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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在日本社会也产生了强烈反响。6月15日，东京涉谷地区爆发了超过3500人参加的反种族歧视游行，大阪、冲绳和新潟等地也先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尽管疫情限制了游行规模，但在日非洲人和日本民众都非常积极地投入这场平权运动。
日本究竟有多少非洲人？其生存状况如何？这些平日为人们忽视的问题由此引起了关注。
中国人对在日黑人的最初印象，来自40年前引进的一部日本电影《人证》。美国黑人青年乔尼系驻日美国黑人士兵与日本女性之子，来日寻母。已经功成名就的母亲面对突然出现的黑人儿子，心情极为纠结，最终杀死了乔尼……电影主题歌《草帽歌》风靡一时，令人唏嘘不已：“妈妈，你可曾记得，你送给我那顶旧草帽，很久以前我把它弄丢了。它飘向雾蒙蒙的山谷，我无法拿到，就像你的心儿……”
驻日美军黑人士兵，也是很多日本人对黑人最初的认识和印象。
根据史料记载，非洲黑人最早于日本战国时代（1467～1603年）来到日本。当时来到日本传教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传教士的随从有不少是非洲黑人。1581年，大名织田信长接见耶稣会远东巡安使、意大利传教士范礼安，见范礼安身旁有一个人高马大的黑奴，以为是故意用油墨把浑身涂黑的。范礼安有意让这位黑奴充当耶稣会与日本当政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将他献给织田信长。后者对其信任有加，为其取名“弥助”（一说“弥介”），并赐予其武士身份。弥助不仅是日本惟一的黑人武士，也是日本最早的海外出身的武士。
战国时代还有其他非洲黑人来到日本。这一时期正值日本战争形态由冷兵器向热兵器转型，传教士带来的西式枪炮在战争中发挥了极大威力。随传教士来到日本的会发射枪炮的非洲黑人引起了大名们的青睐。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7年），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但仍有一些非洲人随荷兰商船来到日本惟一的对外窗口——长崎的出岛。史料中多处记载在出岛充当佣工的黑人，他们被称为“黑坊”（黑人或黑衣人）。“黑坊”不仅指黑人，也泛指肤色黝黑的东南亚和南亚人。
近代日本开国之后开始与海外进行全方位交流，来日外籍人士日益增多。但由于非洲几乎全部沦为西方殖民地，这阻碍了日非之间的交流。1892年，在日外国人有9803人，其中中国人5574人，英国人1728人，美国人958人，德国人480人，法国人404人，其余国家都不足百人，未见非洲人滞留日本的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非洲仅有埃塞俄比亚等个别独立国家与日本有来往。1930年日本与埃塞俄比亚缔结修好通商条约，日本公使出席了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的加冕典礼。为表示谢意，翌年埃塞俄比亚向日本派出了答谢使节团。使节团参观了日本的工厂、军港等，了解日本的制丝、造纸、机械、飞机制造、造船业等。使节团特使、外交部长赫伊归国后出版了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大日本》，呼吁以日本为榜样开启埃塞俄比亚的近代化。埃塞俄比亚以明治宪法为范本制订了1931年宪法。使节团中有一位海尔·塞拉西一世的堂兄弟，为日本女性的温婉贤淑所倾倒，居然在日本媒体上刊发征婚广告，有350名日本女性报名，千叶县原久留里藩主黑田广志的次女黑田雅子被列为第一候选者。但这场浪漫之旅无果而终，据说是正对埃进行殖民侵略的意大利担心日埃联姻影响意大利在埃利益，迫使埃皇室放弃这段婚约。
日本战败后处于盟军占领下，1950年入境外国人仅为18046人，其中非洲人为35人（南非人22人，埃及人13人）。《旧金山和约》生效后的1952年，日本国际地位恢复正常。该年入境外国人为32262人，其中非洲人为119人（南非人113人，埃及人6人。可以推测大都不是黑人）。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国家纷纷独立，赴日非洲人逐年增多。1964年奥运会在东京举行，有22个非洲国家派代表团参加。当年入境外国人273551人，其中非洲人为2056人。1989年（即平成元年）入境外国人近300万人，其中非洲人为5000人。由于各种原因，与其他地区相比，前往或滞留日本的非洲人数量一直相对偏少。2004年，入境日本的外国人为675万多人，其中亚洲人为460万多人（比上年增加21.4%），北美人为95万多人（增加15.6%），大洋洲人为2.36万多人（增加12.2%），欧洲人为82万多人（增加8%），南美人为近11万（增加0.5%）;而非洲人为2.4129万人（增加1.9%），增长率仅高于南美洲人，人数仅高于大洋洲人。2019年定居日本的外国人近283万人，其中非洲人为1.72万多人，约占0.6%。
