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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出口在澳大利亚总出口额中占比超过30%，远超澳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日本和美国。然而，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与战略姿态，正在被拉向相反的方向。
据澳大利亚媒体8月4日报道，澳可能派军舰，监视中国与俄罗斯今年9月在南海的联合军演。毫无疑问，这是堪培拉对华盛顿亚太战略的积极配合。早在1980年代，澳大利亚曾有个代号为“通道行动”的计划，监视苏联军舰在南海的军事活动。当时这个行动计划是西方阵营与苏联冷战对抗的一部分。不过，时代变了，澳大利亚依然坚守在“前沿岗哨”位置，难免让人产生时空错乱感。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如何平衡中国这个“繁荣保障”与美国这个“安全基石”之间的关系，这个挑战将长期困扰堪培拉的战略决策者。
2014年11月16日，也就是G20布里斯班峰会落幕的那一天，德国总理默克尔向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提了一个问题：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驱动因素是什么？阿博特咧嘴一笑：“恐惧和贪婪。”
这是一番被澳媒体抖出的私人谈话。阿博特“很不外交”的回答，在澳国内曾小小地哗然了一把。不过，澳学者琳达·雅各布森认为，阿博特抓住了澳对华态度的两极化本质。
恐惧和贪婪，这样略带哲学意味的概括，与澳大利亚民意还是蛮契合的。澳大利亚智库“罗伊研究所”近年来的系列民调，似乎能对此做出解释。在关于“哪个国家对澳经济最重要”的提问中，选择中国的受访者比例（76%）远超第二位的美国（16%）。原因不难理解，因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多年来都是澳大利亚经济繁荣的保障。在被问及是否应跟着美国在南海宣示航行自由时，选择“支持”的受访者比例高达74%，反对者仅为20%。这背后的逻辑也很简单，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是澳大利亚安全的基石。
恐惧和贪婪，有一个演变过程。1971年，也就是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前一年，前年刚去世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高夫·惠特拉姆，以在野的工党党首身份访问中国。第二年赢得大选就任总理后，他抢在美国之前推动与中国建交。当初澳大利亚的对华心态，被视为战略上的高瞻远瞩，甚至展现了对美国的“外交独立”。惠特拉姆的继任者，基本都继承了他的对华接触政策，但他们眼中看到的主要是“经济中国”，尤其是从霍华德总理时期开始，中澳贸易呈现较快增长态势。
澳大利亚对中国经济上的依赖，始于本世纪初。2000年，对华出口在澳总出口额中占比为5.1%，2015年已超过30%，远超澳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日本（15%）和美国（5%）。
节点出现在2007年。这一年，澳对华出口在总出口额中占比达9.4%。也是在这一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澳最大贸易伙伴。这一年上台的陆克文总理，在对华外交中开始突出安全因素。2009年的国防白皮书，34次提到中国，2000年版白皮书仅为13次。更为关键的是，这份白皮书明确指出亚洲“（美国）单极时刻的终结已经开始”，“中国将成为亚洲最强军事国家”。
2009年版的国防白皮书虽未直接提中国威胁，但这层意思被陆克文自己说出来了。维基解密透露，陆克文在与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私下交流中，称该白皮书反映了澳大利亚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担忧。如果那时还比较暧昧，那么2016年版的国防白皮书则直白多了。比如，明确反对中国将南海岛礁军事化，呼吁中国军事透明，支持“航行飞跃自由”。为此，澳政府还宣布未来10年增加军费260亿美元。不难想象在这笔款项中，有相当部分需要从对华贸易红利中筹措。
为何获得的好处越多，反而越担忧呢？美国学者阿尔伯特·赫希曼在《国家权力与贸易结构》一书中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国内既得利益集团，有可能成为助长迎合崛起大国的“商业第五纵队”；经济大国能从“附属国家”对其贸易的依赖中获得政治权力，从引发后者对前者的警惕。表面上看，赫希曼的这个论断，似乎能很好地解释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担忧，为何随着贸易依存度的增加而增加。
