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九年，在导师里策尔的帮助下，未满二十五岁的尼采获得了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编外教授的职位，并于次年被任命为正式教授。对一个青年学者而言，这无疑是极为顺利的学术历程。特别是尼采还未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与教授资格论文，莱比锡大学最终是在未经考试的情况下，根据他已发表的论文授予其博士学位。但尼采本人对于这份教职其实有着复杂的感触。在此之前，他正考慮放弃古典语文学，去学习自然科学，眼下的这份聘书一下子打乱了他的计划，他给好友埃尔温·罗德写信说：“至于我们的巴黎之行，别去想它了！我肯定要去巴塞尔大学教书了，我这个人呐，还想研究化学呢！”任职巴塞尔，尼采感到有必要出版一部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来证明自己在古典语文学领域的实力。然而尼采对于“语文学家”的角色早就抱有某种疑虑，甚至认为这一职业可能让自己沦为“庸人”，他在其中不得不自我“牺牲”。那么在体制职业与个人志业之问，尼采如何安顿自身呢？
　　《荷马与古典语文学》是尼采的巴塞尔大学就职讲演，可视作他协调这一矛盾的最初尝试。这篇演讲的核心主题是在语文学中如何统一学术与艺术，或者说如何统一史学视角与美学视角。他指出这两者并不像很多人主张的那样相互排斥，倘若将语文学的细节研究置于一种整体性的哲学世界观下，两者就可以达到一种综合并互相支撑。他还引用了塞涅卡之语：“曾经是语文学的，现在变成了哲学。”然而语文学真的可以顺利地变成哲学吗？一年之前，他就在给罗德的信中说自己想“告诉语文学家们大量严酷的真理”，因为那些人“缺少创造性的火花”。众所周知，部分“严酷的真理”在《悲剧的诞生》中得到表述，但就整体性与根本性而言，尼采同时的《历史的用途与滥用》才是关于这一问题的核心文本。归根结底，尼采批判的不仅是现代的语文学，更是现代的历史学，而后者是前者存在的基础。
　　《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区分了三种历史类型：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尼采对于怀古的历史最为不满，这种历史把精力耗费于细节讨论，导致一种对过去的不健康沉迷而阻碍了当下的行动，这正对应着当时德国主流史学，当然更有古典语文学。相较而言，纪念的与批判的历史学获得了尼采更多的肯定。他主张为了“生命的健康”，为了在当代保持一种文化的生机，人们必须一方面升华历史以为我所用，一方面遗忘历史以去其束缚，亦即将纪念的与批判的历史学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能服务于现在与未来的生机勃勃的历史。在文章结尾处，尼采指出希腊人曾面临“过量的历史”之威胁，但他们按照自己的需要，把“一大堆外来形式与观念的混杂”重新进行了整理，增加并丰富了自身历史传统，“成了将来所有文化民族的祖先与模范”。青年学者尼采以希腊人为榜样，在古典研究中孜孜发掘着富于现实意义的因子。一八七一年写作的《悲剧的诞生》发掘出日神力量与酒神力量，并进而宣告其并非专属于希腊人，而是属于全人类。其书一八七二年甫一出版就在古典语文学界引发了一片讨伐，但尼采并未迟疑，又于同年写作了论文《荷马的竞赛》。这篇短文有着自身独特的意义，它一方面在古典研究中引入了竞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关注了人性这一主题——六年之后，尼采出版的一部书就名为《人性的，太人性的》。