2019年最后一天，包括黑人在內的外国友人与日本民众在东京涩谷商业区共同迎接新年。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出现了泡沫经济，急需外来劳动力，原本在中东地区充当劳工的尼日利亚人和加纳人等纷纷到日本寻找机会并定居下来。1985年定居日本的尼日利亚人为44人，加纳人为66人;1991分别上升为1315人和846人;2002年又分别上升为1985人和1758人。当时到日非洲人几乎全为男性，即便到2019年，定居日本的非洲女性也仅为男性的45%。
由于日本对外国人入境、居留和移民控制较严，也由于难以融入日本社会，在日外国人相对并不很多，在日非洲人人数也一直较为有限。据日本出入境管理局的统计，2019年在日非洲人为17223人，其中拥有永久居留权的有5052人，约占在日非洲人的29.3%。超过半数的在日非洲人生活和工作在以东京为核心的首都圈（包括千叶、埼玉、神奈川）;其次是爱知县（1000多人）和大阪（900多人）。尼日利亚人最多（3121人），其后依次是加纳人（2369人）、埃及人（2080人）、南非人（988人）、喀麦隆人（773人）、塞内加尔人（742人）等。 据调查，在日非洲人主要从事二手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餐饮业和民族服饰业等商业活动，顾客以非洲人和在日非洲人为主。由于日本二手车售价低廉，经营者往往低价购入，然后高价销往非洲，获利不菲。多姿多彩、颇具特色的非洲服饰也深受日本年轻人的追捧。一些人开设了多家店铺，为本国人士或亲朋好友提供就业机会。被雇佣的非洲人工作时间较长，但收入还不错，每月约为15万日元。据官方调查，2000年在日非洲人15岁以上的劳动力人口中，被雇佣者的比例为77.4%，完全失业者为8.8%。
根据2015年对东京地区非洲人的调查，被调查者的66%与日本女性结婚，也就是说通过与日本女性结婚而获得定居资格。尼日利亚人与日本人成婚比例最高，2005年在日2389名尼日利亚人中，有779人的配偶为日本人。2019年拥有永久居留权的5052人中，1986人的配偶为日本人。
在日非洲人中有203人成为大学教授，约占在日非洲人的1.18%，高于外籍教授的平均比率（0.26%）。2018年，出生于马里的乌斯比·佐科（Oussouby Sacko）成为京都精华大学校长，也是日本首位非洲裔大学校长。佐科毕业于中国东南大学建筑学专业，后赴日在京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2年加入日本籍，妻子是日本人，并育有二子。
还有的非洲人成为体育界和演艺界明星，成为青少年的偶像，如NBA球员八村垒，1998年出生于富山县，父为贝宁人，母为日本人;著名棒球手衣笠祥雄，出生于1947年，父为驻日非洲裔美军军人，母为日本人;著名棒球手宗佑磨，1996年出生于东京，父为几内亚人，母为日本人。也常有黑人担任电视节目主持人。
在日非洲黑人也有遭遇歧视现象，因有些非洲黑人凭旅游签证来日本，逾期不归而非法就业，为此警察常对就业黑人进行查证，引起黑人不满。也有一些日本人常将黑人视为非洲裔美国人，令他们感觉不快。但总的来讲，非洲人与日本人及其他族裔相处还是相对融洽的，没有发生过大的族裔冲突。许多在日黑人表示，与日本人相处和睦、安心，不用担心因肤色而遭遇攻击。2011年，日本共有25034人被判刑，其中外籍人671人，约占2.7%。27人为非洲人，占外籍被判刑者的4%（非洲人约占外国人总数的0.57%），46人为欧洲人，占6.9%（约占外国人总数的2.82%），30人为北美人，占4.5%（约占外国人总数的3%），116人为南美人，占17.3%（约占外国人总数的13.34%），1人为大洋洲人，占0.1%（约占外国人总数的0.62%），1人为无国籍人，占0.1%（约占外国人总数的0.05%），450人为亚洲人，占67.1%（约占外国人总数的79.6%）。从各族裔犯罪率来看，差别不是很大。2018年，日本有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叫《亲日国的世界地图》的书籍。作者按国民中亲日、反日的比例将世界各国划分为绝对亲日国、相当亲日国、亲日国、友好国、中立的友好国、反日国。除因缺乏统计资料的少数非洲国家外，作者把尼日利亚、加纳、埃及、塞内加尔、刚果、肯尼亚、坦桑尼亚、南非、津巴布韦等列为亲日国，非洲没有反日国。
《朝日新闻》网站报道名古屋市在日黑人与日本民众共同参加反种族歧视游行。
