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都在增援湖北，但前线医院防护物资告急的消息仍不时传来。
　　按照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物资保障组公布的2月9日物资发放情况，当日在全省获得的5.7万套防护服中，武汉市获得的防护服超过了3.7万套。这一信息披露中并未明确说明“防护服”是否为医用产品。当时，武汉全市对医用防护服的日需求量是5.9万套，疫情早期还出现过10万套的日需求量。
　　相比疫情初期就不断提升产能，甚至引来了比亚迪、富士康等一批“跨界”生产商的医用口罩而言，前线需求同样急迫的医用防护服却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存在着明显的供需缺口。
　　“我们的防护服马上就见底了，不管它质量好坏，可能马上就没有了。最终可能要给大家穿上纸尿裤，然后用保鲜膜把大家缠起来隔离。”2月9日，武汉当地的公立三甲医院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如此对外呼吁。
　　天佑医院是武汉市于1月25日第三批被征用的发热患者定点医院之一，每日的防护服使用量在400套左右。医院党委书记戚筠随后解释称，此前曾收到过外界捐赠的防护服，但质量非常差，需要加保鲜膜强化隔離效果，可是“现在就连想大批量地买保鲜膜也成问题”。
　　2月1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披露的信息同样微妙：一线防控急需的医用N95口罩，当时产能利用率已达到128%;但医用防护服的紧急复工复产难度较大，“进口防护服和库存防护服在供应保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的医用防护服的供需关系仍处于“战时模式”。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口罩生产国。按照工信部此前的说法，开足产能的中国工厂每天可以生产2000多万只口罩。但若要说中国是“医用防护服生产大国”，数据的底气可能就没这么足了—同样是工信部的调查显示，中国国标医用防护服正常的日均产能约为4.58万件，但在2019年，这类防护服实际只生产了40万件。
　　经历过“非典”的惨痛教训之后，当又一次疫情突袭，为什么医用防护物资立刻就显得供不应求？医用防护服与医用口罩，本质上都是用无纺布加工处理而成的医疗用品，生产企业响应并满足这两类需求的速度为何也大相径庭？

储备环节：有制度，但难落实

　　中国人“居安思危”的意识，恰如其分地体现在了对一系列重要物资的储备制度上。其中，医疗物资的储备，最早可追溯至1970年代的战备需求，且在2003年“非典”疫情后得以快速落地。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所对应的防护物资储备，也可以在中国的多部法规和执行规划中找到相关内容—
　　1999年出台的《国家医药储备管理办法》，首先确立了中央和地方医药储备制度，由代储企业实行“动态储备”，地方政府“有偿调用”，实物储备量不得低于储备计划的70%。新冠肺炎所代表的传染病防治相关为专项储备，每年对需核销补足部分拨付资金;
　　2006年制定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则规定，由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组织应急物资的生产、储备和调运，保证供应;
　　201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储备防治传染病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物资，以备调用;
　　2017年发布的《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和《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治“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健全应急物资实物储备、社会储备和生产能力储备管理制度”，并推动综合应急物资储备库、应急物流体系等系统建设。
　　在制度规划中不断被提及，却缺少可供落地的具体规定—传染病相关的医疗物资储备制度，回头看来颇有“九龙治水”之感。
　　“至于分级储备量、储备形式、储备分布以及医用物资储备的调用，都是在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根据实际情况，由应急指挥部决定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王丛虎对《第一财经》杂志表示。
　　由于全国层面从未公开过具体的储备要求，我们只能从部分省市的储备目录中寻找线索。根据《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治“十三五”规划》，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都曾结合原卫生部2008年发布的《卫生应急队伍装备参考目录（试行）》，修订卫生应急物资储备目录，并予以公布。湖北省在2006年也制定过卫生应急物资储备目录，但此后未曾修订。
　　其中，内蒙古2018年版目录中对自治区、各盟市、各旗县医用防护服的储备量要求分别为300套、200套和100套;湖北省2006年版目录则要求，省、各市、各县应储备200套、50套和50套医用防护服。
　　在各地的实际应急储备过程中，物资量不达标的情况时有发生。云南省疾控中心员工曾发表论文称，在检查省内应急能力时发现，卫生应急专项工作经费在省内地区间分布不均匀，10 个疾控中心年平均经费在15万元以下，12个疾控中心的装备数量不满足基本装备要求。
　　王丛虎认为，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短时间大量消耗、耗材保质期短、生产物资供应不上、需求沟通不充分，以及储备不足都是医用防护装备很快耗尽的原因。
　　“基层医院或疾控部门也有自己的苦衷，之所以储备不足，既有财政资金预算和拨付不足，也有医用耗材物资储备成本过高等因素。”他对《第一财经》杂志表示。

