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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官署是国家的象征，士民观瞻之所系，但清代州县官署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富丽堂皇，相反，大多数简陋不堪。几百年过去，能够侥幸完整留存下来的，却只有河南内乡县衙。单与那些早已消失在历史尘埃里影迹难寻的县级衙门来说，内乡县衙无疑是幸运的。
内乡县衙历史可追溯到距今七百多年前的元朝大德八年，明朝初年也曾重新修建过，以后在原址上又屡建屡毁。到清康熙年间政府又拨资重建，当时房舍达三百余间，可是咸丰七年又因捻军起义，官署又一次被焚毁。
自咸丰七年，内乡县衙被捻军焚毁后一直没能得到规范整修，三十多年间，先后有二十二任知县都因县署破敝而借察院办公，从无人进行修葺，直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浙江绍兴籍知县章炳焘出任内乡知县才有改观。
前后二十二任知县为何宁愿凑合着办公都不肯修建衙署？只因古代官场一直流传着“官不修衙”这一常规。
一是修衙署会靡费钱粮，轻则官声不好，重则容易造成亏空。《钦颁州县事宜》第一条“到任”中讲到，州县官初次上任，最应该崇尚节俭，而只有那些俗吏才以到任为荣，将衙署重新修饰一新，轿、伞等重新置办，所有陈设务求华丽。一切装饰完毕后，长官扬扬入署，快意当前，不知此举已种下他日祸患。因此，一名称职的新官，在到任之前，一定要禁止修衙，话还要说得斩钉截铁，使得吏胥不敢借机派累民间。
二是按风水理论，官员们普遍认为，衙署建筑讲风水，前人是请了堪舆家“相地”之后建造的，后人不能随意改动，改动则不利于官。古人受《周礼·考工记》中建筑学“结构”理论的影响，也融入了在今天视为环境科学中的合理成分，比如讲究安全感、易于识别的“地标性”，以及《易经》中“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顺应法”，因而大多尊重现状，不轻易改动，尤其视拆屋动土为风水禁忌。
三是地方官任期短，流动性大，俗话说“官不修衙，客不修店”，“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些谚语特别适用于清朝。清代州县官大多数不能终其一任，即使能够任满而迁，至多也不过三五年，衙署修得再好，也不能跟随官员搬走。相反，新官上任却愿意捐钱捐物大修寺庙，然后刻碑留名，以“永垂不朽”。
以上种种，仅是“官不修衙”的表象，而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地方财政根本没有这项支出，要修衙署必须官员自掏腰包或另想他法。乾隆四十八年（1783），陕甘总督李侍尧在分析“官不修衙”的原因时，可谓一语中的，他说官员之所以将衙署视同传舍，甚至朽坏不堪也不愿去修，是因为“人情各顾其私”。这句话，道出了“官不修衙”的真实原因所在。因为在雍正帝实行耗羡归公以前，地方官通过加征赋税来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实行耗羡归公以后，养廉银实际包含了薪金补贴及地方杂项支出两部分，因此清政府不希望在养廉银之外另拔款项修缮衙署，只允许州县衙门动用闲款，但必须在三年之内从其养廉银中坐扣。其中省级衙署修缮，因其养廉银丰厚，仍不许动用闲款。而这项规定之所以难以落实，就在于养廉银的受益人是官员个人而非衙门集体。在道德操守好的官员那里，能够拿出一部分用于公共事务，而在“各顾其私”的普遍情态下，官员们往往将养廉银全部视为己有，岂能拿出来修缮衙署！
