头上抬起头来查看我的腿，没有绑石膏，只有绷带。发生了什么事情？门开了，爸爸妈妈走了进来，他们的眼睛红红的，妈妈抓住我的手，爸爸在我的床边坐下。
　　“乔希，医生在你的腿里查出了癌。”爸爸说。
　　虽然我只有9岁，但我知道癌意味着什么，当人们患了癌症后，他们的头发会渐渐掉光，他们要在医院里住很长时间，有的病人还会死去。
　　“我会死吗？”我问。
　　医生对我直言相告，“你生存的机会是百分之五十。”医生还说了一些其他的话，但我都听不进去。百分之五十，希望就和投掷硬币赌运气的结果一样。
　　接下来的3个月里，我生活在持续不断的痛苦中，从化疗的痛苦到腿部无止无休的疼痛。我给自己打气，我一定要好起来，我要能跑能跳，做回一个正常的孩子。
　　一天晚上，我和父母在外面吃完饭开车回家，“我想踢足球，我都等不及了。”我说，“什么时候我才能重新走路？”爸爸和妈妈对视了一眼。
　　妈妈说，“我们已经和医生谈过了，他说化疗无法消去你腿上的癌肿。”
　　“那他们打算怎么办？”我已隐约知道答案，却害怕听到回答。
　　妈妈迟疑地说，“有可能得截肢，乔希。”
　　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不！我不想切掉我的腿！”我叫道，“我不想一直坐在轮椅上，不，不，不！我还是个孩子。”
　　“对不起，”爸爸小声说道，“我恨不得能截掉我自己的腿来代替你。”
　　做截肢手术的那天早上，我用双臂拥抱我的腿，我要和它说再见。护士走过来，叫我坐上轮椅，准备推我去手术室。“乔希，我们现在送你去手术室，好吗？”
　　“我想走着去。”我说。
　　我跟在医生和护士后面进了手术室，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用双腿走路，我想永远记住这种感觉，我不停扭动着我的脚趾。
　　几周后，我装上了合适的假肢。我还得继续化疗，但疼痛好多了。我觉得自己还有希望。后来有一天，我在医院电梯间里看到了一则关于“滑雪门诊”的海报，那是医院开设的一种物理治疗法，我低下头看看自己的腿。我能滑雪吗？一条腿也能滑雪吗？
　　“我能吗？”我问妈妈，就像那天我问妈妈我能不能踢足球一样。
　　这次妈妈不再用她的标准答案来回答我了，“你当然能。”我看见妈妈的眼眶又红了。
　　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我面前展开，我的单板雪橇从双腿健全的滑雪者身边“嗖嗖”地滑过，风呼啦啦地从我的光头上拂过，那种感觉真的太美妙了。我爱上滑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可以让我忘掉一个残酷的事实——至少可以接受这样的事实——只有9岁的我就已经失去了一条腿。我请求教练带我到最陡峭的滑雪道上练习，我尽量利用冬季多练习滑雪，还和其他像我一样的残疾人士进行滑雪比赛。有一次比赛后，一位陌生人走到我面前对我说，“我在美国残奥会滑雪队做过教练，我看出你在滑雪方面有很大的潜力。”他穿着美国滑雪队红白蓝三色的运动衫裤。做一个优秀的滑雪运动员，那不正可以实现我的梦想吗？我想。
　　失去了一条腿，但癌症终于离我而去。在那位教练的指导下，我刻苦训练，摔过多少次，我自己也记不清了。终于，在22岁那一年，我加入了美国残奥会滑雪队。在冬季残奥会上的我，就像10年前那位引导我走上崭新人生道路的那位教练一样，身穿红白蓝三色的滑雪运动衫，从都灵滑雪赛场的山峰上飞奔而下，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冲刺！虽然我没有赢得奖章和金牌，但重要的是我参与了，我的父母在为我加油，这是最好的奖赏和祝福。我曾面临大多数孩子无法体会的巨大恐惧，失去了腿，我曾害怕自己无法活下去，但却发现我的未来充满了阳光和人生的激情。上天让我学会如何面对癌症和残疾，在磨难中更好地了解自己、发现自己，让我成就了一个残疾少年的人生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