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些人聊天时，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社会就是这个样子，适应便好了，老是义愤填膺，太不成熟，而且还会语重心长地发出告诫：批评有什么用？你能改变吗？赚到钱才是王道。
　　这是作为批评之人经常遇到的质疑，也是功利之人的语言逻辑。也就是说，有的人不反对批评，但是如果批评了，问题还没有解决，钱也没赚到，就会怀疑批评的价值。如同你让一个人吃了特别苦的药，还对他的身体康复没有任何作用，人家肯定气不打一处来。所以，你不仅要准确指出“病情”，而且开的药方要符合病症。所谓良药苦口，前提就是要对症下药。不对症，再是良药也无济于事。同理，批评是可以的，但要有的放矢，要对解决问题起到一点启迪作用。
　　邵建就曾质疑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他说：“一个世纪以来，国民性问题已经成为鲁迅神话之一，或者说它是鲁迅神话中最重要的内容。对它，我们给予了过多的认同和称赞，而称赞又无不集中到鲁迅的深刻上。只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鲁迅的批判不可谓不力，然后，国民性问题终究解决了吗？抑或有所好转吗？……以一种经验主义的眼光，鲁迅的批判既然那样无与伦比，而他的努力乃至后人一个世纪的努力却劳而无功;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批判本身就有问题？奇怪的是，我们不仅没有过这样的质疑，反而把劳而无功当成了鲁迅‘深刻’的证据：瞧，鲁迅所揭露的问题并没有过时，今天我们依然需要鲁迅。”
　　从上述言语中我们不难理解邵建的意思，那就是既然国民性问题没有解决甚至没有好转，那么说明鲁迅的批判是有问题的，至少开出的药方是不对的。邵建进一步说，鲁迅治病只用单一的方子，何况这又是一个偏方。鲁迅所揭示的毛病，是一种道德症候和精神痼疾，他要改变这样的道德精神状况，却又是从精神自身入手。
　　仔细分析，这里涉及批评中破与立的问题。比如有的人说，你就知道批判，只知道把一座座墙推倒，而不把新墙建起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只破不立，批评缺乏“建设性”。所以，一旦一个批评者只破不立，或者虽然立了，但并没有显著效果，那么这个批评就会饱受指责，乃至被说成是纸上谈兵。而鲁迅的批判是既破又立。所以，我们每每读到他的文字，觉得入木三分，给人以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感觉，更能让人在混沌中豁然开朗。邵建的指责主要侧重于鲁迅开的药方，而不是鲁迅揭示的现象。邵建之所以对鲁迅的药方不以为然，是因为他认为鲁迅的改革国民性是从根本上改革国民的人性，而人性不可革，它是自然赋予的，革之则性不存。所以他更同意胡适主张的制度建设。
　　先不说邵建对鲁迅药方的质疑是否正确，他指责鲁迅的逻辑其实和不少人不欢迎批评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你批评的东西如果没有因为批评而得到解决，那么这种批评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对于批评，大家往往有这样的心理：批评是个得罪人的事，既然批评了就要有效果，否则得不偿失，还不如安分守己、明哲保身、闷头发财。这种心理不自觉地助长了急功近利的焦躁心态，所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进而对批评产生过高的期待，对批评者产生一种过度要求。
　　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是复杂的，仅靠批评就想解决问题无疑是不现实的，但不能因此否定批评的价值。就说鲁迅对国民性的批评，即使他主张的从精神自身入手是条死路，无益于解决问题，但他的批评依然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人性，也可以启发更多人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也就是说，批评更多时候在于揭露问题、表达意见、啟迪智慧。至于解决问题，还需要集思广益及更多人的参与。连鲁迅先生自己都说：“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用的东西。”
　　编辑：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