在新建衙署的时候可以征收专门的赋税，有一笔专门经费。而以后维修费用却没有着落，要维修就必须向上级打报告请求从每年的正常赋税收入中拨出专款，不过这样做潜在的危险是给上级落下“靡费”印象，并减少国家神圣的财政收入，会影响政绩考核。有的省份试图将修缮衙署的费用固定化，列入地方财政支出，但被否决。乾隆十七年，云南巡抚爱必达就以该省督、抚、学政、藩、臬、粮、盐及迤西道各衙署地处边隅，山高风烈，需要经常修葺为名，奏请将四年前经督抚议定，并经户部核准列入章程的修缮费用固定下来，这一方案的关键之处是按照衙署的大小，每年发给固定银两：督抚衙门每年支银八百两，藩司六百两，臬司四百两，粮、盐二道各二百四十两，迤西道及学政各二百两，迤东道向无衙署，照迤西道例，年给二百两。但乾隆帝认为爱必达的要求超出常理之外，因为衙署小有渗漏，应该随时修补，绝不可能每年必须修葺，而修葺工费也有多有少，如果成为定例，按年支给，就成了一项固定支出，难保地方官不以此作为额外进项。因此裁定乾隆十三年以前的用项，免其造册报部;已定章程之后的，必须据实核查报销，不得按年支领。
修建衙署，州县官也可以在当地征收特别的税捐，而这样做的结果会与当地绅士、财主为敌。这些绅士、财主热衷的是在本地修建文昌庙、魁星楼，以保佑本地的文运，让自己的子弟进入官僚阶层。修建衙署，对于绅士、财主却没有什么现实好处。得罪绅士、财主，由当地绅士操纵的“舆情”就对州县官不利，最终会影响州县官的仕途。
州县官就是从自己那些不入正式账目的“陋规”收入中拿出若干来充作维修经费，不过明明可以塞进自己腰包的钱财却用来办公事，这是多么让人肉痛的事。况且州县官职务只是官员们仕途上的一级台阶，把台阶擦得太亮又有何必要？如明朝的《新官轨范》一书提醒新到任官员：“衙门不可过于修饰，但取门户牢固、墙壁坚完。”
明代全国有县一千一百三十八个;据《光绪会典》记载，当时全国总计有一千三百四十二个县，品级比县高，职能完全相同的还有厅、州，全国共有七十八个厅，一百二十九个州;清代设县最多的时候有一千五百九十一个县。但为何如此多的州县，官署衙门如今踪迹难觅？
官署除了得不到经常性维修经费这个原因外，衙署建筑破败模样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民众的造反破坏。衙门是统治压迫的象征，每当农民起义爆发时，群众怒火燃烧的目标首先就是指向衙门，不是烧就是拆。这样一来，衙门的寿命并不长。
“官不修衙”带来的弊病是衙门规制不完善，为官吏舞弊提供了方便。州县官与百姓最近，所有大小案件，无不始于州县衙门，也无不终于州县衙门。按照州县衙署独具匠心的设计，六房书吏的办公场所，通常在大堂的两侧，这种设计是为了便于州县官监视书吏。但直到乾隆初年，各州县衙署的六房多有倾圮，州县官也不修葺，致使书吏栖身无所，往往抱着卷牍，在自己家里办公，每当遇到急需调阅的案件，原案档册是否保存，完全由书吏的一张嘴说了算。中间隐匿、抽换等弊端，更是不可枚举。乾隆帝为此下令各省督抚，检查所属州县内，如六房屋宇没有修造的，立即按照原有基址，如式建造，将所有案牍缜密收藏，否则从重治罪;如果本官失察，一并议处。修造的费用，由督抚藩司在本省公用银两内估价给发。尽管这是一项好的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因而直到乾隆三十年，各省州县衙署，仍多数倾圮。
清代，地方财政没有修衙这项开支，修建衙门还得自己化缘，甚至自掏腰包，而章炳焘任内乡知县时，正是政府腐败，各国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中华民族饱经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