　　尼采在论文开篇即反对人们关于人性过于文明化的立场，指出“人的”属性与“自然的”属性事实上交织在一起，且前者就是从后者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希腊人身上有一种“老虎般的毁灭欲”，会让软弱的现代人不寒而栗。这种可怕的毁灭欲（自然特性）是如何转化为明亮温暖的荷马世界（人性）的呢？尼采接着提出一个重要设想：希腊世界中充满了“不和与忌妒”，“刺激人们采取行动，但并不是采取行动展开毁灭性的战斗，而是采取行动去竞赛”。希腊文化的诸方面都按照竞赛的模式组织起来，艺术、政治、体育等领域通过公开、公平的竞赛而确认个体的卓越，而个人在这种制度化的竞赛中满足了好胜之心。于是希腊世界就从内部生发出一套确立卓越的公平标准，个人的潜能在其中得到了充分实现，城邦的公共利益也由此得到保证。反之，一旦希腊人放弃竞赛，就呈现出前荷马的邪恶与残暴，仇恨与毁灭欲开始主宰他们，让他们在傲慢与卑劣中走向毁灭。在文章结尾，尼采判定，一旦希腊人抛弃了竞赛，就背叛了希腊精神，“于是，亚历山大，这希腊历史粗鄙化的摹本与简缩词，而今就构造出了普世的希腊人以及所谓的‘希腊化时代’”。
　　这篇文章虽不乏古典文献的征引，但显然不能被视作一篇古典语文学的标准论文，其中浸染着强烈的现实忧虑。“希腊化时代”——在《悲剧的诞生》中被称为“亚历山大里亚文化”——正是尼采对于当代的代称。其中对于希腊人自然特性之毁灭欲的描写令人联想到酒神力量，而对于竞赛的论述则正如酒神力量的日神化。在主题与结构上，这篇论文与《悲剧的诞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从语文学角度看，诸多文献以“竞赛”这一主题贯通起来，其崭新意义得到了发现，并最终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典范。这种语文学，或者干脆说，这种历史编纂法，不正是《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倡导的那种纪念性与批判性的结合吗？《历史的用途与滥用》是《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部分，写于一八七三年，正是同时期的作品，其开篇引用了歌德的话：“我痛恨一切只是教训我却不能丰富或直接加快我行动的事物。”毋庸置疑，在《荷马的竞赛》中，古典文献之搜集与分析的最终目的都在于唤起当代人的行动，学习希腊人之伟大：“每一个伟大的希腊人都在传递着竞赛的火炬，而每一种伟大德性都会将一种新的伟大点燃。”
　　《荷马的竞赛》最终的意义指向并不在古典语文学，但古典语文学后来的发展充分吸纳了他的见解。这一发展过程被认为首先体现在尼采的长辈同事、著名历史学家布克哈特身上。布克哈特年长尼采二十六岁，早已是巴塞尔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于一八七二年（尼采写作《荷马的竞赛》同一年）首次讲演希腊文化史，此后又多次讲演，这些讲演在他逝世后被整理发表，题为《希腊文化史》。在这部巨著中，有一章名为“赛会时代”，正是这一章与尼采的论文关联起来。虽然学者已经付出大量努力，但因为文献有阙，迄今仍难以确定尼采与布克哈特观点问的具体联系，甚至尼采是否先于布克哈特强调竞赛也存在着争议。但无论如何，两位大师同时指出竞赛在希腊文化中的重要性，已足够引人注目。布克哈特甚至以“赛会”（agon，即竞赛或赛会的古希腊文αγων的拉丁字母转写，而尼采使用的是德文Wettkampf）来标示一个时代。相较于尼采，布克哈特的文本看上去无疑更符合历史学专业的要求：如数家珍的文献引证、客观平静的论证语气以及结论处略带保留的态度。然而这种外在形式的特征并不足以说明布克哈特的真正旨趣，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布克哈特有强烈的反现代性倾向，而他笔下的希腊赛会时代蕴含着一种现实的关切。布克哈特认为在赛会时代，希腊所有高级生活都带有竞赛的特征，个体的卓越在此中得以展现。相应地，希腊中产阶级努力在竞赛中培养自己的“优秀品质”，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艺术与体育。等到希腊个人主义兴起后，竞赛不再是必须，于是傲慢的希腊人开始以尖刻的讽刺谩骂来凌驾于他人之上，赛会时代就消逝了。读者不难发现这些观点与尼采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布克哈特没有描述什么原始毁灭欲，也未把赛会时代的终结与希腊化时代的出现接续起来，在他眼里，赛会时代止于公元前六世纪末，即希腊古典时代之前。