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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尔萨斯，人口史，人口压力，人口控制，溺婴
[中图分类号]C8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0－0077－04
马尔萨斯人口论及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影响了中国一个世纪之多。19世纪后期该论开始传人中国，其后在陈炽、严复、陈长萌等人的宣传下，影响逐步加深，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与马克思主义人口论思想发生碰撞，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中国社会的重要西方人口思想。50年代后期，遭到国内“左”倾思想的批判。在美国汉学界，马尔萨斯对中国人口的认识自50年代始即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70年代以后在微观人口史方面出现与之相反的认识，并引发了持续性的辩论。90年代以来以李中清、王丰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对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史重新诠释，提出新的认识框架，力图摧毁“马尔萨斯的中国神话”。2000年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译著《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简称《人类的四分之一》)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的新认识。围绕其观点，国内外学术界展开一番批评与反批评的争论。曹树基、陈意新在《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发表《马尔萨斯理论与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一文，对李中清、王丰等人观点提出批评。接着《历史研究》同期刊登了王丰、李中清对其反驳的文章《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兼谈历史人口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学术界》2003年第3期发表了陈意新、曹树基的回应文章《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对<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一文之回应》。而在《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黄宗智发表《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的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文，在评论彭慕兰著作的同时对李中清等学者的观点提出质疑(黄认为彭的研究依据李的观点)。就黄宗智的内卷论与彭慕兰的分岔论特于2002年6月在洛杉矶大学组织一次双方参与的讨论会，各方就李中清、王丰的观点进行辩论。此次关于人口史研究的分歧与争论没有达成共识，但却开启了一次中国人口史研究的新起点。本文并非对学界前辈的观点妄加评论，只是借分析双方的某些分歧，力图发现一些中国人口史研究新的突破点及薄弱环节，敬请方家赐教。
一、人口压力与生存危机
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一个核心理论即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控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这一论说决定了他对当时中国的人口压力作出悲观判断。他是这样看中国的：“……在某些国家，人口的增加似乎受到了推动，这些国家的人民已逐渐习惯于几乎依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来维持生活。这类国家很可能经历过这样一些时期，即这时期人口持续不断地增加，而生活资料却没有增加。中国似乎就是这样的国家。如果我们所知道的有关中国的各种记述是可靠的话，则中国下层阶级的人民已习惯于几乎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来维持生活，并且乐于食用欧洲劳动者宁愿饿死也不愿意吃的腐烂变质的食物。中国的法律允许父母扔弃他们的子女，也趋向于大大加快人口的增长。处于这种状态的国家，必然会常常发生饥馑。”
此次争论中，曹树基等从马尔萨斯对中国人口的认识出发，认为19世纪初中国已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并对李中清等关于中国不存在马尔萨斯危机的解释(人均粮食产量、人均粮食消费和人口平均身高均有提高)提出质疑。黄宗智在评论文章中提出有别于纯粹马尔萨斯式的社会危机，这种“社会危机”是由人口压力和商品化结合而造成贫困的结果，中国的贫困产生了光棍、溺婴等社会现象。黄宗智的认识是对中国人口增长、农业商品化、技术变革综合考察而得出的。以李中清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对马尔萨斯有关中国人口的论述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中国存在生存压力，但是没有像马尔萨斯所说的那种生存危机。而中国之所以避免人口过剩引发的生存危机是宏观层面上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且也为微观层面不断地人口调整所驱使。他们力图用18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人均粮食消费和平均预期寿命三项指标来戳穿中国贫穷与饥荒的马尔萨斯神话。他们认为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和人均消费量均有提高，人口平均身高有所增长，人的预期寿命与同时期欧洲相当。他们的观点由李伯重等对江南地区经济研究作印证。总的看来，黄宗智在研究清代以来的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过程中把人口对资源的“绝对压力”与社会分配不均带来的“相对人口压力”结合起来分析。而曹、李等围绕中国的马尔萨斯危机论阐述各自的观点与立场。他们争论的实质内容是在马尔萨斯人口论基础上就其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描述是否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进行辩驳，这实际上是史料的考证与综合分析问题。对于他们争论的问题该如何认识?中国的贫困、饥荒、战争、瘟疫与人口过剩有何关系?中国是否存在生存危机的问题?在没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情况下对彼此的立场很难作出合理的判断。但可以认为，18世纪以来的人口压力，及其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是存在的。马尔萨斯论述中国人口的情况，在同时期的中国，一批有识之士(以陈宏谋、洪亮吉为代表)也有同样的关注，这在黄宗智的评论中有所涉及川。至于18世纪以来的生存危机问题，不应简单下定论，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人口控制