不过，2007年之前，美国和日本一直是澳大利亚的最主要贸易伙伴。澳外交和贸易部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及与美日的经济关系能增加澳大利亚的安全。但类似的表述，在澳对华贸易的任何官方文件中都看不到。以此来看，赫希曼的学理性解释，就站不住脚了。更现实的解释是，澳大利亚把赚取的外汇贴上了“姓资”和“姓社”的标签。或者说，把对美日贸易视为喝养生汤，能强身健体，但把对华贸易看作是抽大麻，抽着爽，但对身体不好。恐惧和贪婪，也是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心理魔障。
澳大利亚2016年的国防白皮书，一如既往地把美国定位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澳大利亚对美国在安全上的需求不难理解。这个总人口与上海市相当（2400万人），陆海空三军战斗人员不足6万的国家，没有超级大国美国的庇护，守护7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及漫长的海岸线，或许只能依靠上帝的垂青。也就是说，澳大利亚需要维护的利益，与维护利益的能力之间存在独特的巨大落差。正因为如此，澳大利亚的战略史，也是与超级大国结盟并维护这一同盟体系的历史。
去年6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罗里·梅德卡夫，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的美国盟友：安慰与困惑之源》的文章。该文大致意思是，一方面，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都认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国家安全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又担忧澳美同盟带来的战略风险和不确定性。梅德卡夫只是从民意角度分析了澳大利亚的困惑，但这种困惑更大的影响还在于战略层面。
罗伊研究所这些年的跟踪民调显示，2005年以来，认可美国对澳大利亚安全重要性的比例保持在63%至87%的高位。但该研究机构今年6月另一份民调显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让澳大利亚民意出现了分化。51%的受访者认为，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澳大利亚都应该与美国保持紧密关系，但有45%的受访者认为，如果“特朗普式”人物当选，澳大利亚应该与美国保持距离。特朗普的崛起，早已不再被视为美国的政治插曲或政治玩笑，甚至反映了某种潮流或趋势。美国政治对澳大利亚同盟战略造成的困惑，不会止于一届美国大选。 另一个困惑是美国对澳大利亚国内政治的影响。维基解密公布的发给美国驻堪培拉使馆的电文，透露了陆克文在2010年6月遭工党内部逼宫而下台的细节。美国使馆在其中做了什么不得而知，至少不可能与陆克文的去留毫无关系。维基解密的电文显示，陆克文的“罪行”是“以下犯上”，他劝奥巴马政府与中国在亚太达成战略和解，而当时美国正在紧锣密鼓地布局如何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
果不其然，陆克文下台后第二年，奥巴马选择在澳大利亚国会，高调宣布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同时确定2500名美国大兵将进驻达尔文港。此前，陆克文的继任者吉拉德在访问华盛顿期间，喊出“美国无所不能”、“澳大利亚未来都会是美国的盟友”这样的话。此后的阿博特总理，更是表示“很少有澳大利亚人视美国为外国”。这样的表态，以带有就职宣誓的意味出现在澳大利亚政治中，足见华盛顿的影响力即便不是翻云覆雨，也是举足轻重。
由美国总统而不是澳大利亚总理宣布美国将驻军澳大利亚，这伤了某些澳政治人物的心。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认为，奥巴马这话不应该在澳国会讲。他在接受澳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亚太战略包括拉澳大利亚遏制中国，奥巴马事实上逼迫堪培拉“招供”了这一点。但与吉拉德和阿博特相比，现任总理特恩布尔在言辞上少了些许媚态。他在今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说：“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我们务必要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尤其要保持头脑清醒，目前是一个特别需要我们聚焦国家利益的时刻。”特恩布尔看似带有“自主”色彩的说辞，与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行为，其间的差异是否有着某些难言之隐？
“澳大利亚政府需要小心谨慎，别让对自由世界领袖的迷离眼神，分散了我们认清现实的注意力，国家利益要求我们切实而非口头上，保持与华盛顿的同盟关系，也要维护与北京的友好关系。”这是特恩布尔2011年10月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演讲中说的一番话。当时无官一身轻的他，有较大的表达真实自我的空间。一个月后，特恩布尔再次用“迷离眼神”一词，来形容吉拉德看奥巴马在澳国会演讲时的表情。以迷离眼神看美国，是因为对澳美同盟的迷恋。
