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望子，是2002年我在鲁院期间第一个记住名字的同学。其实在鲁院发给大家的学员登记表上，根本没有罗望子这个名字，只有周诚。周诚是谁，不知道。
　　知道罗望子，还是在刚开学时院方的一个征求意见会上，院方生怕大家生活上还有什么不方便，让大家对鲁院的生活和服务提些意见。这时，罗望子爆出了冷门，是在一个同学提出房间里缺一把椅子之后，他说，我们大家总不能在床上交流吧。这是一句实话，但这种说法，引起哄堂大笑是注定了的。这句话的效果，一定是罗望子自己期望的，因为作家班嘛，调侃和幽默都再正常不过。可是，罗望子这句话的效果，在那一届的鲁迅文学院开学伊始所产生的效果，却不一定是罗望子所期望的，几乎大多数同学都对他有了想法，包括我，觉得这个人太傲气，太痞子气，太玩世不恭。
　　但在后来并不算长的学习生活中，罗望子给了我与最初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印象。开学不久，学校搞了一次作品研讨会，讨论关仁山和我的作品。会上，有评论家对我们的作品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主要是针对语言。可是，让我意外的是，罗望子发言了，他发言的内容如今已记不大清，大意是，作家的写作有自己的语境，用什么样的语言写作，是听凭内心的呼唤，听凭感觉的指引，并不是要理性地照搬语法。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罗望子，一个我印象中狂傲、痞子气十足的作家，居然如此认真，如此因为认真而词不达意，他当时几乎是脸红脖子粗，仿佛不在这件事上说个清楚，就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别人。
　　当然，对于我，最让我感动的都不是这些，而是他在发言中提到了我的一篇小说《伤痛故土》。至于他喜欢那篇小说是否就意味着我的语言不存在问题暂且不管，我想说的是，这篇曾在1996年《青年文学》上发表的作品，居然这么久了还有人记得，还有人喜欢。
　　那次之后，尽管很少和罗望子有私下的交流，但总觉得，在我的心里，存在着一个缝隙，通过那个缝隙，我跟他是能够沟通的，那缝隙是什么，说不清。说不清，也就没有蓄机寻找，也就只把所谓感觉上的沟通当作自己的肤浅，是听了几句夸奖自己的话而已。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他的声音，他几乎很少说话，不但如此，他也很少旷课，对于这帮自由散漫惯了的家伙，再好的课，也是有人爱来就来，爱走就走的，依我初始的印象，罗望子最该是这种人，可完全不是，罗望子逢课必上，逢上课必认真听讲，认真记笔记，有一回，他还来向我要笔记，对照自己的笔记看有没有遺漏，这太让我感到意外，原来印象中的痞子气和玩世不恭丝毫不见了。
　　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再后来，我们有机会小范围一起吃饭，是这一次，我看到了我和罗望子之间沟通的缝隙。忘了当时怎么提到乡村的，罗望子说他是乡下孩子，他的父母至今仍在乡下，与他居住的县城只有十八里路。他说，每年春节，他都骑自行车，载着儿子走十八里路，回乡下看父母。这句话，就像当初他说喜欢我的《伤痛故土》一样，让我久久不忘。一段通往乡间的路，只不过是路而已，谁的脚下没有路，可对我就不那么平常，这并不是说它让我想起了我的乡间路。不是。我是想，一个乡下青年，是不是在地理上走出来得越远，所面临的城乡之间的焦虑就越少呢？而如果你在心理上，已经走出很远了，你已经在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练就了一身的功夫，具有了坚硬的外壳，在地理上，你与家乡却只有十八里路，这是否意味心理角色的转换要更困难一些呢？也就是说，一个已经做到专业作家的罗望子，一个以虚构和想象为业而生活在城市的罗望子，骑自行车行十八里路，一程程回到乡村的现实中，是不是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回到了周诚呢？当他在短暂的时间里由罗望子回到周诚，他的痛苦是不是比一般人要更剧烈呢？
　　我一直觉得，在罗望子的灵魂里，有两个人，一个，是那个一说话就脸红的乡下青年周诚；一个，是那个狂傲的痞子气十足的罗望子。或者说，他原本就是周诚，憨厚纯朴，喜欢沉静，一说话就脸红，可是当他感受到内心里在他看来无比巨大的立场需要面对，需要声张，他就变成了那个狂傲的、痞子气十足的罗望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