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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七国集团（简称G7）财长和央行行长在华盛顿发表声明，同意扩大集团规模，不但吸收更多发达国家参会，还破天荒地吸收新兴经济体代表及欧盟组成G20，以磋商国际金融危机的解决之道。G20曾经一度被认为是扯皮场所，但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精英感到G20应该提档升级，由国家元首亲自参与决策。升级之后的九次首脑峰会效率明显提高，应对金融危机成效显著。
历次G20峰会都会就金融
监管提出重要的改革措施
2008年，首届G20华盛顿首脑峰会达成了金融和经济改革行动计划。
2009年，伦敦峰会达成了五个协议，共组成一项1.1万亿美元的扶持计划，以恢复全球信贷和就业市场及经济增长。峰会还决定创立一家全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作为全球金融监管机构。两个月后，原来的金融稳定论坛被改组为金融稳定理事会（FSB Finacial Stability Board），其宗旨是维护金融稳定，保持金融业开放性和透明度，落实国际金融标准，对监管体系进行改造等。
2011年G20洛斯卡沃斯峰会批准了修改FSB宪章的建议，使FSB成为一个永久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加强治理的，有财政自主权的金融监管政策实施的组织。
此后，G20历次峰会都会就金融监管提出重要的改革措施。
2014年的G20布里斯班峰会被称为金融改革的里程碑，FSB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设立了全球一致的标准，并将影子银行提到监管重点。针对30家G-SIB经营损失的解决方案，提出了“全部损失吸收性资本”的新概念，同时还包括了一份协议，明确一旦有机构获得银行集团的控制权之后，不能在衍生协议项下清算他们的担保品。除此之外还包括引入新的杠杆和流动性指标，新的杠杆比率要求银行保持至少相当于总资产3%的资本金，且不考虑风险权重。这个决议被形容为是一个“分水岭时刻”。
目前，SIB名单中共有30家银行集团，其中美国8家，欧洲16家，日本3家，中国3家。中国银行是在2011年首批被选中的，2013年中国工商银行、2014年中国农业银行也分别进入名单。中国在系统性重要银行里占比这么高，对世界金融的影响不言而喻。但是，深入研究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有关系统性重要银行的规定中，也有些内容是值得商榷的。
在G20布里斯班峰会公报中，肯定了FSB对系统性重要银行专门做的G-SIB损失承受能力的国际标准，及实现标准的路线图。该标准规定，任何一个G-SIB在面临巨大亏损时，其股东和债权人都必须协助承担亏损。这样，各国政府就不必担心外资银行在金融危机时倒闭对本国市场带来的伤害。
在公报最后，遗留事项中强调该标准将在2015年峰会上进行表决，有一年的时间进行公开磋商，并做严格的、量化的影响力评估，特别是对G-SIB总部在新兴经济体市场和国家所有的银行带来的影响。这里所说的“总部在新兴经济体的和属于国家拥有的银行”，不就指的是中国的三家银行吗？
FSB也明确承诺，在2015年将用一年的时间收集各方面反馈的意见，以确保新规则适用每个银行。所以，这一年对金融系统很重要，特别是G-SIB，一定要认真研究，详细评估，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发出声音，维护自身利益，而不能仅仅依靠监管机构做功课。
G20布里斯班峰会通过的另一个优先事项是“影子银行”。早在2010年，G20首尔公报中就已经提出，要“加强针对影子银行的监督和监管”。以后历次会议都有跟进扩展。
FSB一直致力于用资本金、杠杆率和流动性控制来保护金融体系的中心，但是现在不得不更好地理解银行之外的风险动因。每个国家都被要求重检围绕影子银行的监管边界，因为监管要求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所以，2015年，FSB及金融监管机构要研究影子银行本身有无全球系统性，是否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潜在威胁，研究何种规模、何种复杂度的影子银行行为将会对全球金融稳定产生影响。
联系我国金融业正在蓬勃发展的现实，各类影子银行业务创新产品层出不穷。有照搬西方的，也有自主创造的。我们应借助G20金融改革的东风，规范影子银行概念，统一银行规则，指导正常的影子银行业务良性发展。监管部门和学术界应将G20金融改革趋势、正在制定的规则及实施路线图告诉业界，特别是经营管理者和产品研发部门主管。金融各业的产品经理也应主动跟踪G20金融改革动向，做到知己知比，合理利用，规避风险，使我们的产品和经营达到最好水平。
2015年是金融改革的大年，一批重要规则即将诞生，落地之前的博弈我们应该认真对待。
中国的声音必须有合弦和共鸣
G20峰会这个机制，从首次峰会达成金融和经济改革行动计划，到2010年首尔峰会后，每届峰会推出的“行动计划”，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治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2014年的布里斯班峰会上，G20承诺合作振兴疲弱的世界经济，共同应对世界气候变化，以及协力打击腐败、逃税行为。G20公告表示，落实“布里斯班行动计划”通过的改革措施，让成员国经济在2018年之前将世界经济增长另外提高2.1%，这将使世界经济规模增长2万亿美元，创造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