2001年4月17日，也就是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后半个月，3艘澳大利亚军舰不顾中国警告通过台湾海峡。当时澳方对中方警告的回应是“行使航行自由权利”。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与澳“权利”之间的联系，逻辑链条或许有点长，但对同盟关系的迷恋，使澳大利亚感觉需要表示一下对澳美同盟的忠诚。如今澳大利亚在南海行使“航行与飞跃自由”权利，动机与十几年前本质上并无不同。不过，地点的变化反映的是亚太战略环境的变化。不仅澳大利亚，即便美国军舰现在也不敢轻易在台湾海峡行使航行自由权。
特恩布尔自己也没有跳出对澳美同盟的迷恋，其任内公布的2016年版国防白皮书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份白皮书提“基于规则的秩序”多达40余次，并把中国定位为现状挑战者，与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对表”的意图非常明显。在南海仲裁问题上，澳外长毕晓普的表态，更像是直接拷贝白宫发言人的讲话。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修·怀特所说，澳国防白皮书发出了一个信号，即澳大利亚愿意加入对抗中国的行列，以确保规则不被改变。与历史上一样，堪培拉依然是华盛顿对外战略的海外执行机构。
澳大利亚习惯了在美国全球主导优势下开展外交，也习惯了“不用考虑大国政治”的对外战略。在修·怀特看来，澳大利亚决策者们需要认识到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上个世纪的确定性，在21世纪已不再适用，而“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主导的优势’这一澳大利亚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基石，不可能再持续”。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学者斯科特·布基尔认为，经济上对中国日渐增加的依赖，以及与西方国家军事关系的持续巩固，所造成的经济与战略利益的两极化，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澳大利亚最重大的外交和国防政策挑战。“总体上说，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与战略姿态，正在被拉向相反的方向。”
据澳大利亚媒体8月4日报道，澳可能派军舰，监视中国与俄罗斯今年9月在南海的联合军演。毫无疑问，这是堪培拉对华盛顿亚太战略的积极配合。早在1980年代，澳大利亚曾有个代号为“通道行动”的计划，监视苏联军舰在南海的军事活动。当时这个行动计划是西方阵营与苏联冷战对抗的一部分。不过，时代变了，澳大利亚依然坚守在“前沿岗哨”位置，难免让人产生时空错乱感。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如何平衡中国这个“繁荣保障”与美国这个“安全基石”之间的关系，这个挑战将长期困扰堪培拉的战略决策者。
恐惧和贪婪
2014年11月16日，也就是G20布里斯班峰会落幕的那一天，德国总理默克尔向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提了一个问题：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驱动因素是什么？阿博特咧嘴一笑：“恐惧和贪婪。”
这是一番被澳媒体抖出的私人谈话。阿博特“很不外交”的回答，在澳国内曾小小地哗然了一把。不过，澳学者琳达·雅各布森认为，阿博特抓住了澳对华态度的两极化本质。
恐惧和贪婪，这样略带哲学意味的概括，与澳大利亚民意还是蛮契合的。澳大利亚智库“罗伊研究所”近年来的系列民调，似乎能对此做出解释。在关于“哪个国家对澳经济最重要”的提问中，选择中国的受访者比例（76%）远超第二位的美国（16%）。原因不难理解，因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多年来都是澳大利亚经济繁荣的保障。在被问及是否应跟着美国在南海宣示航行自由时，选择“支持”的受访者比例高达74%，反对者仅为20%。这背后的逻辑也很简单，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是澳大利亚安全的基石。
恐惧和贪婪，有一个演变过程。1971年，也就是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前一年，前年刚去世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高夫·惠特拉姆，以在野的工党党首身份访问中国。第二年赢得大选就任总理后，他抢在美国之前推动与中国建交。当初澳大利亚的对华心态，被视为战略上的高瞻远瞩，甚至展现了对美国的“外交独立”。惠特拉姆的继任者，基本都继承了他的对华接触政策，但他们眼中看到的主要是“经济中国”，尤其是从霍华德总理时期开始，中澳贸易呈现较快增长态势。
