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年初延续至今的新冠疫情对世界造成了巨大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年10月中旬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为-4.4%，是战后最低增速。疫情的冲击还表现在失业率上。4月，美国失业率蹿升至14.7%，9月降为6.9%，而疫情暴发前为3.5%。不同产业和群体受到的冲击存在较大差异，低收入者、年轻人和妇女受到冲击最大，贫困人口处境进一步恶化。目前亚太地区已开始复苏，但各国复苏速度存在差异，预计2020年亚太地区经济活动将收缩-2.2%，比6月发布的《展望报告》的预测下调了0.6个百分点，原因是本地区主要新兴市场经济急剧收缩超出了预期，印度今年收缩10%以上、估计有2亿人再次陷入贫困。这也是各主要国际组织一再呼吁避免过早撤回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的主要理由之一。

是否仍有积极因素

　　尽管负增长达到如此之低，我们仍能看到一些积极因素。IMF在10月作出的对今年全球增长的预测，比6月的预测上调了0.8个百分点。尽管疫情可能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反弹，但其对经济复苏和市场信心的影响终将明显减弱。随着人们防范意识、应对经验及防治能力的逐步提升，疫情受到严控或转为常态化应该是大概率事件。2021年世界经济将会中幅反弹，IMF预计2021年世界经济增速为5.2%，亚太地区为 6.9%，相比2020年6月的预测上调了0.3个百分点。各国经济前景存在较大差异，这取决于新冠感染率和防控措施、政策应对的规模和有效性，以及各国对人员接触密切的活动和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
　　面对突发疫情，各国采取了各种对策。2020年各国推出的财政纾困资金累计多达21万亿美元，使得全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2019年的83.3%升至2020年的96.4%，其中美国2020财年财政赤字为3.3万亿美元，占GDP的16%。应对政策工具箱中另一个工具是继续施行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已将长期通胀目标调整为2%，宣布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主席表示将容忍较高通胀以弥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持续低于2%的央行目标，至少以目前速度增持国债每月800亿美元、机构抵押支持债券800亿美元，并购买包括垃圾债券在内的各级别债券。这使得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2020年1月的4.2万亿美元迅速升至6月底的7.1万亿美元。
　　各国采取的上述政策在产生积极效果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长期增长增添了不确定性。从全球来看，尽管实体经济复苏和宽松货币政策将对资产价格形成一定支持，但至少在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眼中，风险资产价格同经济前景和信贷质量恶化相脱节的现象依然存在。这意味着主要经济体的资本市场在未来一年多出现巨幅波动是大概率事件。主要经济体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势必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并由此激起负向反馈。与之相伴的是美元币值走势。从3月中旬到10月，美元指数已下跌了7%左右。导致美元贬值的趋势性因素主要是美国财政赤字大幅上升和超级宽松货币政策。考虑到影响关键货币之间比率的因素甚多，也不排除美元指数因供求异动而出现上升的可能。

对全球供应链的巨大冲击

　　新冠疫情对世界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在于对全球供应链的巨大冲击。据估计，全球企业可能在未来五年内将其全球产品的1/4转移到新的国家，其中超过一半的制药和服装生产会转移到新的国家，受影响的商品总价在2.9万亿～4.6万亿美元之间，约为2018年商品出口的16%～26%。具体到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2020年7月公布的一份模拟结果显示，到2023美中贸易将比2019年下降15%。2020年8月的一份報告指出，在大约180种关键贸易品中，70%的出口集中于一个国家。许多国家为提高自给率或本土化率而采取的政策使得供应链断裂风险上升。有些国家陆续或计划出台鼓励脱钩或制造业回流政策的目的，在于用一套于己有利的新国际规则将竞争对手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就企业而言，彻底重新评估价值链、缩短供应链、投资更有弹性的供应链等倾向主要来自于以下事实：贸易紧张、气候灾害、网络攻击带来供应链断裂的可能性上升;劳动力套利因技术进步而空间狭小;消费者对快速配送需求上升;生产数字化和人员流动下降，等等。

　　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与区域合作既是中长期问题，也是短期问题。在共同面临新冠疫情的情况下，世界各国理应加强合作，而合作的基本途径则在于依靠现有的诸如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多边体系处理全球问题，或不断升级完善已有的国际规则。然而在疫情期间，我们却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杂音，遇到了形形色色的障碍，阻挠或干扰了国家间合作。有些国家的政府鼓励脱钩便是一例。自由贸易或更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作为增进人类福祉的基本途径之一在今天的世界受到了怀疑，尽管绝大多数人都明白真正出问题的是各国内部分配制度与政策。多边合作好事难成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国际制度或全球治理规则带有强烈的非中性特点，个别主导国家力求通过创立、维护或改变国际规则来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当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进程严重受阻时，则不能排除美国新政府联合盟国共同规锁中国的可能，措施包括限制我在世贸组织中的合法权益，甚至将我排除在世贸组织改革进程之外。目前已经有智库人士提议用经合组织（OECD）取代世贸组织（WTO），使其成为所谓“志同道合”者建立平行体系的抓手，即便损人不利己甚至双输也在所不惜。对这种与市场规律和人类发展的趋势相悖的有害思维必须予以破除。

充分发挥区域合作潜力

　　对今天的世界而言，更高水平的贸易与投资是帮助人类走出衰退的基本的和迫切需要的手段。在推动全球多边体系实现转型升级的同时，我们特别需要充分发挥区域合作潜力。在亚太地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已经完成并正式签署，其全面签署将对亚太地区走出危机阴影、实现常规增长，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对《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持开放态度，许多中国学者对中国启动加入CPTPP谈判持有积极态度。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主张加速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亚洲尤其是东亚合作不仅对本地区的发展，而且对全球复苏与繁荣，均具有非凡意义。
　　中日两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承担着抗击疫情和使世界重回正常发展轨道的重大责任。在全球层面，中日两国合作空间宽广，可以就WTO改革、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公共卫生政策等议题进行协商讨论;在地区层面，两国可以而且也应该就加速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探讨开启中国加入CPTPP谈判路径及时间表等做出贡献。在双边层面，中日应共同努力盘活存量，充分利用已有的各种经贸合作和货币金融合作架构，同时扩大增量，升级现有渠道与开拓新渠道并举。中美关系的深刻变化把中日关系推到了一个新的关口。以长远眼光看，中美博弈的零和性终究要回归于合作博弈，美国终究也会在国际体系中为中国腾出空间。中日两国经贸关系十分紧密，而且又都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因此理性地处理好中日美三边关系，在后疫情时代显得格外重要。保持中日关系特别是中日经贸关系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不仅对中日双边，而且对中日美三边关系的稳定都具有独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