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于1914年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因为父亲在美国求学，她便被寄养在外婆家。此时，外公已经离世，外婆家是清一色的女性，对女子细腻的观察和感同身受的体悟，成了苏青成长过程中不可省却的一幕。
　　比如，外公与一个唱戏的好上了，外婆气得浑身乱抖却不敢吱声，怕人笑话她吃醋，几番思量之后，三从四德的外婆想通了：“男人三妻四妾是正经，索性劝你外公把她娶进门来，落得让人家称赞我一声贤惠。”
　　母亲是女子师范毕业的学生，父亲虽然不纳妾，可是玩、嫖、姘居，种种把戏层出不穷，母亲气得灰了心，索性不去管他，继续尽自己贤妻良母的天职。
　　家中的女性成员一概对婚姻失望，便把满腔的慈爱与柔情倾注到年幼的她身上，于是，她有了一段相对幸福的童年，在宽松环境成长的她热情而率直，丝毫不矫饰。
　　1933年，苏青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外文系，不過，在家庭的安排下，她和自己的母亲与外婆一样，早早地结了婚。甚至，为了结婚，她辍学了。
　　如果说家庭里女性的命运和生活给了她间接的经验，而到了她自己这里，那些耳闻目睹的场景都转换成了切肤的感受，刺痛过外婆、母亲和姐姐的荆棘又在她这里肆虐。
　　孩子出生那天，她刚刚经历了死去活来的疼痛，医生忙里偷闲、毫不在意地说：“是女孩。”
　　顿时，屋里安静下来，苏青心中只觉得一阵空虚，不敢睁眼，惭愧得像做了件错事似的偷听旁人意见。婆婆咳嗽了一声，没说话，小姑子却冲过来：“原来是女孩，何不换个男孩？”此后，她连生三胎都是女孩，在夫家彻底成了罪人。
　　可是，她却在心底说：“我的女孩，我爱她，只要有她在我的身旁，我便什么都可以忍受，什么都可以不管，就算全世界都予我以白眼，我也能够独自对着她微笑。”
　　战争爆发后生计困难，她的儿子也在这个时候出生了，一家人张口要吃饭，丈夫事业并不景气，向丈夫要家用时，她挨了他一耳光。这一耳光，把她打成了职业女性，家族中一代代女子绵延下来的酸恨，最终积攒成了叛逆，从此，她走上卖文为生的女作家之路。
　　和同时代女作家文中或风花雪月的吟咏，或清丽脱俗的游离，或旗帜鲜明的革命，或高亢理想的激进不同，她的文章都是身边事，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儿女情长。这个直率坦诚的女子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洞察力，人生是多么实际，浪漫和美丽不是没有，只是掺杂在世俗、辛劳和众多小龌龊里，并不显得那样美好。
　　所以，她爱说大实话。比如，“我爱钱，因为钱可以得到一切，这是最高的目标。其次呢，是用权力来攫钱最便当”；又像“西施是经过吴王夫差的宠爱才成名的，不然只凭她一个老死芒萝村的乡下女人，还配这许多历代诗人替她歌颂吟咏吗”？
　　放在现在，她或许是个不错的编剧，言语犀利，一波三折。她还像生活在你我身边的姐妹淘，不矫情不虚伪，带着点小女人锱铢必较的现实，却总能坦率地说真话。
　　作为母亲，她有四个孩子要养，早已被生活淬炼得无比现实。
　　对于自己接受汉奸周佛海、陈公博的资助，出版《天地》月刊、出席亲日活动，她解释说：“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我那是适逢其时，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
　　这些近乎泼辣的坦白迟早是要付出代价，人人都知道，苏青这个女人太厉害，觉悟太低。可惜，她写了一生家长里短的世故，却依旧是个单纯的女子，大家族生存的不易也没有把她训练得八面玲珑。生活是门艺术，更是一项本事，前者需要天分，后者需要技巧。苏青这个直率不矫饰的女子似乎始终没有参透，所有父慈子孝、夫唱妇随、情比金坚、和谐美满的背后，都充满了表演成分，而且在人生舞台上活得滋润的人，演技都不差。而苏青用她俗世的单纯与坦白跟世俗死磕，最后玉石俱焚。
　　特殊年代岂能放过她这个写惯了青衫红粉的女作家？她家被抄，人被斗，工作上也被锡剧团辞退，生活窘迫。
　　她原本住在市区的瑞金路，与邻居们共用厨房、卫生间，经常受人欺负。无奈之下，她只好和郊区的人家调换住室，以求安宁。晚年，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小外孙，三代人住在一间十平方米的屋子里，相依为命。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1982年12月，身患糖尿病、肺结核等多种病症的苏青大口吐血，走完了自己的69个春秋。她病危时想看一眼自己的《结婚十年》，遍寻不见，还是女婿高价复印了一本聊以慰藉。天地之大，她和她的作品却无处容身。曲终人散时有尽，花落人亡两不知。一个单纯与坦白的女子，最终单纯坦白地离去了。
　　编辑/梓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