峰会同意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融资（PPP）配对私企资金搞基础建设项目，以便在2030年前填补全球70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G20将在悉尼设立全球性中心，负责将公共领域和私人企业多边开发银行和其它国际机构撮合在一起，共同进行基础设施投资。
G20对世界能源、反恐、埃博拉等热点问题的关注，以及它对解决经济危机的卓越表现，获得普遍好评。虽然在其自身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不尽人意，但由于在“包容性增长”方面的进步，G2O已经被公认为是世界治理的良好机制。
中国在G20的智力和财力的贡献有口皆碑，影响力的提升有目共睹。在亚洲几国争夺主办2016年G20的暗战中一举夺魁，就是证明。 勿庸质疑，G20峰会的主办国更易于掌控世界级会议舞台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但其声音必须有合弦和共鸣，得到全球大多数人认可，才能提升国际影响力。取得G20峰会主办权，就可以在议题制定及行动计划设置等筹备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体现主办国及多数成员国的利益，借助G20峰会平台，使“行动计划”的执行惠及全球。
中国肩负革故鼎新重任
作为2016年G20峰会主办国，中国将以何种形式、方法、提出何种议案，并促使议案转化为峰会的行动计划，贡献我们的才智，惠及全球广大民众，是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关主管部门调动国内外各类智库和仁人志士的积极性，群策群力，联合攻关，才能获得最佳思想成果。在这里，我想与大家分享我个人对G20未来发展的几点建议，以期作为引玉之砖。
我认为，随着国际形势日新月异的发展，G20也应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才能更好地肩负起革故鼎新、开拓进取、领导全球的重任。当前最需要加强的是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议行合一的权威性。如“程序严密、规制合法、常设化、轮值化、透明化、预警机制和救助机制完善”等，正是近年来大多数G20成员国不断呼吁的内容。由金融稳定论坛演化来的金融稳定理事会，就是一个由对话机制演变成对话机制下的监管机制。G20内外呼声很高的常设部长会议，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议行合一的课题。
二是影响广泛的代表性。有学者建言G20应调整机制，使不能与会的欠发达国家得以间接参会，这与本人所见略同。G20规定，现任主席国一般可邀请五个非成员国出席，包括永久受邀国西班牙，东盟主席国，以及两个非洲国家。布里斯班峰会邀请了六个非成员国出席，这也是从机制上保证不断扩大代表性。
三是利益共享的普惠性。地球村成员都是利益相关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权分享世界经济增长的红利。这也是G20诞生于应对危机，成长于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历史使命延伸的最坚实的基础。
四是防患于未然的前瞻性。避免危机，阻止战争，促进经济发展，应该是G20的宗旨。加强预警分析，清除危机发生的土壤，应该是G20的终身职责。
五是双脑并用的创意性。G20是成员国领导人峰会，自然精英荟萃。但充分发挥外脑的作用，调动全球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及各国智库的力量，来为G20做顶层设计和微观政策建议，更能保证G20关注的焦点是当下世界主要矛盾，G20通过的解决方案是最优方案。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土尔其邀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这一新型智库作为G20唯一合作伙伴，就是一个实例。
除了上述内容可以作为议题选项之外，我认为当前特别需要在下列两方面给予关注：
其一，更科学的规则灵活性。根据G20峰会“一致同意规则”，峰会讨论的议题非经成员国一致同意不能通过。但在G20机制的发展中，为了提高效率，已经引入了“可变几何学”原则，按不同议题邀请“利益攸关方”参与讨论，并在2009年成为正式机制。在遵循“一致同意规则”前提下，我们还可以将更多种形式的对话机制引入到G20的治理结构中，使各优先选项的讨论更加充分，增加规则的科学性和灵活性。