内乡为鄂、豫、陕三省交界处，素有“入关孔道，扼楚咽喉”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据志书记载，当时内乡民众对清王朝的反抗此起彼伏，日趋激烈，加上连年灾荒，县事难以治理，知县更迭频繁，又“正值内乡灾荒连年”，天灾人祸俱来，盗贼猖獗、奸宄横行的情况下，章炳焘受命知内乡县事。百姓贫困交加，挣扎在死亡线上，既然这样，章炳焘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在战争频仍、朝不保夕之中大兴土木、主持营建内乡县衙呢？
除了当时县衙实在破败得不成样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章有“民非政不治，政非官不举，官非署不立”之识，县署不立，就会百弊丛生。再次章炳焘自到内乡后就打算在此有所建树，内乡县衙大门楹联“治菊潭一柱擎天头势重，爱郦民十年踏地脚跟牢”，就出自章炳焘之手，表明了他决心干上十年八年的决心。
章炳焘是浙江绍兴籍官员，出任内乡知县前在主管工程建造的工部供职多年。时任南阳知府濮文暹，以内乡地域辽阔、事务繁重，且县衙破敝，亟待重建，举荐章炳焘任内乡知县。当内乡县衙的破败和章炳焘擅长土木工程这一特殊履历悄然相遇，便注定了会有一座不同寻常的县署“横空出世”。
重修内乡县衙，除了需要章炳焘这样的专业人才外，还需要大笔银两。如何在内忧外患、灾荒连年的情况下筹集到足够的银子，是摆在章炳焘面前的一大难题。
据内乡县志记载和民间传说，章炳焘为修建县署采取了三种筹集和解决资金问题的办法。一是向当地士绅募捐。内乡县衙二堂屏门“天理国法人情”这六字匾额，背后有章炳焘募集建县署资金的故事。章炳焘上任之初，便邀请县内豪绅富贾等有头脸的人物大摆宴席，以入乡随俗，共谋治县大计，以求得他们的支持。这天，县衙大堂内外，宾客满棚，其乐融融。酒过三巡，众人听说章炳焘能写一手好字，便劝章炳焘为县衙题写匾额，章早已胸有成竹，趁着酒兴挥笔写下了“天理国法人情”六个大字，并解释说，这六个字就是章某以后为政处事的宗旨，意为“做事循天理，断案凭国法，处事合人情”。在场的人无不赞叹。这时有人夸耀说，这真是一字千金啊！章炳焘笑着说，依你所说，我这六个大字就能值六千金了？众人附和齐声说，岂止千金，万金也不多。章炳焘说，各位过奖了，诸位请看，这县衙破旧不堪，言说民非政不治，国非政不举，官非署不立，我来到内乡就要以这里为家了，章某欲修县衙，可惜国库空虚，百姓贫苦，我又囊中羞涩，这幅字不说万金，也不说六千金了，就当千金拍卖，权用作修县衙了，望各位资助一二。此话一出，热闹的场面顿时安静了下来，众人面面相觑。过了一会，一老者站起说，穷书生捐纹银十两，并当场写下了字据。一介穷书生能捐纹银十两，那些富绅大贾岂肯落后，遭众人耻笑？不多时，已捐资两千余金。章炳焘引用古代循吏真言，不但为修建县衙筹来了银两，也以委婉的方式公布了自己的为政宗旨。据出土石埤记载，在章炳焘修建内乡县署时，内乡赤眉福山村、名震宛西的大豪绅王希孔捐资三千两白银，王希孔平时生活十分节俭，甚至到苛刻的地步，但他富不忘贫，乐善好施，经常资助穷苦百姓;急公好义，热爱公益事业，经常慷慨解囊，竭尽捐助之事，其功其德享誉桑梓，名重宛西，是位“官者不小看，民者予尊崇”的义士。
二是章炳焘上任后，审理案件时采取“赢捐输罚”策略，原被告双方打官司，打赢官司的要捐一部分钱，打输官司的要罚一部分钱，以这种办法章炳焘又筹集了部分银两。