澳大利亚对中国经济上的依赖，始于本世纪初。2000年，对华出口在澳总出口额中占比为5.1%，2015年已超过30%，远超澳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日本（15%）和美国（5%）。
节点出现在2007年。这一年，澳对华出口在总出口额中占比达9.4%。也是在这一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澳最大贸易伙伴。这一年上台的陆克文总理，在对华外交中开始突出安全因素。2009年的国防白皮书，34次提到中国，2000年版白皮书仅为13次。更为关键的是，这份白皮书明确指出亚洲“（美国）单极时刻的终结已经开始”，“中国将成为亚洲最强军事国家”。
2009年版的国防白皮书虽未直接提中国威胁，但这层意思被陆克文自己说出来了。维基解密透露，陆克文在与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私下交流中，称该白皮书反映了澳大利亚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担忧。如果那时还比较暧昧，那么2016年版的国防白皮书则直白多了。比如，明确反对中国将南海岛礁军事化，呼吁中国军事透明，支持“航行飞跃自由”。为此，澳政府还宣布未来10年增加军费260亿美元。不难想象在这笔款项中，有相当部分需要从对华贸易红利中筹措。
为何获得的好处越多，反而越担忧呢？美国学者阿尔伯特·赫希曼在《国家权力与贸易结构》一书中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国内既得利益集团，有可能成为助长迎合崛起大国的“商业第五纵队”；经济大国能从“附属国家”对其贸易的依赖中获得政治权力，从引发后者对前者的警惕。表面上看，赫希曼的这个论断，似乎能很好地解释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担忧，为何随着贸易依存度的增加而增加。
不过，2007年之前，美国和日本一直是澳大利亚的最主要贸易伙伴。澳外交和贸易部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及与美日的经济关系能增加澳大利亚的安全。但类似的表述，在澳对华贸易的任何官方文件中都看不到。以此来看，赫希曼的学理性解释，就站不住脚了。更现实的解释是，澳大利亚把赚取的外汇贴上了“姓资”和“姓社”的标签。或者说，把对美日贸易视为喝养生汤，能强身健体，但把对华贸易看作是抽大麻，抽着爽，但对身体不好。恐惧和贪婪，也是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心理魔障。
安慰与困惑
澳大利亚2016年的国防白皮书，一如既往地把美国定位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澳大利亚对美国在安全上的需求不难理解。这个总人口与上海市相当（2400万人），陆海空三军战斗人员不足6万的国家，没有超级大国美国的庇护，守护7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及漫长的海岸线，或许只能依靠上帝的垂青。也就是说，澳大利亚需要维护的利益，与维护利益的能力之间存在独特的巨大落差。正因为如此，澳大利亚的战略史，也是与超级大国结盟并维护这一同盟体系的历史。
去年6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罗里·梅德卡夫，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的美国盟友：安慰与困惑之源》的文章。该文大致意思是，一方面，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都认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国家安全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又担忧澳美同盟带来的战略风险和不确定性。梅德卡夫只是从民意角度分析了澳大利亚的困惑，但这种困惑更大的影响还在于战略层面。
罗伊研究所这些年的跟踪民调显示，2005年以来，认可美国对澳大利亚安全重要性的比例保持在63%至87%的高位。但该研究机构今年6月另一份民调显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让澳大利亚民意出现了分化。51%的受访者认为，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澳大利亚都应该与美国保持紧密关系，但有45%的受访者认为，如果“特朗普式”人物当选，澳大利亚应该与美国保持距离。特朗普的崛起，早已不再被视为美国的政治插曲或政治玩笑，甚至反映了某种潮流或趋势。美国政治对澳大利亚同盟战略造成的困惑，不会止于一届美国大选。 另一个困惑是美国对澳大利亚国内政治的影响。维基解密公布的发给美国驻堪培拉使馆的电文，透露了陆克文在2010年6月遭工党内部逼宫而下台的细节。美国使馆在其中做了什么不得而知，至少不可能与陆克文的去留毫无关系。维基解密的电文显示，陆克文的“罪行”是“以下犯上”，他劝奥巴马政府与中国在亚太达成战略和解，而当时美国正在紧锣密鼓地布局如何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
