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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从1955年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结束,前后下放到农村的知青有近1800万之多。上山下乡不仅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人生道路,还牵动了亿万城乡居民的切身利益。虽然随着“文革”的结束上山下乡渐趋沉寂,但其遗留的历史震荡仍未完全消失。
口述者:侯隽
1943年出生,北京人。1962年,侯隽以门门满分的成绩高中毕业后,主动放弃考大学的机会,下乡到河北插队落户。后在天津宝坻区工作, 2007年退休。
我出生在北京,我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工会的干部。随母亲工作调动,我考入北京良乡中学,在那里度过了六年时光。可以说,在良中读书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因为我在那里的同学绝大多数是农民子女,学校又经常组织学生下乡劳动,在那里生活、学习、劳动,久而久之就与农业、农村和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的1962年,我以门门满分的成绩毕业。就在大家都全力以赴准备报考大学的时候,国家号召压缩城市人口,支援农业第一线。当时良中校长做了报告,希望家在农村的同学做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不上大学就回乡务农。因此,我产生了“建设新农村,农村的同学有责任,我们城市的青年同样有责任”的想法,决定放弃高考下乡务农。
1962年7月10日,我正式在天津市宝坻县窦家桥落户了。那是一个典型的乡村,不通电,没机井,也没大牲口,多数地块盐碱,好年景平均亩产也不过200斤,产的粮食不够自己吃,还要国家救济。但是朴实的乡亲们非常善良,好几个姑娘争着来和我做伴儿,我至今都记得我们凑在自制的豆油灯下读报、看书、做针线,挤在一铺小土炕上睡觉,翻身都得喊“一二”。许多小青年也不顾一天的劳累,回家吃完饭就跑来帮我做饭,看我吃饭,每天我的小屋里人多得挤不下,连窗外都趴了一溜脑瓜看。有时乡亲们还借着月光帮我推碾子磨面、耪自留地。我教大家识字,还办起了俱乐部,刊出壁报、黑板报,也时常排点小节目给老乡们演出,生活忙碌而充实。
一篇报道使我成了典型
在窦家桥的生活有苦有乐。我住在两间低矮潮湿又透风漏雨的小土屋,每天几两玉米粒的口粮都要自己推碾子磨成面,只可惜连皮吃都吃不饱,经常要断顿儿,此外我还要学习耪地、开苗、收割等农活,尤其耕地还得人拉耠子。这些现实让我明白:尽管追求理想的现实很严酷,但必须硬着头皮顶住。既然选择了下乡插队这条路,就要用一生来兑现自己的承诺。
同时,艰苦的日子也让我对“全党动手,大办农业”之必要理解得更深刻,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也更加强烈了,和当地老百姓相处也越来越融洽。
1963年,上海女演员、作家黄宗英来到天津宝坻“体验生活”,她听人说起我这个“从专门从城市来到农村的特别姑娘”,就来村里看望了我并和我一起相处了几天。不久,她见到了周总理,告诉他我下乡插队的情况,在总理的授意下,黄宗英写了长篇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发表在1963年7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在这之前,《中国青年报》就以“城市知识青年立志建设新农村的榜样——侯隽落户农村劳动被称为‘特别姑娘’”为题,作了全面报道。之后,其他媒体也相继作了采访报道,这使我声名远播成了全国著名的先进知青代表。
从此,我就扎根在在窦家桥,并在这儿入了党,当了村干部,也获得过各种荣誉称号,还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表扬。同时,窦家桥也先后迎来30多名京津等地的知识青年,多数有高中文化基础,都是农村各项事业的骨干,带来的都市文明和蓬勃朝气潜移默化地福荫乡里。
风雨乡村十八年
1963年至文革开始,我曾任窦家桥大队团支部副书记;1970年至1979年,曾任窦家桥大队党支部书记;并兼任共青团宝坻县委书记、中共宝坻县委副书记、共青团天津地委副书记、河北省妇联副主任和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等职;1976年5月,曾任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但始终是农民身份。
作为“城市知识青年立志建设新农村”的典型、全国知识青年学习的榜样,我从1963年至1966年,年年被评为河北省的青年标兵、优秀共青团员、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1964年,当选为河北省第三届青联委员和共青团全国“九大”代表,于1964年7月,出席了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开幕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体代表合影,后又单独接见了我和其余21位青年代表,和我们亲切交谈。