三是在修建县署时，章炳焘采取“以工代捐”的方法，从光绪二十年（1894）开始，用三年时间建起了内乡县衙这座规模宏大的官署衙门。如今的内乡县衙，完整地保存了章炳焘所建的主要建筑和其他大部分建筑。整个建筑群占地四万多平方米，有院落十八进，房舍二百八十余间。建筑自南向北主要有照壁，宣化坊，大门，仪门，监狱，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大堂，门房，屏门，二堂及两厢，夫子院，穿廊，三堂及两厢，东西花厅，东西库房，县丞衙，主簿衙，后花园等。
整个建筑群严格按清代官制衙署营建，建筑布局与《明史》、《清会典》所载建筑规制完全相符。体现了古代地方衙署坐北面南、左文右武、前衙后邸、监狱居南的传统礼制思想。
大堂、二堂、三堂分别比附北京故宫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而建，贯穿了我国古代社会的礼制思想和中庸之道;同时又受其地理位置和主持营建者章炳焘是浙江人的影响，融长江南北建筑风格于一体，高低错落、主次分明，既有北方四合院和南方过风脊的巧妙结合，又有北方单体建筑“明三暗五”和南方建筑廊庑相接、回廊宽阔的科学运用，具有较高的建筑美学价值。
内乡县衙因较完整保存了这一封建时代县级官署，被专家誉为“神州大地绝无仅有的历史标本”;因北京故宫是中央最高行政官署，内乡县衙是最低级行政官署，因此又享有“北有故宫，南有县衙”、“龙头在北京，龙尾在内乡”的美称。
大兴土木是贪官的常径，然而在荒乱年代大兴土木的章炳焘却是民众心中公认的“好官”。章炳焘在内乡历三任九年后，与淇县知县史悠履对调。史到内乡后，只讲休养生息，不谋兴修建设，爱好作诗题赠，常为诸生讲学，尽管也做了些好事，但人们还是撰联称他是“有仁心，无仁政;是好人，非好官”。旧志还特别强调：“此盖与章（炳焘）比较而云然也”。
章炳焘他敢作敢为，县志记载，当十六岁少女李改姐受恶少调戏羞愤自缢，章对恶少处以极刑，以诛暴立威，换取了“太平无事”的社会局面。
在章炳焘任职的年代里，他实心干事，不图升迁。对于建筑，章炳焘爱而不溺，他深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道理。灾荒年间，劝民农桑，奖励民众垦荒，在不到三年时间，垦荒达二万余亩。他极力推广家乡种稻技术，并提出“区田”种植。每逢耕种季节，亲自下田督民粗耕细作。组织百姓疏通、新修了沐河堰、老高堰、西河堰、八迭堰等灌溉设施，在干旱年灾时确保粮食收成。此外，大面积推广沿海高产作物——红薯，使民均沾其利，百姓之食红薯过半，民众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得到缓解。
章炳焘在内乡任职期间，基于“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之识，在县城和各乡里增设义仓和常平仓。每有天灾人祸发生，他都亲率部属下乡实地察看灾情，及时申请上宪赈济灾民，借贷种子，恢复生产。隆冬时节，章炳焘还在丹江、老灌河、湍河、沐河等十二个河渡，亲自督备木船义渡，以方便来往行人。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章炳焘又赴临颍任知县一年。据民国《临颍县志》记载，他在临颍县仍重视工艺厂、学堂等建设。因县库空虚，章又行“劝捐筹款”办法，损及临邑绅商利益，他们以“侵吞各款”、“穷奢极靡”等“劣绩”，上诉于河南巡抚林绍年，不久就被罢官削职为民。
章在临颍是否真有劣迹姑且不论，但内乡老人广泛流传说，章炳焘在丢官后仍住省城开封，因生活拮据，以卖字为生，并曾携其女儿回到他昔日为官的内乡县筹款度日。内乡的绅商百姓听说章知县又回来了，一传十，十传百，纷纷解囊相助，令年近花甲的章炳焘热泪纵横。如上述老人传言不虚，章炳焘当不是一贪官，否则也不至于一丢官便生活无着落。章炳焘的仕途主要在内乡，他的辉煌也在内乡，如果真是老百姓的父母官，一心一意为百姓谋福利，百姓是不会忘记他的，即使丢了官也亦如此。当时流传一首民谣：“世上有水就有山，人间有民必有官，百姓心中有杆秤，捐款助济章县令。”这正是“政声人去后”的真实写照。