其二，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经过这几年的努力，G20的宗旨已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转向推进国际经济合作。2010年G20首尔峰会上，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南北发展严重失衡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突出表现。他呼吁建立更平等、更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树立以发展促增长的新发展理念，提升发展问题在国际议程中的地位，从宏观和战略高度推动解决发展问题。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居于世界前列，就是因为在改革中不断前进。因此，一切阻碍经济增长的旧机制、旧规则都应改革，并且应置于G20自身建设的优先考虑之列。
在G20成员国中，以及关注G20走向的理论界中，对中国的认识渐趋一致，而对中国的期望也越来越高。他们认为，自2007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完全有能力在打破“G20的局限”上发挥关键作用。
中国已成为G20机制中不可或缺的、日益积极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且卓有成效的全球领导者。在2013年9月G20圣彼得堡峰会上，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亮相，便提出了针对性强、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负责任宏观政策新命题”。他特别强调：“各国在考虑自己国家利益的同时，一定要兼顾其它国家的利益。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决定世界的命运。”
在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会上，中国领导人以更加积极和灵活的合作方式对东道国的提议给予有力支持，发挥了领导作用，使峰会行动计划得以顺利通过。
G20戛纳峰会决定将主办国和前后届主办国接力式协作的“三驾马车”组织形式正式化，因此当布里斯班峰会宣布中国成为2016年G20峰会主办国时，习主席表示，中方有信心当好2016年G20峰会主席国及2015-2017年“三驾马车”成员，同各方一起把G20机制维护好，建设好，发展好。
通过近年来我国成功举办APEC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会议的优异表现，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一定能够做出最优质的峰会议案和行动计划，为G20机制改革的完善，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应有贡献，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张燕玲
原中国银行副行长，现任国际商会（ICC）执行理事。
历次G20峰会都会就金融
监管提出重要的改革措施
2008年，首届G20华盛顿首脑峰会达成了金融和经济改革行动计划。
2009年，伦敦峰会达成了五个协议，共组成一项1.1万亿美元的扶持计划，以恢复全球信贷和就业市场及经济增长。峰会还决定创立一家全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作为全球金融监管机构。两个月后，原来的金融稳定论坛被改组为金融稳定理事会（FSB Finacial Stability Board），其宗旨是维护金融稳定，保持金融业开放性和透明度，落实国际金融标准，对监管体系进行改造等。
2011年G20洛斯卡沃斯峰会批准了修改FSB宪章的建议，使FSB成为一个永久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加强治理的，有财政自主权的金融监管政策实施的组织。
此后，G20历次峰会都会就金融监管提出重要的改革措施。
2014年的G20布里斯班峰会被称为金融改革的里程碑，FSB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设立了全球一致的标准，并将影子银行提到监管重点。针对30家G-SIB经营损失的解决方案，提出了“全部损失吸收性资本”的新概念，同时还包括了一份协议，明确一旦有机构获得银行集团的控制权之后，不能在衍生协议项下清算他们的担保品。除此之外还包括引入新的杠杆和流动性指标，新的杠杆比率要求银行保持至少相当于总资产3%的资本金，且不考虑风险权重。这个决议被形容为是一个“分水岭时刻”。
目前，SIB名单中共有30家银行集团，其中美国8家，欧洲16家，日本3家，中国3家。中国银行是在2011年首批被选中的，2013年中国工商银行、2014年中国农业银行也分别进入名单。中国在系统性重要银行里占比这么高，对世界金融的影响不言而喻。但是，深入研究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有关系统性重要银行的规定中，也有些内容是值得商榷的。
在G20布里斯班峰会公报中，肯定了FSB对系统性重要银行专门做的G-SIB损失承受能力的国际标准，及实现标准的路线图。该标准规定，任何一个G-SIB在面临巨大亏损时，其股东和债权人都必须协助承担亏损。这样，各国政府就不必担心外资银行在金融危机时倒闭对本国市场带来的伤害。