技术环节：相比口罩技术含量更高，更依赖人工

　　东华大学纺织学院教授靳向煜曾参与上海市在2003年组织的的紧急课题攻关，探索以“非织造布”（也称“无纺布”）开发医疗防护用品的可能。目前新冠疫情中仍被广泛使用的3M N95医用防护口罩和杜邦Tyvek医用防护服，都是当时重要的参考对象。 　　“每当国际上发生重大疫情，杜邦的Tyvek材料和成品防护服在市面上都很难搞到。按照2003年的物价水平来看，当时一件防护服的价格也是非常之高。”靳向煜对《第一财经》杂志回忆。
　　另一位专攻无纺布生产设备的老工程师杜发祥对《第一财经》杂志分析称，Tyvek材料具有轻便、透气性好等特点，但其所采用的“闪蒸法”是无纺布生产方式中的小众工艺，制造工艺繁琐、成本高，对设备的要求也高。“使用传统纺粘法、熔喷法生产出的无纺布，其实也完全能加工出符合国家标准的医用防护服。”
　　但工厂短时间急速组织生产，也会出现原材料紧缺、工艺不佳等现象，造成残次品率上升。靳向煜这次在疫情期间走访防护服生产厂商时就发现，有的工厂缺少透气膜材料，因此用了替代品。但他认为问题不大，“只要防护服尤其是防护材料的厚度达到标准即可。”
　　杜发祥则认为，武汉天佑医院拿到的那种“质量非常差”的防护服，主要问题就出在无纺布成型时面料厚度不均，过薄的地方容易撕裂。“国内的生产设备在可靠性上与国外设备有一点差距，产品的质量可能稍次，但不会次一个数量级。”
　　此外，医用防护服无法像医用口罩那样迅速提高产能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自动化率”的差别。
　　目前，医用口罩一旦设备和原料到位，产线从投料到产品成型几乎不用人工介入操作，只在最后的分拣、包装环节需要人力。但医用防护服的缝制、贴条环节都需要更多的人力投入，这使得工厂的复工难度更大。
　　比如“贴条”這个小工序就差点难住湖北仙桃的生产企业。这一步需要工人使用热风贴条机，手工用胶条将防护服的接缝处密封，否则产品就无法下线。虽然是个小工序，但熟练工一天可贴200件，新手一天仅能贴20件。为解决这一问题，仙桃市劳动就业局只得通过热风贴条机的生产厂商寻找培训师，再排摸出参加过培训的工人，最终邀请到110位“贴条工”赴仙桃上岗。
　　为保证生产供应量，目前多地都在紧急建设医用防护服的生产线，其中有较强生产能力的家纺、服装和纸尿裤企业是改造重点。包括红豆股份、水星家纺等上市公司都改装了原有产线，改做防护服。
　　安徽省的一家医用防护服定点生产企业嘉海服饰有限公司，在2003年就因代工过3M防护服被列入国产防护服的生产单位。而这家公司日常的主营业务，实际是为迪卡侬、JackWolfskin、哥伦比亚等品牌代工生产冲锋衣、滑雪服等户外服装。
　　“目前工人回厂的很少，基本都在生产防护服，但原料供应商没有复工，防护服上用的胶带也不够。阜阳市政府一直在帮我们努力协调，可能也没有好的结果。”嘉海服饰的蒋晓磊厂长对《第一财经》杂志表示。

产能环节：布局集中，资源不平衡

　　“非典”之后，经过17年行业研发，医用防护服生产从无纺布和透气膜的原料生产、多层无纺布的复合加工、成衣的制造，以及最后的防护贴条，都可在国内产业链上实现。在这些环节中，制约产能的最关键因素，还是上游的无纺布生产环节。
　　处于疫情中心的湖北省，恰是中国重要的非织造布及相关制品产业的集聚地。2019年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的实地调研数据显示，湖北全省的非织造布年产量在60万吨左右，占全国年产量的比重超过10%。
　　湖北的仙桃市彭场镇，更是有“中国无纺布之乡”的称号。“仙桃当地政府，目前招商时主打的就是两张牌：小米创始人雷军的家乡、中国无纺布之乡。”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医疗器械分会的秘书长陈红彦说，她在日常工作中与仙桃的无纺布产业集群接触不少。
　　彭场镇做无纺布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80年代。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禽流感”需求，都让彭场镇的无纺布产能急剧攀升。
　　2010年代至今，彭场镇的无纺布市场已高度成熟，但小企业为争夺外贸市场，在利润空间上的竞争日益激烈。区域内的中大型企业虽有产能优势，却也面临严重的用工问题。媒体报道显示，2012年前后，彭场镇无纺布工厂工人的工资一般在2000元以上，很难吸引到年轻人或者外地人，导致工厂内90%都是本地女工。
　　随着无纺布生产技术的向上升级，湖北省境内也有多地希望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到高附加值的无纺布企业。湖北省荆门市的一个高新产业园区就以“新材料”和“新能源”两大领域为布局重点，该产业园建设管理办公室的鲁雷向《第一财经》杂志介绍，“新材料”概念并非稀土、高分子等先进技术，所指的实际就是高端无纺布产品。
　　“彭场的优势是靠近长江、靠近武汉。而我们这里是两条省际高速的交汇点，附近也有十几万吨石油制品产能的荆门石化，也有原材料优势。”鲁雷的判断是：疫情后的产业升级，可能会带来一些市场机会。近期已有一些无纺布企业向他打电话咨询，之后是否能落户到产业园内，享受土地、税收的优惠政策。
　　全国范围内，广东佛山的南海区曾获颁“中国医卫用非织造产品示范基地”;江苏常熟下辖的支塘镇则是“中国非织造布及设备名镇”;口罩品牌“飘安”总部所在的河南长垣，也被称为“中国卫材之乡”。