内乡县衙历史可追溯到距今七百多年前的元朝大德八年，明朝初年也曾重新修建过，以后在原址上又屡建屡毁。到清康熙年间政府又拨资重建，当时房舍达三百余间，可是咸丰七年又因捻军起义，官署又一次被焚毁。
自咸丰七年，内乡县衙被捻军焚毁后一直没能得到规范整修，三十多年间，先后有二十二任知县都因县署破敝而借察院办公，从无人进行修葺，直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浙江绍兴籍知县章炳焘出任内乡知县才有改观。
前后二十二任知县为何宁愿凑合着办公都不肯修建衙署？只因古代官场一直流传着“官不修衙”这一常规。
一是修衙署会靡费钱粮，轻则官声不好，重则容易造成亏空。《钦颁州县事宜》第一条“到任”中讲到，州县官初次上任，最应该崇尚节俭，而只有那些俗吏才以到任为荣，将衙署重新修饰一新，轿、伞等重新置办，所有陈设务求华丽。一切装饰完毕后，长官扬扬入署，快意当前，不知此举已种下他日祸患。因此，一名称职的新官，在到任之前，一定要禁止修衙，话还要说得斩钉截铁，使得吏胥不敢借机派累民间。
二是按风水理论，官员们普遍认为，衙署建筑讲风水，前人是请了堪舆家“相地”之后建造的，后人不能随意改动，改动则不利于官。古人受《周礼·考工记》中建筑学“结构”理论的影响，也融入了在今天视为环境科学中的合理成分，比如讲究安全感、易于识别的“地标性”，以及《易经》中“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顺应法”，因而大多尊重现状，不轻易改动，尤其视拆屋动土为风水禁忌。
三是地方官任期短，流动性大，俗话说“官不修衙，客不修店”，“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些谚语特别适用于清朝。清代州县官大多数不能终其一任，即使能够任满而迁，至多也不过三五年，衙署修得再好，也不能跟随官员搬走。相反，新官上任却愿意捐钱捐物大修寺庙，然后刻碑留名，以“永垂不朽”。
以上种种，仅是“官不修衙”的表象，而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地方财政根本没有这项支出，要修衙署必须官员自掏腰包或另想他法。乾隆四十八年（1783），陕甘总督李侍尧在分析“官不修衙”的原因时，可谓一语中的，他说官员之所以将衙署视同传舍，甚至朽坏不堪也不愿去修，是因为“人情各顾其私”。这句话，道出了“官不修衙”的真实原因所在。因为在雍正帝实行耗羡归公以前，地方官通过加征赋税来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实行耗羡归公以后，养廉银实际包含了薪金补贴及地方杂项支出两部分，因此清政府不希望在养廉银之外另拔款项修缮衙署，只允许州县衙门动用闲款，但必须在三年之内从其养廉银中坐扣。其中省级衙署修缮，因其养廉银丰厚，仍不许动用闲款。而这项规定之所以难以落实，就在于养廉银的受益人是官员个人而非衙门集体。在道德操守好的官员那里，能够拿出一部分用于公共事务，而在“各顾其私”的普遍情态下，官员们往往将养廉银全部视为己有，岂能拿出来修缮衙署！
