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中，层次感是非常重要的。管理上没有层次，必然会打乱仗；管理上层次分明，工作才能有条不紊，事半功倍，游刃有余，举重若轻。
　　这里讲的“层次”，是从办事和用人两方面说的。
　　管理要有层次，首先办事要有层次。管理者对自己所分管的千头万绪的工作，既要统观全盘，对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心中有数，能够历历在目，如数家珍；同时，更重要的是要理出头绪来，把握住各件事情之间的联系，从中抓住主要的工作。重点就是纲，纲举目张。工作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有时终日奔忙，忙得昏天黑地，但由于没有解决主要的矛盾，事情似乎越办越多，甚至越办越糟；而一旦抓住并妥善地解决了主要矛盾，其他问题也就所向披靡了。这时你就会有一种雨后天晴、豁然开朗的感觉。管理者每天都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工作，这些工作有的互相关联，有的互不相干，却又都必须做好。作为管理者就必须懂得统筹安排，分清轻重缓急，把大量琐碎、次要的工作安排给合适的人员或部门去做，并且安排好這些工作、这些人员或部门之间的先后次序和相互衔接，不时地注意其进度，监督其质量，检查其结果。而对那些重大的、可能影响全局的工作，则需亲自动手，慎之又慎、精益求精地做好。
　　事实上，任何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谁也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全凭自己的能力去处理好所面临的全部问题。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做管理者必须舍得放手，善于放手：有些事情放一放再处理，有些事情放给别人去处理(这就要求舍得放权，这一点下面再谈)，给自己留下几件非亲自处理不可又必须马上处理的重要工作去做。这样才能游刃有余，举重若轻。自古以来，能象诸葛亮、周恩来那样巨细无遗、日理万机的又有几人？事实上正是在他们的过分精明的优卓之处，也隐藏了他们的不足。诸葛亮正因为过分精明，信人不过，事事不放手，不让权，始终未能为蜀国培养出什么象样的人才，最后落得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蜀国大业后继无人的悲惨结局。岂不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周恩来在这方面比诸葛亮高明得多了。他向毛泽东推荐了邓小平，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推荐是非常英明的。但他之所以推荐邓小平，正是因为他赞赏、羡慕邓小平能够“举重若轻”，而这正是周恩来认为自己所不具备的优点。
　　管理要有层次，同时要求用人要有层次。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工作上的层次与用人上的层次是紧密相连的。在工作上不分主次，不分轻重缓急，在用人上也必定表现为没有层次感。在机构设置上求多求全，部门与部门之间没有主次，没有从属，统统都是并列的，在领导眼里一律平等。这反映了什么都要管，分不清主次的心理。在用人上也一味追求平衡，没有层次，没有重点，片面强调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优秀者不敢重赏，不敢重用；庸劣者不敢重罚，不敢重处，结果是前者心怀沮丧，后者无所鞭策，以表面上的平等造成了事实上更大的不平等，以牺牲优良，牺牲效率为代价来迎合庸劣。“撒胡椒面”的效果并不好。
　　更要命的是，这种管理者在设立了那么多部门，任命了那么多官员之后，又不尊重这些部门和官员，往往超越一个又一个管理层次，直接插手最基层，插手那些最琐细、最无关紧要的小事，真不知他设立那些个部门，任命那么多官员是干什么用的。这样的管理者不但自己事无巨细，统揽无遗，而且要求属下官员们也象他一样，经常指派手下官员们去做一些原来可以由这些官员们自己去安排人员去做的小事。结果大家在他面前就都只是普通办事员，没有干部职工之分。
　　在这种不分管理层次的管理者指挥之下，一个企业必定长年累月都在打乱仗，企业上下全体人员都在围着一个爱打乱仗的领导乱转，转得晕晕乎乎，不分东南西北，不辨白天黑夜。这种状态下的企业，当然谈不上什么效率。
　　不分层次的指挥，不但不利于“办事”，更不利于“育人”。因为在这种指挥之下的干部，或者被弄得没有自信心，或者被乱指挥搞得无所适从，或者没有机会的发挥和锻炼才干，或者整天忙于应付领导，或者整天忙于处理小事，这都不利于企业干部的成长。
　　企业管理像国家管理一样，人治要与法治相结合。初期以人治为主，逐渐地过渡到法治为主。一个部门建立之初，领导者多加干预，促其早日走上正轨，这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需的。而一旦这个部门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领导班子健全起来，工作上了轨道，领导者就应逐渐地从对该部门工作的直接管理中逐渐超脱出来，实行间接管理。常规性工作，依靠部门负责人按照制度和规定自行办理。领导者的直接干预在三种情况下可以出现：一、领导的意图不能通过正常管理层次得到有效贯彻时；二、出现部门负责人难以处理的新情况、突发事件时；三、涉及到该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协调时。在一般情况下，领导者还是应该充分尊重部门负责人的权限，让他们能心情舒畅，积极地、创造性地搞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