尤其是1971年5月7日,周恩来总理会见日中农业农民第二次交流访华团成员,我作为全国先进知青代表被周总理召见并作陪;1973年8月,全国知青工作会期间,周总理把邢燕子和我叫去参加会议、征求意见;1973年8月,我出席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5年1月,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四届人大常委;1975年9月,被评为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个人;1979年8月,和邢燕子一起出席全国先进知青代表座谈会,受到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个人的经历使我这个普通人能够和国家领导人接触,其中是周总理对农村的关爱对农民的朴素情感,至今历历在目,感怀不已。2008年是周总理诞辰110周年,我和分布在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的作者和编委,凝情聚力编辑出版《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一书,以此纪念周恩来总理。能够写周总理是我多年的心愿,我要和我的战友们用心将与总理相处的日子记录下来,把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代,让周恩来的精神代代相传。
1980年5月,组织上就进市还是留县的问题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回想十八年来宝坻人民对我的厚爱,我坚决要求留在县里工作。从1990年2月起,我当选为宝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分管过文教卫体、计划生育、民政、残联、红十字会和外经贸等工作,无论哪项工作我都全身心地投入。1998年,我分管全县农业,再次回到魂牵梦萦的土地,带领56万农民,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奋力拼搏,继续实现我的人生夙愿。
回想起我的下乡之路,那是一个时代的投影,当年我们豪情满怀,曾以青春热血和忠诚为国分忧,虽然历经坎坷,但是我们收获了宝贵的历练财富,受用终生。如今我们壮心不已, 2002年我和老伴一起在当年下乡的地方栽植了一百多亩“知青林”,还设置了“情怀园”,我希望“留下一片绿茵,传承一种精神”,并希望引来生态旅游和养生养老项目,继续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人生夙愿。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侯隽采访整理,天津宝坻区宣传部陈树凯对此文亦有贡献。)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从1955年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结束,前后下放到农村的知青有近1800万之多。上山下乡不仅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人生道路,还牵动了亿万城乡居民的切身利益。虽然随着“文革”的结束上山下乡渐趋沉寂,但其遗留的历史震荡仍未完全消失。
口述者:侯隽
1943年出生,北京人。1962年,侯隽以门门满分的成绩高中毕业后,主动放弃考大学的机会,下乡到河北插队落户。后在天津宝坻区工作, 2007年退休。
我出生在北京,我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工会的干部。随母亲工作调动,我考入北京良乡中学,在那里度过了六年时光。可以说,在良中读书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因为我在那里的同学绝大多数是农民子女,学校又经常组织学生下乡劳动,在那里生活、学习、劳动,久而久之就与农业、农村和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的1962年,我以门门满分的成绩毕业。就在大家都全力以赴准备报考大学的时候,国家号召压缩城市人口,支援农业第一线。当时良中校长做了报告,希望家在农村的同学做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不上大学就回乡务农。因此,我产生了“建设新农村,农村的同学有责任,我们城市的青年同样有责任”的想法,决定放弃高考下乡务农。
1962年7月10日,我正式在天津市宝坻县窦家桥落户了。那是一个典型的乡村,不通电,没机井,也没大牲口,多数地块盐碱,好年景平均亩产也不过200斤,产的粮食不够自己吃,还要国家救济。但是朴实的乡亲们非常善良,好几个姑娘争着来和我做伴儿,我至今都记得我们凑在自制的豆油灯下读报、看书、做针线,挤在一铺小土炕上睡觉,翻身都得喊“一二”。许多小青年也不顾一天的劳累,回家吃完饭就跑来帮我做饭,看我吃饭,每天我的小屋里人多得挤不下,连窗外都趴了一溜脑瓜看。有时乡亲们还借着月光帮我推碾子磨面、耪自留地。我教大家识字,还办起了俱乐部,刊出壁报、黑板报,也时常排点小节目给老乡们演出,生活忙碌而充实。
一篇报道使我成了典型
在窦家桥的生活有苦有乐。我住在两间低矮潮湿又透风漏雨的小土屋,每天几两玉米粒的口粮都要自己推碾子磨成面,只可惜连皮吃都吃不饱,经常要断顿儿,此外我还要学习耪地、开苗、收割等农活,尤其耕地还得人拉耠子。这些现实让我明白:尽管追求理想的现实很严酷,但必须硬着头皮顶住。既然选择了下乡插队这条路,就要用一生来兑现自己的承诺。