在新建衙署的时候可以征收专门的赋税，有一笔专门经费。而以后维修费用却没有着落，要维修就必须向上级打报告请求从每年的正常赋税收入中拨出专款，不过这样做潜在的危险是给上级落下“靡费”印象，并减少国家神圣的财政收入，会影响政绩考核。有的省份试图将修缮衙署的费用固定化，列入地方财政支出，但被否决。乾隆十七年，云南巡抚爱必达就以该省督、抚、学政、藩、臬、粮、盐及迤西道各衙署地处边隅，山高风烈，需要经常修葺为名，奏请将四年前经督抚议定，并经户部核准列入章程的修缮费用固定下来，这一方案的关键之处是按照衙署的大小，每年发给固定银两：督抚衙门每年支银八百两，藩司六百两，臬司四百两，粮、盐二道各二百四十两，迤西道及学政各二百两，迤东道向无衙署，照迤西道例，年给二百两。但乾隆帝认为爱必达的要求超出常理之外，因为衙署小有渗漏，应该随时修补，绝不可能每年必须修葺，而修葺工费也有多有少，如果成为定例，按年支给，就成了一项固定支出，难保地方官不以此作为额外进项。因此裁定乾隆十三年以前的用项，免其造册报部;已定章程之后的，必须据实核查报销，不得按年支领。
修建衙署，州县官也可以在当地征收特别的税捐，而这样做的结果会与当地绅士、财主为敌。这些绅士、财主热衷的是在本地修建文昌庙、魁星楼，以保佑本地的文运，让自己的子弟进入官僚阶层。修建衙署，对于绅士、财主却没有什么现实好处。得罪绅士、财主，由当地绅士操纵的“舆情”就对州县官不利，最终会影响州县官的仕途。
州县官就是从自己那些不入正式账目的“陋规”收入中拿出若干来充作维修经费，不过明明可以塞进自己腰包的钱财却用来办公事，这是多么让人肉痛的事。况且州县官职务只是官员们仕途上的一级台阶，把台阶擦得太亮又有何必要？如明朝的《新官轨范》一书提醒新到任官员：“衙门不可过于修饰，但取门户牢固、墙壁坚完。”
为何当今官署衙门踪迹难觅
明代全国有县一千一百三十八个;据《光绪会典》记载，当时全国总计有一千三百四十二个县，品级比县高，职能完全相同的还有厅、州，全国共有七十八个厅，一百二十九个州;清代设县最多的时候有一千五百九十一个县。但为何如此多的州县，官署衙门如今踪迹难觅？
官署除了得不到经常性维修经费这个原因外，衙署建筑破败模样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民众的造反破坏。衙门是统治压迫的象征，每当农民起义爆发时，群众怒火燃烧的目标首先就是指向衙门，不是烧就是拆。这样一来，衙门的寿命并不长。
“官不修衙”的弊病
“官不修衙”带来的弊病是衙门规制不完善，为官吏舞弊提供了方便。州县官与百姓最近，所有大小案件，无不始于州县衙门，也无不终于州县衙门。按照州县衙署独具匠心的设计，六房书吏的办公场所，通常在大堂的两侧，这种设计是为了便于州县官监视书吏。但直到乾隆初年，各州县衙署的六房多有倾圮，州县官也不修葺，致使书吏栖身无所，往往抱着卷牍，在自己家里办公，每当遇到急需调阅的案件，原案档册是否保存，完全由书吏的一张嘴说了算。中间隐匿、抽换等弊端，更是不可枚举。乾隆帝为此下令各省督抚，检查所属州县内，如六房屋宇没有修造的，立即按照原有基址，如式建造，将所有案牍缜密收藏，否则从重治罪;如果本官失察，一并议处。修造的费用，由督抚藩司在本省公用银两内估价给发。尽管这是一项好的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因而直到乾隆三十年，各省州县衙署，仍多数倾圮。
偏偏就是章炳焘
清代，地方财政没有修衙这项开支，修建衙门还得自己化缘，甚至自掏腰包，而章炳焘任内乡知县时，正是政府腐败，各国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中华民族饱经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
