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对于生活在首都的部分年轻人而言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他们和我一样，忙着混小圈子的饭局、去酒吧看地下摇滚演出、或者去传说中的五道口买一件廉价但酷的衣服，但是2003年以后，所有人都将头发染回黑色，然后去上班了。当然也有例外的从树村提前退休的摇滚乐手背上行囊去了遥远的西藏或者云南。当然真相其实是：2003年夏天的SARS的确是催化剂，但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告诉那些和我一样正在做梦的年轻人-没有乌托邦，也再没有小集体的幻象，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商业社会现实。
　　2001年我从四川到北京上学，2002年便迅速退学，理由并非因为挥霍光了七千元学费，而是跟僵化封闭的大学相比，外面的世界实在好玩的要命。那的确是一段美妙的时光你可以想像，那时候首都的空气里处处充满着荷尔蒙的味道，一切都是新鲜、有劲并且发芽着的，圈子正在形成，波西米亚与朋克在各自的据点生长，打口碟游击队与胡同串子擦肩而过，文艺青年们则一边挤着地铁一边用眼神相互打量。而我寄居在位于通县的一幢楼房里，分别与一群同年轻的先锋诗人和摇滚青年混在一起，每天的生活是睡觉、喝酒与上网。生活的压力当然存在，但它几乎不是问题，因为都宝烟只需要两块钱一包，而在北京，它与同样廉价的燕京啤酒已经在新世纪来临之前就构成了共同的亚文化时髦。
　　当2003年SARS突如其来之时，我开始了经朋友介绍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时尚杂志社上班，但是一个月后我就撤了下来。那时候大伙儿仍然忙着喝酒、谈恋爱、以及在以“橡皮”为根据地的各大诗歌论坛回贴，没有人关心物质与未来，但事实上，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而且速度很快。说到变化，当然不仅仅是指一夜之间北京的夜生活阵地从三里屯搬到了后海，也不是指街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小资和海归，或者圈子聚会的谈资从内部话题延伸到了web2.0、技术与钱，而是更多来自于意识形态与结构体系的瓦解与分化。前奥运、后SARS时代终于刺激了全民亢奋的神经，空前高涨的消费热情又带动了消费主义的全面来临。终于发现：不好玩了。
　　是啊，一个越来越专业的世界，一个越来越无懈可击的世界，一个越来越听命于资本而非本能的世界，当然是不好玩的。但是你能说东京或者首尔不好玩吗?无非是“玩”的背景和方式改变了，它们的今天就是北京的明天。事实上，除了学生和公务员，几乎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一次生活的重新洗牌但是很快又找到了各自的方向，以新的姿态和更专业的素质加入资本主义的队伍，被体制招安，与国际化拥抱，至于那些一以贯之的白领则开始读MBA充电。简单地说：大家都各就各位、各忙各的啦。
　　2004年我进入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其诸多规定中的一条是每周一必须穿公司制服，另外一条是周六全天上班。当然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心理状态仍在体制外游走。有趣的是，我在这家公司遇到了以前曾在开心乐园现场一起POGO的铁托，又在另一家房地产公司遇到了另一个他们如今已经在北京东四环买了房，成为标准新兴中产阶层的一员。
　　所以，如何把握这个时代新的一切?或者说，如何于日益成熟的商业社会标联系外部世界的SOHO一员，当然，这个由房地产商人潘石屹推广开来的英文词组已经不再时髦据统计北京有20万SOH0族，而据说英国已经达到250万。事实上，对于生活方式、或者干脆说就是工作方式的选择，仍然是平衡现实与内心的唯一途径，所以我看到更多的同龄人打着耳钉去广告公司上班，在798、东四、鼓楼东大街开店，或者一边赚着副刊稿费一边在家写诗，当然，也有人患了精神抑郁症，回到老家或者不知去向。
　　事实上我无法为后来者提供点什么，哪怕仅仅是虚假的安慰或者过时的经验，当然，他们也已经不再需要。越来越多85年后出生的更年轻的一代，大学毕业后就将自动结束青春期，成为维持这个社会链条正常运转的一颗螺丝钉，然后被上司监视MSN，被房地产商榨干钱包，被LV广告牵着鼻子走，被夜店里掺着绿茶的芝华士弄大肚子，他们甚至不需要享受对抗的快感。他们不需要再教育，因为社会一开始就给出了最终的答案；他们也不再需要模仿上个世纪70年代的伦敦朋克说：不要相信30岁以上的人噢对不起，我也已经到了奔三张而去的年纪，怕的只是赶不上趟，怕的只是别人已经不再带着你玩。
　　所以那部曾经激动人心的朋克电影《猜火车》终将被当成娱乐，黄舒峻的《改变1995》也只会在某个怀旧的夜里被大龄青年们反复歌唱。这就是21世纪的中国，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孤独的，但再也无法独立，不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