日本在非洲享有良好声誉。几十年来日非之间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关系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与在日非洲人与日本人及其他族裔相处和睦不无关系。究其原因，应有如下几种：
第一，日本的种族歧视或种族差别现象相对较轻。19世纪后期以来世界各地曾出现此起彼伏的排日浪潮，1919年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种族平等议案”被西方国家否决，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含有严重歧视日本人条款的移民法，特别是二战期间在美日本移民遭到驱逐或关押，这些历史经历使得日本人对黑人遭遇的种族歧视感同身受。2015年，有一位日本著名作家在《产经新闻》撰文主张在接受移民时应使其按种族分开居住，“保持适度的距离”，“白人、亚洲人和黑人分开居住为好”，被认为具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思想，引起轩然大波。南非驻日大使向作者和报社发出抗议，日本非洲学会历任会长和学会成员80多人发出请愿书要求撤销文章和道歉，网民也纷纷斥责作者的不当言论。有学者撰著告诫民众，不要有高于黑人的优越感，不要被“日本人很厉害”这种不切实际的虚幻感所迷惑。
第二，在日非洲人按国别纷纷建立在日协会，有些还按不同地区或民族成立在日協会，与母国和故乡保持密切联系。日本也有许多研究非洲的非政府组织，与非洲人各种在日协会合作，举办各种文化活动，促进在日非洲人与日本国民的沟通交流，帮助在日非洲人解决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2018年，日本有74所中小学与非洲33个国家的中小学开展交流。一些日本人常常帮助以难民身份来到日本的非洲人，为其寻找工作、设法延长居留时间。对于由于文化和语言沟通而发生的族裔矛盾和摩擦，警察在处理上相对比较宽松。
第三，战后日本长期实施对非经济援助，许多是无偿援助。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实施战略具有明显强化非洲的倾向。2016年，安倍首相在肯尼亚表示，未来三年内日本将为非洲培养约1000万人才。2017年日本ODA支出总额为184亿多美元，其中非洲、中东地区占比为22.8%，仅次于亚洲。日本对非援助主要用于农业、教育、职业培训、医疗卫生、清洁饮用水等有关民生方面。日本还多次举办“非洲节”活动，博得了在日非洲人和非洲普通民众的好感。
（附注：本文统计数据中的“非洲人”不仅指黑人，还包括非洲其他种族;所说黑人仅指非洲国家的黑人。）
（作者为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日本究竟有多少非洲人？其生存状况如何？这些平日为人们忽视的问题由此引起了关注。
来到日本的非洲人逐渐增多
中国人对在日黑人的最初印象，来自40年前引进的一部日本电影《人证》。美国黑人青年乔尼系驻日美国黑人士兵与日本女性之子，来日寻母。已经功成名就的母亲面对突然出现的黑人儿子，心情极为纠结，最终杀死了乔尼……电影主题歌《草帽歌》风靡一时，令人唏嘘不已：“妈妈，你可曾记得，你送给我那顶旧草帽，很久以前我把它弄丢了。它飘向雾蒙蒙的山谷，我无法拿到，就像你的心儿……”
驻日美军黑人士兵，也是很多日本人对黑人最初的认识和印象。
根据史料记载，非洲黑人最早于日本战国时代（1467～1603年）来到日本。当时来到日本传教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传教士的随从有不少是非洲黑人。1581年，大名织田信长接见耶稣会远东巡安使、意大利传教士范礼安，见范礼安身旁有一个人高马大的黑奴，以为是故意用油墨把浑身涂黑的。范礼安有意让这位黑奴充当耶稣会与日本当政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将他献给织田信长。后者对其信任有加，为其取名“弥助”（一说“弥介”），并赐予其武士身份。弥助不仅是日本惟一的黑人武士，也是日本最早的海外出身的武士。
战国时代还有其他非洲黑人来到日本。这一时期正值日本战争形态由冷兵器向热兵器转型，传教士带来的西式枪炮在战争中发挥了极大威力。随传教士来到日本的会发射枪炮的非洲黑人引起了大名们的青睐。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7年），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但仍有一些非洲人随荷兰商船来到日本惟一的对外窗口——长崎的出岛。史料中多处记载在出岛充当佣工的黑人，他们被称为“黑坊”（黑人或黑衣人）。“黑坊”不仅指黑人，也泛指肤色黝黑的东南亚和南亚人。