也许，布克哈特基于历史学专业的立场，始终不会采取尼采那种过于粗线条的历史论断，也不会写出那种极具情绪化的宣言。然而他的专业立场绝非无懈可击，“优秀品质”“高贵胜利”“理想赛会”“不良赛会”等评价性词语经常出现在客观冷静的论述中，专业历史学家完全有理由要求布克哈特说明其评价的依据所在，而布克哈特似乎认为对此毋庸赘言，这其中实则已浸染了他的文化理想。 　　在尼采与布克哈特的眼中，希腊的竞赛是一种堪为人类楷模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是超越功利的、公平公正的、具有尊严的，更重要的是，富于创造力的。所以他们都将艺术视为这一文化最重要的体现，甚至可以说，这一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尼采的酒神力量自不待言，布克哈特亦明确说：“整个希腊艺术都与赛会胜利者被象征性地授予桂冠交织在了一起。”于是，一种关于希腊文化的经典史观被确立起来，在其中，竞赛活动与艺术创造两者被视为相互关联，共同成为希腊文化的突出代表，这种史观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历史学的专业研究。遥想当年，《悲剧的诞生》出版后，尼采的校友、后来的古典语文学大师维拉莫维茨写了一本名为《未来语文学》的册子猛烈抨击尼采。而一百年后的一九七二年，维拉莫维茨的学术传人、著名古典学家劳埃德琼斯在一篇《尼采和古代世界研究中》的讲演中充分肯定了尼采对古典学的贡献：“尼采本人在专业上的成就，与他对于理解希腊生活和思想的普遍贡献相比，的确微不足道。”古典语文学的细节考据不再被视作核心，整体性理解才是关键所在，这不正应和了尼采本人的历史哲学吗？不知尼采若知这位古典学同行百年之后的评价，是否会莞尔一笑？
　　那么，这一西方学术史事件對于我们，尤其是身为现代中国人的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否可以像尼采那样冒学术界之大不违，自主地升华一部分历史，再遗忘一部分历史，以更新自己的传统呢？自古以来，征实就一直是中国史学的第一要求，而进入现代以后，韦伯以学术为志业的宣告又如同律令一样笼罩在知识分子头顶，无论为了什么目的，自主地“去取”以及“扭曲”历史文献似乎都是己所不欲，也是世所不容的。然而，文献真的就那样自然而然地被人们客观地检视与利用吗？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有句名言：“文献史应当成为问题史。”在检视与利用文献之前，问题需要被首先提出来，但问题本身绝非客观明晰地向人们显示出来，而需要具有创造力的建构。尼采那种决绝的激烈态度可能终究难以效法，可他这一态度背后的现实忧患是令人深思体味的。尼采提醒道，人们不能将自己与古人天然等同起来，幼稚地以为自己可以轻松理解古人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只不过是自我的拙劣投影。相反，如果人能够冷静观察现时代诸种问题，批判地反思自身的历史语境，再以之回视古人的整体生活，就可能发现全新的历史景象，而这不仅有利于专业学术研究，更有利于身处的这个时代。传统问题一直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核心问题，在当今依然是关注焦点。传统有着社会学家所说的卡里斯玛属性，它本身并不会清晰宣告自己是何物，只有当人们以全副精力来考察与叩问，它才可能做出某种具体的回应。倘若人们缺乏这种努力，那么很可能如尼采所说的“希腊化时代”一般，大家似乎都沐浴在“希腊”的荣光中，都安然地分享着这一伟大的传统，然而在这样一个仍以“希腊”冠名的时代中，早已经没有了赛会，没有了艺术，也没有了生命。
　　（《荷马的竞赛》，尼采著，韩王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0一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