在公报最后，遗留事项中强调该标准将在2015年峰会上进行表决，有一年的时间进行公开磋商，并做严格的、量化的影响力评估，特别是对G-SIB总部在新兴经济体市场和国家所有的银行带来的影响。这里所说的“总部在新兴经济体的和属于国家拥有的银行”，不就指的是中国的三家银行吗？
FSB也明确承诺，在2015年将用一年的时间收集各方面反馈的意见，以确保新规则适用每个银行。所以，这一年对金融系统很重要，特别是G-SIB，一定要认真研究，详细评估，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发出声音，维护自身利益，而不能仅仅依靠监管机构做功课。
G20布里斯班峰会通过的另一个优先事项是“影子银行”。早在2010年，G20首尔公报中就已经提出，要“加强针对影子银行的监督和监管”。以后历次会议都有跟进扩展。
FSB一直致力于用资本金、杠杆率和流动性控制来保护金融体系的中心，但是现在不得不更好地理解银行之外的风险动因。每个国家都被要求重检围绕影子银行的监管边界，因为监管要求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所以，2015年，FSB及金融监管机构要研究影子银行本身有无全球系统性，是否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潜在威胁，研究何种规模、何种复杂度的影子银行行为将会对全球金融稳定产生影响。
联系我国金融业正在蓬勃发展的现实，各类影子银行业务创新产品层出不穷。有照搬西方的，也有自主创造的。我们应借助G20金融改革的东风，规范影子银行概念，统一银行规则，指导正常的影子银行业务良性发展。监管部门和学术界应将G20金融改革趋势、正在制定的规则及实施路线图告诉业界，特别是经营管理者和产品研发部门主管。金融各业的产品经理也应主动跟踪G20金融改革动向，做到知己知比，合理利用，规避风险，使我们的产品和经营达到最好水平。
2015年是金融改革的大年，一批重要规则即将诞生，落地之前的博弈我们应该认真对待。
中国的声音必须有合弦和共鸣
G20峰会这个机制，从首次峰会达成金融和经济改革行动计划，到2010年首尔峰会后，每届峰会推出的“行动计划”，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治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2014年的布里斯班峰会上，G20承诺合作振兴疲弱的世界经济，共同应对世界气候变化，以及协力打击腐败、逃税行为。G20公告表示，落实“布里斯班行动计划”通过的改革措施，让成员国经济在2018年之前将世界经济增长另外提高2.1%，这将使世界经济规模增长2万亿美元，创造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
峰会同意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融资（PPP）配对私企资金搞基础建设项目，以便在2030年前填补全球70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G20将在悉尼设立全球性中心，负责将公共领域和私人企业多边开发银行和其它国际机构撮合在一起，共同进行基础设施投资。
G20对世界能源、反恐、埃博拉等热点问题的关注，以及它对解决经济危机的卓越表现，获得普遍好评。虽然在其自身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不尽人意，但由于在“包容性增长”方面的进步，G2O已经被公认为是世界治理的良好机制。
中国在G20的智力和财力的贡献有口皆碑，影响力的提升有目共睹。在亚洲几国争夺主办2016年G20的暗战中一举夺魁，就是证明。 勿庸质疑，G20峰会的主办国更易于掌控世界级会议舞台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但其声音必须有合弦和共鸣，得到全球大多数人认可，才能提升国际影响力。取得G20峰会主办权，就可以在议题制定及行动计划设置等筹备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体现主办国及多数成员国的利益，借助G20峰会平台，使“行动计划”的执行惠及全球。
中国肩负革故鼎新重任
作为2016年G20峰会主办国，中国将以何种形式、方法、提出何种议案，并促使议案转化为峰会的行动计划，贡献我们的才智，惠及全球广大民众，是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关主管部门调动国内外各类智库和仁人志士的积极性，群策群力，联合攻关，才能获得最佳思想成果。在这里，我想与大家分享我个人对G20未来发展的几点建议，以期作为引玉之砖。
我认为，随着国际形势日新月异的发展，G20也应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才能更好地肩负起革故鼎新、开拓进取、领导全球的重任。当前最需要加强的是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议行合一的权威性。如“程序严密、规制合法、常设化、轮值化、透明化、预警机制和救助机制完善”等，正是近年来大多数G20成员国不断呼吁的内容。由金融稳定论坛演化来的金融稳定理事会，就是一个由对话机制演变成对话机制下的监管机制。G20内外呼声很高的常设部长会议，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议行合一的课题。