内乡为鄂、豫、陕三省交界处，素有“入关孔道，扼楚咽喉”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据志书记载，当时内乡民众对清王朝的反抗此起彼伏，日趋激烈，加上连年灾荒，县事难以治理，知县更迭频繁，又“正值内乡灾荒连年”，天灾人祸俱来，盗贼猖獗、奸宄横行的情况下，章炳焘受命知内乡县事。百姓贫困交加，挣扎在死亡线上，既然这样，章炳焘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在战争频仍、朝不保夕之中大兴土木、主持营建内乡县衙呢？
除了当时县衙实在破败得不成样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章有“民非政不治，政非官不举，官非署不立”之识，县署不立，就会百弊丛生。再次章炳焘自到内乡后就打算在此有所建树，内乡县衙大门楹联“治菊潭一柱擎天头势重，爱郦民十年踏地脚跟牢”，就出自章炳焘之手，表明了他决心干上十年八年的决心。
章炳焘是浙江绍兴籍官员，出任内乡知县前在主管工程建造的工部供职多年。时任南阳知府濮文暹，以内乡地域辽阔、事务繁重，且县衙破敝，亟待重建，举荐章炳焘任内乡知县。当内乡县衙的破败和章炳焘擅长土木工程这一特殊履历悄然相遇，便注定了会有一座不同寻常的县署“横空出世”。
一个大兴土木的知县
重修内乡县衙，除了需要章炳焘这样的专业人才外，还需要大笔银两。如何在内忧外患、灾荒连年的情况下筹集到足够的银子，是摆在章炳焘面前的一大难题。
据内乡县志记载和民间传说，章炳焘为修建县署采取了三种筹集和解决资金问题的办法。一是向当地士绅募捐。内乡县衙二堂屏门“天理国法人情”这六字匾额，背后有章炳焘募集建县署资金的故事。章炳焘上任之初，便邀请县内豪绅富贾等有头脸的人物大摆宴席，以入乡随俗，共谋治县大计，以求得他们的支持。这天，县衙大堂内外，宾客满棚，其乐融融。酒过三巡，众人听说章炳焘能写一手好字，便劝章炳焘为县衙题写匾额，章早已胸有成竹，趁着酒兴挥笔写下了“天理国法人情”六个大字，并解释说，这六个字就是章某以后为政处事的宗旨，意为“做事循天理，断案凭国法，处事合人情”。在场的人无不赞叹。这时有人夸耀说，这真是一字千金啊！章炳焘笑着说，依你所说，我这六个大字就能值六千金了？众人附和齐声说，岂止千金，万金也不多。章炳焘说，各位过奖了，诸位请看，这县衙破旧不堪，言说民非政不治，国非政不举，官非署不立，我来到内乡就要以这里为家了，章某欲修县衙，可惜国库空虚，百姓贫苦，我又囊中羞涩，这幅字不说万金，也不说六千金了，就当千金拍卖，权用作修县衙了，望各位资助一二。此话一出，热闹的场面顿时安静了下来，众人面面相觑。过了一会，一老者站起说，穷书生捐纹银十两，并当场写下了字据。一介穷书生能捐纹银十两，那些富绅大贾岂肯落后，遭众人耻笑？不多时，已捐资两千余金。章炳焘引用古代循吏真言，不但为修建县衙筹来了银两，也以委婉的方式公布了自己的为政宗旨。据出土石埤记载，在章炳焘修建内乡县署时，内乡赤眉福山村、名震宛西的大豪绅王希孔捐资三千两白银，王希孔平时生活十分节俭，甚至到苛刻的地步，但他富不忘贫，乐善好施，经常资助穷苦百姓;急公好义，热爱公益事业，经常慷慨解囊，竭尽捐助之事，其功其德享誉桑梓，名重宛西，是位“官者不小看，民者予尊崇”的义士。
二是章炳焘上任后，审理案件时采取“赢捐输罚”策略，原被告双方打官司，打赢官司的要捐一部分钱，打输官司的要罚一部分钱，以这种办法章炳焘又筹集了部分银两。
三是在修建县署时，章炳焘采取“以工代捐”的方法，从光绪二十年（1894）开始，用三年时间建起了内乡县衙这座规模宏大的官署衙门。如今的内乡县衙，完整地保存了章炳焘所建的主要建筑和其他大部分建筑。整个建筑群占地四万多平方米，有院落十八进，房舍二百八十余间。建筑自南向北主要有照壁，宣化坊，大门，仪门，监狱，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大堂，门房，屏门，二堂及两厢，夫子院，穿廊，三堂及两厢，东西花厅，东西库房，县丞衙，主簿衙，后花园等。