中国医疗防护物资产能分布

　　但陈红彦认为，全国目前的医用无纺布产业布局仍过多集中在沿海地区，有些内陆省市在医疗器械的生产方面基本是一片空白，导致遭遇疫情时无法快速实现自给自足，只能跨省求援。而湖北省虽然有仙桃彭场的无纺布基础，但因“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过去几年在医疗市场上更重视的还是发展医药流通业务，也就是为药厂和零售做供应配送、代理销售。
　　“不管是无纺布，还是医药流通，一整个地方不布局或是过度布局，都是产业规划的问题。”陈红彦对《第一财经》杂志表示。

政策环节：“内外两张证”对应急产能的限制

　　2月15日下午，当彭场镇上多家无纺布企业加班加点赶制防护服时，仙桃市松青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老板彭松柏却只能闷在家里。他告诉《第一财经》杂志，自己这次错失了“一个月赚到全年收入”的机会。
　　彭松柏的工厂有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全流程加工能力，也有生產手术衣、隔离服的现成产线，此前以接美国外贸订单为主。但由于缺少国家规定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他的工厂目前被当地市场监督局要求停工。
　　2月8日，《第一财经》杂志曾报道仙桃市仅允许10家指定医用防护服生产企业复工复产的消息。大批从事外贸订单生产的无纺布企业，都因为像彭松柏一样缺少内销必须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成为停产整顿的对象。
　　在初期整顿时，当地市场监督局要求其他工厂至少停产至2月13日24时;而2月14日仙桃市防控指挥部发出的“7号令”再次明确，所有防护物资生产企业必须符合规定的生产资质条件，且不再说明其他企业可复工、复产的时间。
　　为欧美、日本的品牌代工生产医疗防护服，无需申请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执行的质量检测标准也非国标，而是美国的ASTM，欧洲的EN等。“从医用防护服的国家标准来看，不存在比欧美、日本标准低的问题。因为在过滤效率、液体阻抗等关键指标上，国内基本就是套用了国际标准。”靳向煜说。
　　此次因疫情爆发需求量过大，国家工信部也于1月底明确，符合美国、欧盟和日本标准的部分品牌医用防护服可用于一线，但未经过出口工序的外贸代工产品不在这次特事特办的覆盖范围内。
　　为更快提升行业产能，多地政府也曾提出对生产条件到位的外贸型防护用品生产企业可走应急审批流程，办出临时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深圳一家名为金飞鹰的专业医疗资质代办机构的电话，就因此被“打爆了”。
　　深圳金飞鹰公司的总经理车号爽在接受《第一财经》杂志采访时表示，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对于中等规模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来说算不上难办，只要生产条件、员工规模等指标符合标准，按要求准备各类材料即可。不过，办出许可证所耗的时间因地而异，最长可达到一年之久。这恐怕是许多外贸型企业此前不办国内许可证的关键原因—麻烦。
　　彭松柏表示，在听说可办临时生产许可证时，他与当地多家外贸型工厂都曾积极组织材料，尝试申请。但虽说是“应急审批”，仙桃当地的手续依然繁琐，“今天要这个，明天要那个。交了材料之后要么是很长时间没有反馈，要么说是两三天后批，等到审批时之前交的又不作数了。”
　　2019年，由于美国可能对无纺布产品加征关税，松青的生意受到不小的影响，原本准备启动的新工厂、新产线计划都被搁置。临近年底，生意终于有所回暖，工厂购入了大批原料，只等年后开工。但彭松柏的预测是，受到政策影响，自家工厂的全面复工很可能要到3月中旬，将极大影响3月的订单交付。
　　2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宣布为鼓励重点医疗物资生产企业进一步释放产能，将由政府兜底采购收储超出市场需求的部分，加强地方应急物资储备。第一批“兜底收储”的列表中，国标医用防护服及医用防护口罩排在前两位。
　　陈红彦不太赞同这样大规模的“实物收储”形式，因为少量库存、大量消耗后，动态采购才是行业的常态。她觉得，就像企业要讲究“存货周转率”一样，医疗机构也应该提升采购人员的管理水平。“从另一方面说，收储的口罩、防护服可以慢慢消耗掉，但生产这些产品的机器设备，国家会收么？疫情之前，国内医疗器械行业的产能是略有过剩，那么疫情之后，就会变成明显过剩，同质化的小工厂命运会更加波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