近代日本开国之后开始与海外进行全方位交流，来日外籍人士日益增多。但由于非洲几乎全部沦为西方殖民地，这阻碍了日非之间的交流。1892年，在日外国人有9803人，其中中国人5574人，英国人1728人，美国人958人，德国人480人，法国人404人，其余国家都不足百人，未见非洲人滞留日本的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非洲仅有埃塞俄比亚等个别独立国家与日本有来往。1930年日本与埃塞俄比亚缔结修好通商条约，日本公使出席了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的加冕典礼。为表示谢意，翌年埃塞俄比亚向日本派出了答谢使节团。使节团参观了日本的工厂、军港等，了解日本的制丝、造纸、机械、飞机制造、造船业等。使节团特使、外交部长赫伊归国后出版了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大日本》，呼吁以日本为榜样开启埃塞俄比亚的近代化。埃塞俄比亚以明治宪法为范本制订了1931年宪法。使节团中有一位海尔·塞拉西一世的堂兄弟，为日本女性的温婉贤淑所倾倒，居然在日本媒体上刊发征婚广告，有350名日本女性报名，千叶县原久留里藩主黑田广志的次女黑田雅子被列为第一候选者。但这场浪漫之旅无果而终，据说是正对埃进行殖民侵略的意大利担心日埃联姻影响意大利在埃利益，迫使埃皇室放弃这段婚约。
日本战败后处于盟军占领下，1950年入境外国人仅为18046人，其中非洲人为35人（南非人22人，埃及人13人）。《旧金山和约》生效后的1952年，日本国际地位恢复正常。该年入境外国人为32262人，其中非洲人为119人（南非人113人，埃及人6人。可以推测大都不是黑人）。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国家纷纷独立，赴日非洲人逐年增多。1964年奥运会在东京举行，有22个非洲国家派代表团参加。当年入境外国人273551人，其中非洲人为2056人。1989年（即平成元年）入境外国人近300万人，其中非洲人为5000人。由于各种原因，与其他地区相比，前往或滞留日本的非洲人数量一直相对偏少。2004年，入境日本的外国人为675万多人，其中亚洲人为460万多人（比上年增加21.4%），北美人为95万多人（增加15.6%），大洋洲人为2.36万多人（增加12.2%），欧洲人为82万多人（增加8%），南美人为近11万（增加0.5%）;而非洲人为2.4129万人（增加1.9%），增长率仅高于南美洲人，人数仅高于大洋洲人。2019年定居日本的外国人近283万人，其中非洲人为1.72万多人，约占0.6%。
在日非洲人不乏学者和明星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出现了泡沫经济，急需外来劳动力，原本在中东地区充当劳工的尼日利亚人和加纳人等纷纷到日本寻找机会并定居下来。1985年定居日本的尼日利亚人为44人，加纳人为66人;1991分别上升为1315人和846人;2002年又分别上升为1985人和1758人。当时到日非洲人几乎全为男性，即便到2019年，定居日本的非洲女性也仅为男性的45%。
由于日本对外国人入境、居留和移民控制较严，也由于难以融入日本社会，在日外国人相对并不很多，在日非洲人人数也一直较为有限。据日本出入境管理局的统计，2019年在日非洲人为17223人，其中拥有永久居留权的有5052人，约占在日非洲人的29.3%。超过半数的在日非洲人生活和工作在以东京为核心的首都圈（包括千叶、埼玉、神奈川）;其次是爱知县（1000多人）和大阪（900多人）。尼日利亚人最多（3121人），其后依次是加纳人（2369人）、埃及人（2080人）、南非人（988人）、喀麦隆人（773人）、塞内加尔人（742人）等。 据调查，在日非洲人主要从事二手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餐饮业和民族服饰业等商业活动，顾客以非洲人和在日非洲人为主。由于日本二手车售价低廉，经营者往往低价购入，然后高价销往非洲，获利不菲。多姿多彩、颇具特色的非洲服饰也深受日本年轻人的追捧。一些人开设了多家店铺，为本国人士或亲朋好友提供就业机会。被雇佣的非洲人工作时间较长，但收入还不错，每月约为15万日元。据官方调查，2000年在日非洲人15岁以上的劳动力人口中，被雇佣者的比例为77.4%，完全失业者为8.8%。
根据2015年对东京地区非洲人的调查，被调查者的66%与日本女性结婚，也就是说通过与日本女性结婚而获得定居资格。尼日利亚人与日本人成婚比例最高，2005年在日2389名尼日利亚人中，有779人的配偶为日本人。2019年拥有永久居留权的5052人中，1986人的配偶为日本人。
在日非洲人中有203人成为大学教授，约占在日非洲人的1.18%，高于外籍教授的平均比率（0.26%）。2018年，出生于马里的乌斯比·佐科（Oussouby Sacko）成为京都精华大学校长，也是日本首位非洲裔大学校长。佐科毕业于中国东南大学建筑学专业，后赴日在京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2年加入日本籍，妻子是日本人，并育有二子。