整个建筑群严格按清代官制衙署营建，建筑布局与《明史》、《清会典》所载建筑规制完全相符。体现了古代地方衙署坐北面南、左文右武、前衙后邸、监狱居南的传统礼制思想。
大堂、二堂、三堂分别比附北京故宫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而建，贯穿了我国古代社会的礼制思想和中庸之道;同时又受其地理位置和主持营建者章炳焘是浙江人的影响，融长江南北建筑风格于一体，高低错落、主次分明，既有北方四合院和南方过风脊的巧妙结合，又有北方单体建筑“明三暗五”和南方建筑廊庑相接、回廊宽阔的科学运用，具有较高的建筑美学价值。
内乡县衙因较完整保存了这一封建时代县级官署，被专家誉为“神州大地绝无仅有的历史标本”;因北京故宫是中央最高行政官署，内乡县衙是最低级行政官署，因此又享有“北有故宫，南有县衙”、“龙头在北京，龙尾在内乡”的美称。
历史的评判
大兴土木是贪官的常径，然而在荒乱年代大兴土木的章炳焘却是民众心中公认的“好官”。章炳焘在内乡历三任九年后，与淇县知县史悠履对调。史到内乡后，只讲休养生息，不谋兴修建设，爱好作诗题赠，常为诸生讲学，尽管也做了些好事，但人们还是撰联称他是“有仁心，无仁政;是好人，非好官”。旧志还特别强调：“此盖与章（炳焘）比较而云然也”。
章炳焘他敢作敢为，县志记载，当十六岁少女李改姐受恶少调戏羞愤自缢，章对恶少处以极刑，以诛暴立威，换取了“太平无事”的社会局面。
在章炳焘任职的年代里，他实心干事，不图升迁。对于建筑，章炳焘爱而不溺，他深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道理。灾荒年间，劝民农桑，奖励民众垦荒，在不到三年时间，垦荒达二万余亩。他极力推广家乡种稻技术，并提出“区田”种植。每逢耕种季节，亲自下田督民粗耕细作。组织百姓疏通、新修了沐河堰、老高堰、西河堰、八迭堰等灌溉设施，在干旱年灾时确保粮食收成。此外，大面积推广沿海高产作物——红薯，使民均沾其利，百姓之食红薯过半，民众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得到缓解。
章炳焘在内乡任职期间，基于“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之识，在县城和各乡里增设义仓和常平仓。每有天灾人祸发生，他都亲率部属下乡实地察看灾情，及时申请上宪赈济灾民，借贷种子，恢复生产。隆冬时节，章炳焘还在丹江、老灌河、湍河、沐河等十二个河渡，亲自督备木船义渡，以方便来往行人。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章炳焘又赴临颍任知县一年。据民国《临颍县志》记载，他在临颍县仍重视工艺厂、学堂等建设。因县库空虚，章又行“劝捐筹款”办法，损及临邑绅商利益，他们以“侵吞各款”、“穷奢极靡”等“劣绩”，上诉于河南巡抚林绍年，不久就被罢官削职为民。
章在临颍是否真有劣迹姑且不论，但内乡老人广泛流传说，章炳焘在丢官后仍住省城开封，因生活拮据，以卖字为生，并曾携其女儿回到他昔日为官的内乡县筹款度日。内乡的绅商百姓听说章知县又回来了，一传十，十传百，纷纷解囊相助，令年近花甲的章炳焘热泪纵横。如上述老人传言不虚，章炳焘当不是一贪官，否则也不至于一丢官便生活无着落。章炳焘的仕途主要在内乡，他的辉煌也在内乡，如果真是老百姓的父母官，一心一意为百姓谋福利，百姓是不会忘记他的，即使丢了官也亦如此。当时流传一首民谣：“世上有水就有山，人间有民必有官，百姓心中有杆秤，捐款助济章县令。”这正是“政声人去后”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