同时,艰苦的日子也让我对“全党动手,大办农业”之必要理解得更深刻,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也更加强烈了,和当地老百姓相处也越来越融洽。
1963年,上海女演员、作家黄宗英来到天津宝坻“体验生活”,她听人说起我这个“从专门从城市来到农村的特别姑娘”,就来村里看望了我并和我一起相处了几天。不久,她见到了周总理,告诉他我下乡插队的情况,在总理的授意下,黄宗英写了长篇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发表在1963年7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在这之前,《中国青年报》就以“城市知识青年立志建设新农村的榜样——侯隽落户农村劳动被称为‘特别姑娘’”为题,作了全面报道。之后,其他媒体也相继作了采访报道,这使我声名远播成了全国著名的先进知青代表。
从此,我就扎根在在窦家桥,并在这儿入了党,当了村干部,也获得过各种荣誉称号,还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表扬。同时,窦家桥也先后迎来30多名京津等地的知识青年,多数有高中文化基础,都是农村各项事业的骨干,带来的都市文明和蓬勃朝气潜移默化地福荫乡里。
风雨乡村十八年
1963年至文革开始,我曾任窦家桥大队团支部副书记;1970年至1979年,曾任窦家桥大队党支部书记;并兼任共青团宝坻县委书记、中共宝坻县委副书记、共青团天津地委副书记、河北省妇联副主任和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等职;1976年5月,曾任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但始终是农民身份。
作为“城市知识青年立志建设新农村”的典型、全国知识青年学习的榜样,我从1963年至1966年,年年被评为河北省的青年标兵、优秀共青团员、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1964年,当选为河北省第三届青联委员和共青团全国“九大”代表,于1964年7月,出席了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开幕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体代表合影,后又单独接见了我和其余21位青年代表,和我们亲切交谈。
尤其是1971年5月7日,周恩来总理会见日中农业农民第二次交流访华团成员,我作为全国先进知青代表被周总理召见并作陪;1973年8月,全国知青工作会期间,周总理把邢燕子和我叫去参加会议、征求意见;1973年8月,我出席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5年1月,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四届人大常委;1975年9月,被评为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个人;1979年8月,和邢燕子一起出席全国先进知青代表座谈会,受到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个人的经历使我这个普通人能够和国家领导人接触,其中是周总理对农村的关爱对农民的朴素情感,至今历历在目,感怀不已。2008年是周总理诞辰110周年,我和分布在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的作者和编委,凝情聚力编辑出版《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一书,以此纪念周恩来总理。能够写周总理是我多年的心愿,我要和我的战友们用心将与总理相处的日子记录下来,把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代,让周恩来的精神代代相传。
1980年5月,组织上就进市还是留县的问题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回想十八年来宝坻人民对我的厚爱,我坚决要求留在县里工作。从1990年2月起,我当选为宝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分管过文教卫体、计划生育、民政、残联、红十字会和外经贸等工作,无论哪项工作我都全身心地投入。1998年,我分管全县农业,再次回到魂牵梦萦的土地,带领56万农民,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奋力拼搏,继续实现我的人生夙愿。
回想起我的下乡之路,那是一个时代的投影,当年我们豪情满怀,曾以青春热血和忠诚为国分忧,虽然历经坎坷,但是我们收获了宝贵的历练财富,受用终生。如今我们壮心不已, 2002年我和老伴一起在当年下乡的地方栽植了一百多亩“知青林”,还设置了“情怀园”,我希望“留下一片绿茵,传承一种精神”,并希望引来生态旅游和养生养老项目,继续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人生夙愿。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侯隽采访整理,天津宝坻区宣传部陈树凯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