还有的非洲人成为体育界和演艺界明星，成为青少年的偶像，如NBA球员八村垒，1998年出生于富山县，父为贝宁人，母为日本人;著名棒球手衣笠祥雄，出生于1947年，父为驻日非洲裔美军军人，母为日本人;著名棒球手宗佑磨，1996年出生于东京，父为几内亚人，母为日本人。也常有黑人担任电视节目主持人。
与日本人相处和睦融洽
在日非洲黑人也有遭遇歧视现象，因有些非洲黑人凭旅游签证来日本，逾期不归而非法就业，为此警察常对就业黑人进行查证，引起黑人不满。也有一些日本人常将黑人视为非洲裔美国人，令他们感觉不快。但总的来讲，非洲人与日本人及其他族裔相处还是相对融洽的，没有发生过大的族裔冲突。许多在日黑人表示，与日本人相处和睦、安心，不用担心因肤色而遭遇攻击。2011年，日本共有25034人被判刑，其中外籍人671人，约占2.7%。27人为非洲人，占外籍被判刑者的4%（非洲人约占外国人总数的0.57%），46人为欧洲人，占6.9%（约占外国人总数的2.82%），30人为北美人，占4.5%（约占外国人总数的3%），116人为南美人，占17.3%（约占外国人总数的13.34%），1人为大洋洲人，占0.1%（约占外国人总数的0.62%），1人为无国籍人，占0.1%（约占外国人总数的0.05%），450人为亚洲人，占67.1%（约占外国人总数的79.6%）。从各族裔犯罪率来看，差别不是很大。2018年，日本有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叫《亲日国的世界地图》的书籍。作者按国民中亲日、反日的比例将世界各国划分为绝对亲日国、相当亲日国、亲日国、友好国、中立的友好国、反日国。除因缺乏统计资料的少数非洲国家外，作者把尼日利亚、加纳、埃及、塞内加尔、刚果、肯尼亚、坦桑尼亚、南非、津巴布韦等列为亲日国，非洲没有反日国。
日本在非洲享有良好声誉。几十年来日非之间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关系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与在日非洲人与日本人及其他族裔相处和睦不无关系。究其原因，应有如下几种：
第一，日本的种族歧视或种族差别现象相对较轻。19世纪后期以来世界各地曾出现此起彼伏的排日浪潮，1919年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种族平等议案”被西方国家否决，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含有严重歧视日本人条款的移民法，特别是二战期间在美日本移民遭到驱逐或关押，这些历史经历使得日本人对黑人遭遇的种族歧视感同身受。2015年，有一位日本著名作家在《产经新闻》撰文主张在接受移民时应使其按种族分开居住，“保持适度的距离”，“白人、亚洲人和黑人分开居住为好”，被认为具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思想，引起轩然大波。南非驻日大使向作者和报社发出抗议，日本非洲学会历任会长和学会成员80多人发出请愿书要求撤销文章和道歉，网民也纷纷斥责作者的不当言论。有学者撰著告诫民众，不要有高于黑人的优越感，不要被“日本人很厉害”这种不切实际的虚幻感所迷惑。
第二，在日非洲人按国别纷纷建立在日协会，有些还按不同地区或民族成立在日協会，与母国和故乡保持密切联系。日本也有许多研究非洲的非政府组织，与非洲人各种在日协会合作，举办各种文化活动，促进在日非洲人与日本国民的沟通交流，帮助在日非洲人解决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2018年，日本有74所中小学与非洲33个国家的中小学开展交流。一些日本人常常帮助以难民身份来到日本的非洲人，为其寻找工作、设法延长居留时间。对于由于文化和语言沟通而发生的族裔矛盾和摩擦，警察在处理上相对比较宽松。
第三，战后日本长期实施对非经济援助，许多是无偿援助。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实施战略具有明显强化非洲的倾向。2016年，安倍首相在肯尼亚表示，未来三年内日本将为非洲培养约1000万人才。2017年日本ODA支出总额为184亿多美元，其中非洲、中东地区占比为22.8%，仅次于亚洲。日本对非援助主要用于农业、教育、职业培训、医疗卫生、清洁饮用水等有关民生方面。日本还多次举办“非洲节”活动，博得了在日非洲人和非洲普通民众的好感。
（附注：本文统计数据中的“非洲人”不仅指黑人，还包括非洲其他种族;所说黑人仅指非洲国家的黑人。）
（作者为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