二是影响广泛的代表性。有学者建言G20应调整机制，使不能与会的欠发达国家得以间接参会，这与本人所见略同。G20规定，现任主席国一般可邀请五个非成员国出席，包括永久受邀国西班牙，东盟主席国，以及两个非洲国家。布里斯班峰会邀请了六个非成员国出席，这也是从机制上保证不断扩大代表性。
三是利益共享的普惠性。地球村成员都是利益相关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权分享世界经济增长的红利。这也是G20诞生于应对危机，成长于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历史使命延伸的最坚实的基础。
四是防患于未然的前瞻性。避免危机，阻止战争，促进经济发展，应该是G20的宗旨。加强预警分析，清除危机发生的土壤，应该是G20的终身职责。
五是双脑并用的创意性。G20是成员国领导人峰会，自然精英荟萃。但充分发挥外脑的作用，调动全球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及各国智库的力量，来为G20做顶层设计和微观政策建议，更能保证G20关注的焦点是当下世界主要矛盾，G20通过的解决方案是最优方案。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土尔其邀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这一新型智库作为G20唯一合作伙伴，就是一个实例。
除了上述内容可以作为议题选项之外，我认为当前特别需要在下列两方面给予关注：
其一，更科学的规则灵活性。根据G20峰会“一致同意规则”，峰会讨论的议题非经成员国一致同意不能通过。但在G20机制的发展中，为了提高效率，已经引入了“可变几何学”原则，按不同议题邀请“利益攸关方”参与讨论，并在2009年成为正式机制。在遵循“一致同意规则”前提下，我们还可以将更多种形式的对话机制引入到G20的治理结构中，使各优先选项的讨论更加充分，增加规则的科学性和灵活性。
其二，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经过这几年的努力，G20的宗旨已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转向推进国际经济合作。2010年G20首尔峰会上，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南北发展严重失衡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突出表现。他呼吁建立更平等、更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树立以发展促增长的新发展理念，提升发展问题在国际议程中的地位，从宏观和战略高度推动解决发展问题。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居于世界前列，就是因为在改革中不断前进。因此，一切阻碍经济增长的旧机制、旧规则都应改革，并且应置于G20自身建设的优先考虑之列。
在G20成员国中，以及关注G20走向的理论界中，对中国的认识渐趋一致，而对中国的期望也越来越高。他们认为，自2007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完全有能力在打破“G20的局限”上发挥关键作用。
中国已成为G20机制中不可或缺的、日益积极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且卓有成效的全球领导者。在2013年9月G20圣彼得堡峰会上，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亮相，便提出了针对性强、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负责任宏观政策新命题”。他特别强调：“各国在考虑自己国家利益的同时，一定要兼顾其它国家的利益。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决定世界的命运。”
在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会上，中国领导人以更加积极和灵活的合作方式对东道国的提议给予有力支持，发挥了领导作用，使峰会行动计划得以顺利通过。
G20戛纳峰会决定将主办国和前后届主办国接力式协作的“三驾马车”组织形式正式化，因此当布里斯班峰会宣布中国成为2016年G20峰会主办国时，习主席表示，中方有信心当好2016年G20峰会主席国及2015-2017年“三驾马车”成员，同各方一起把G20机制维护好，建设好，发展好。
通过近年来我国成功举办APEC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会议的优异表现，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一定能够做出最优质的峰会议案和行动计划，为G20机制改革的完善，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应有贡献，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张燕玲
原中国银行副行长，现任国际商会（ICC）执行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