果不其然，陆克文下台后第二年，奥巴马选择在澳大利亚国会，高调宣布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同时确定2500名美国大兵将进驻达尔文港。此前，陆克文的继任者吉拉德在访问华盛顿期间，喊出“美国无所不能”、“澳大利亚未来都会是美国的盟友”这样的话。此后的阿博特总理，更是表示“很少有澳大利亚人视美国为外国”。这样的表态，以带有就职宣誓的意味出现在澳大利亚政治中，足见华盛顿的影响力即便不是翻云覆雨，也是举足轻重。
由美国总统而不是澳大利亚总理宣布美国将驻军澳大利亚，这伤了某些澳政治人物的心。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认为，奥巴马这话不应该在澳国会讲。他在接受澳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亚太战略包括拉澳大利亚遏制中国，奥巴马事实上逼迫堪培拉“招供”了这一点。但与吉拉德和阿博特相比，现任总理特恩布尔在言辞上少了些许媚态。他在今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说：“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我们务必要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尤其要保持头脑清醒，目前是一个特别需要我们聚焦国家利益的时刻。”特恩布尔看似带有“自主”色彩的说辞，与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行为，其间的差异是否有着某些难言之隐？
迷恋与迷失
“澳大利亚政府需要小心谨慎，别让对自由世界领袖的迷离眼神，分散了我们认清现实的注意力，国家利益要求我们切实而非口头上，保持与华盛顿的同盟关系，也要维护与北京的友好关系。”这是特恩布尔2011年10月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演讲中说的一番话。当时无官一身轻的他，有较大的表达真实自我的空间。一个月后，特恩布尔再次用“迷离眼神”一词，来形容吉拉德看奥巴马在澳国会演讲时的表情。以迷离眼神看美国，是因为对澳美同盟的迷恋。
2001年4月17日，也就是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后半个月，3艘澳大利亚军舰不顾中国警告通过台湾海峡。当时澳方对中方警告的回应是“行使航行自由权利”。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与澳“权利”之间的联系，逻辑链条或许有点长，但对同盟关系的迷恋，使澳大利亚感觉需要表示一下对澳美同盟的忠诚。如今澳大利亚在南海行使“航行与飞跃自由”权利，动机与十几年前本质上并无不同。不过，地点的变化反映的是亚太战略环境的变化。不仅澳大利亚，即便美国军舰现在也不敢轻易在台湾海峡行使航行自由权。
特恩布尔自己也没有跳出对澳美同盟的迷恋，其任内公布的2016年版国防白皮书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份白皮书提“基于规则的秩序”多达40余次，并把中国定位为现状挑战者，与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对表”的意图非常明显。在南海仲裁问题上，澳外长毕晓普的表态，更像是直接拷贝白宫发言人的讲话。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修·怀特所说，澳国防白皮书发出了一个信号，即澳大利亚愿意加入对抗中国的行列，以确保规则不被改变。与历史上一样，堪培拉依然是华盛顿对外战略的海外执行机构。
澳大利亚习惯了在美国全球主导优势下开展外交，也习惯了“不用考虑大国政治”的对外战略。在修·怀特看来，澳大利亚决策者们需要认识到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上个世纪的确定性，在21世纪已不再适用，而“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主导的优势’这一澳大利亚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基石，不可能再持续”。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学者斯科特·布基尔认为，经济上对中国日渐增加的依赖，以及与西方国家军事关系的持续巩固，所造成的经济与战略利益的两极化，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澳大利亚最重大的外交和国防政策挑战。“总体上说，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与战略姿态，正在被拉向相反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