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学者大抵可分为学术家和思想家两类，已故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则是不可多得的将二者成功统一起来的学者。读先生著作，可以感受到小心考据、严谨求证，也可看到如庖丁解牛般挥洒自如、上下求索的精通，而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先生不仅是拉美史、美国史、中美关系史、二战史、史学理论、现代化研究的著名专家，并且如同杨玉圣教授在先生八十诞辰的纪念文章中所说，他“还是一位思想家，他的名篇《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论一元多线发展观》《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等所包涵的深刻哲理，他的名著《现代化新论》《美洲史论》的博大气象，都是证明”。
　　作为中国拉丁美洲史奠基人的罗荣渠先生，其《美洲史论》分为“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拉丁美洲史大纲”、和“拉丁美洲史论”三大部分。长期以来，拉美史研究是我国史学界一大冷门，但在这一冷门中却存在着一个大热门，即谁最先“发现”美洲的问题，而其中“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说法更是由来已久。在《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和《扶桑国的猜想与美洲的发现》中，先生对流传最广的“中国《梁书》中的扶桑即位于美洲”一说，通过地理位置和交通里程、物产和金属冶炼技术、社会组织和风俗、僧人慧深的生平事迹，以及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材料等方面，以其深厚的理论底蕴、扎实的学术论证和广阔的视角进行了有力的反驳。通过对“扶桑国”相关史料的重新评估和对比考察，先生认为，扶桑国“不可能距离中国太远，更不可能远在美洲”。在《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中，先生从文化和思想交流的的角度敏锐地指出了隐藏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背后长期存在于洋汉学中的殖民主义毒素，提出对西方资产阶级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要进行批判的借鉴和吸收利用的思想。先生特别指出：“美洲印第安人文化是勤劳的、优秀的西半球居民自己的伟大创造，而不是什么旧世界的输入”，“以后的新材料有可能修改和丰富今天的个别论点，而不可能改变古代美洲文化是美洲人自己所创造的这一基本论点”，因而也就“没有必要把一切活动都扯到人民友好的文化交流上去”。写于上个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初的这两篇文章，虽然某些地方可以隐约地感受到某些因时代背景而导致的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但在字里行间仍然可以感受到先生实事求是、严谨扎实的治学风范，这对我们当下轻浮躁动的学术界和学术研究来说颇多借鉴意义。
　　在被已故思想家李慎之先生誉为“通天彻地、考古论今的大文章”——《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一文中，罗先生“从世界的角度透视中国”，让人更加体会到其“相似历史外表下的不同内涵”，以及其中暗示着的此后中西文明发展的截然相反的趋势和走向。中国的航海行动是封建“天朝上国”的即将西沉大海的暮日余晖，而西方的大航海则是近代社会即将东升的旭日朝霞，二者徒具形似，而其实质则完全不同。对二者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和思索，实际上是在求索中国近代落后而西方近代提升的根本原因。通过对“中国对历史际遇可能做出选择吗”这一问题的否定回答，罗先生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较难或者很难实现这种自我转换”，只有“古老的小农地区经济体为基础的远东‘天朝’帝国被以新的世界经济体为基础的远西世界帝国彻底打败”这——“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武悲歌”(马克思语)，“才能成为激发中国转变发展趋势、走向现代世界的真正开端”。因而，李慎之先生在谈到罗荣渠先生的这篇文章时不禁“特别痛感中国有大视野、大魄力又有实实在在的学力的学者的稀少与可贵。”
　　在《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历史联系》一文中，作者研究了中国通过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而与拉美之间建立起的一道“太平洋的丝绸之路”。大量的中国特产丝绸、陶器等通过该航路源源不断地输往美洲，极大地丰富和方便了拉美人民特别是中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而美洲的作物也大量传入中国，特别是番薯、玉米、马铃薯这三种作物的传入，成为缓和18世纪中国人口爆炸带来的对粮食需求压力的“第二个粮食革命”。作者认为，即使遭受到殖民主义的重重束缚，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联系仍使两方面均“各得其利”。然而相对于此；华工的问题就显得尤为沉重了。拉丁美洲历史上对落后民族的血腥奴役“可以说是亚非拉被压迫民族经历的共同苦难历程的一个缩影”。美洲土著印第安人、非洲黑人、亚洲黄种人特别是华人都曾在美洲(包括美国)受到奴隶制残酷的血汗榨取。然而在这三个群体中，华人所受到的压迫和奴役和对当地社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绝不小于其他两个族群，但对其苦难史的研究和认识却长期得不到学界特别是国际史学界重视。在《19世纪拉丁美洲的中国“苦力移民”》一文中，作者运用大量翔实的史料，揭示了所谓华工“自愿出国”的真相、在载运途中和抵达美洲后所受到的残酷的奴役和压榨、华工群体在此过程中骇人听闻的高死亡率以及这一罪恶行径最后被终止的过程，堪称一部催人泪下的“华工血泪史”。文中最令我震惊的描写华工在美洲的“次奴隶地位”的部分，用先生的话说就是“有字皆泪，有泪皆血”。然而，过去人们对这段历史。或者根本不提，或者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个被颠倒的历史现在必须颠倒过来。弱国无外交，历史上华工的悲惨境遇是与当时中国的积贫积弱和无国际地位直接相关的，要避免这种惨剧再次发生，就必须努力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把中国建设成为国富民强、维护和平与国际正义的重要力量，这也是罗先生和无数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爱国者为之艰苦奋斗、奉献终身的崇高目标。
　　在拉美史研究中永远不能忽略的一个因素就是美国的影响。本书收入罗先生分别写于背景特殊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美国政府对拉美独立运动的态度，一篇是历史上美国对古巴的野心和侵略。文中指出：美国尽管“一贯把美国打扮成同情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朋友，而且简直把反殖民主义标榜成美国资产阶级政府的一贯态度了”，但实际上采取的是“一面袖手旁观，一面趁火打劫”的扩张主义和帮凶政策。有意思的是，差不多与罗先生处于同一时期的美国学者亨廷顿教授曾把这种“两面性”归结于牵引美国，介入世界时的两股力量的博弈：“一种是国家利益和权力，一种是政治道德和原则。”这两股力量同时存在于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进程中，并且不同时期重要性各有差别，从而使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现出一种“两面性”的取向。不同学者对同一问题存在分歧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实在是平常不过之事，撇开双方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来看，罗先生极为重视对具体史实和史料的把握，而没有进行单纯的政治说教式的论述，这在当时的语境下相当难得。如在探讨美国政府对拉美独立运动的态度时，先生引用了被认为是19～20世纪最优秀的文化杂志之一的《北美评论》的编者评论、美国总统亚当斯对寻求帮助的委内瑞拉独立先驱米兰达的态度，以证明美国对拉丁美洲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揭穿美国政府鼓吹的对拉美兄弟充满同情的虚假表态，通过美国政府和外交政策制定者的一系列外交动作，证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和出于利益考量的虚伪的一面，对于美国和拉美关系史的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在学术研究政治化的年代仍能坚持严谨客观的学术精神，更是一份值得好好珍惜和传承的珍贵遗产。
　　细细品读先生的每一篇文章，看着文中先生对汗牛充栋的史料信手拈来，总会情不自禁地升起一份敬慕之心。每篇文章中随时可以感受到的厚重感和深刻源自先生多年来的勤勉不怠，来自先生对真理的悉心追求，来自先生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来自先生对独立精神的执着坚持，这是先生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学术界和学者所树立的一个良好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