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另一个基本核心点是两个抑制，即“在每个社会或多或少不断起作用并使人口保持在生存资料水平上的抑制，一般可分为两类：预防性抑制和现实性抑制”。实质上是“生育驱动”和“死亡驱动”两种驱动模式。而基于对人口和资源压力的认识，马尔萨斯认为中国是以现实性抑制来达到人口、资源的平衡。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学者们对中国人口控制的认识形成了对立之势。曹树基等人从马尔萨斯认为的以死亡率为主导的现实性抑制出发，突出强调18世纪以来特别近代中国客观性死亡的发生，即由太平天国战争、捻军起义、光绪大灾以及系列传染病等带来的死亡率，同时把溺婴归属于常规死亡一部分。他们认为李中清是在用欧洲的“生育驱动模式”来描述中国人口史，对其提出的中国健康文化和生殖文化对婚后生育控制的作用提出质疑，并用溺婴反证避孕和流产对20世纪前的中国生育率没有影响。这种完全肯定中国人口“现实性抑制”的认识排斥了婚后生育控制一面。而李中清等学者的侧重点在于论证中国人口控制的预防性上，他们认为近现代以来中国未有大的灾荒和瘟疫，而大的灾荒也是政治因素导致的。中国的溺婴、性文化、晚生、早停、生育间隔长等是夫妻生育控制的主要内容。这一认识片面反对马尔萨斯认为的生活贫困、战争、瘟疫、饥荒等平衡人口机制的论说，这是另一个对立面。曹树基、李中清双方就中国人口控制模式单纯 驳斥对方的观点，难以容纳你我的观点。黄宗智偏向于曹树基的认识，认为中国人口史是在死亡强有力的塑造下的，即使不是狭隘的“现实性抑制”，中国的人口控制体系不应该与马尔萨斯就早期近代和近代欧洲而构造的生育驱动的“预防性抑制”模式等同起来。依笔者看，自18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战争、瘟疫、饥荒未有短时段的停止，其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是不争的事实。这在全国各地的方志中也体现出来。不管其根源如何(因为造成系列的灾难因素很多，很难说明哪一项因素是主导的)，对人口增长的趋势毕竟起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也不能完全忽视中国的夫妻控制生育方面因素。以溺婴为例，不管是贫困所致，还是积极的预防，决不能否认生存压力下性别选择这一主观因素。中国人口控制模式如何?分析学者们的观点，不外乎理性的控制出生率和现实性的控制死亡率。争论点关键在于人口控制的主客观性。人口增长不管是靠战争、瘟疫和饥荒来抑制，还是有意识地溺杀女婴和婚后控制生育率来抑制，都没有绝对理由担当单独控制人口增长的角色。首先，这两种抑制本身就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体，只能说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表现的程度不同而已，不能将之完全割裂开来，中国、英国的人口控制均如此。其次，中国之大，地域之广，社会发展之不平衡，社会历史变迁之异，决定了认识中国历史人口控制一定要从时间和空间考察，分时段和地区，联系具体的社会环境，这样才能更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不能简单地参照欧洲，欧洲如何，中国亦如何或不如何。欧洲整体面积也只不过相当中国面积，更何况拿欧洲某个国家的人口行为和整个中国的人口行为相参照，实属不当。就战争、饥荒等死亡率控制而言，如果说中国人口膨胀导致战争、饥荒，但已有研究表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是发生在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地区；而饥荒不单与人口相关，它是多变的自然因素和不协调的社会保障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反过来，从清中叶到新中国成立，战争和饥荒并没有长时间间断，但中国人口反而增加了几个亿。就溺婴对人口的控制而言，如果说溺女婴带来了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及婚姻市场的不平衡，从而抑制着人口增长，在清代生存压力严重时期有一定道理。但是，升平时代百姓尚能丰衣足食，人们是否还是溺杀女婴?况且中国溺女婴不是所有地区都那么盛行，也不是生下的女婴都溺死。从历史出发，对历史人口控制的认识要综合各种因素。中国的人口增长是伴随着战争、饥荒、瘟疫和溺婴(经济、观念、习俗影响下的主观性人口控制)及生育文化等社会历史现象而进行的。如果从全局考察，中国的人口控制是“中国式”的，不能简单地说“预防性抑制”或“现实性抑制”。
三、溺婴问题
由李中清等对人口控制的研究所引起的争论带动了对溺婴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思考，提高了对延续两千多年，至今又“死灰复燃”的社会问题的认识。此次争论的核心点之一是溺婴作为人口控制模式的性质——预防性抑制还是现实性抑制，溺女婴与性别比例失调等问题。曹树基等认为溺婴应照马尔萨斯所论，归人现实性抑制，而李中清等将溺婴划入“预防性抑制”中。双方就溺婴是否为“产后流产”展开争论。黄宗智把溺婴与社会经济状况联系起来考察。可见，学者们论证的角度存在差异。由溺婴引起的性别比例失调，对人口出生率的控制作用双方也出现了分歧。曹树基等反对几种因素的层层递进关系，认为溺婴带来的性别比例失调，对婚姻市场当然有影响，但其影响不足以控制人口出生率，何况中国的婚姻形式是男大于女，性别比例的差异会自动在婚姻年龄顺差上产生一定程度的调整，而单身汉存在的真正原因是贫穷而非性别比例失调所致。而李中清等根据地区性资料的分析，认为溺婴造成了性别比例失调和婚姻挤压，导致大量单身汉的存在，降低了妇女生育率，从而抑制了人口出生率。双方的分歧存在于性别比例失调与婚姻市场及人口出生率关系问题上。暂不论孰是孰非，笔者欲在双方分歧基础上对溺女婴、性别比例失调、婚姻市场失衡及人口出生率的关系作简要的分析。
1 溺婴可以控制人口数量，但未必一定造成相当大的性别比例失调(男性多于女性)。这里认识溺婴与性别比例失调的关系不应该忽视性别比例失调的特殊性。据姜涛的研究，性别比例是指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内男女两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关系。人口结构就其自然属性而言具有高度稳定性(比例104.67，按女性100算)。而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性别比例自然会有所变动。从各年龄段考虑，以一代人为例，溺婴导致的出生性别比例失调是可能的。但是人口是变动的客观实体，成年后是否会保持原有的性别比例?葛剑雄认为成年男子由于要从事繁重劳动，征发兵役、徭役、外出、受刑罚等，因此，“男子的死亡率更高，所以从中年开始的年龄层中，女性逐渐多于男性。”由此认识历史人口不能静止地看，溺女婴对性别比例失调的影响也应该置于动态的环境中认识。另外对性别比例也需进行空间考察。地区人口研究表明在某些地区性别趋于平衡甚至出现女多于男的现象。那么，溺女婴的作用于此就不适合了。从这一点看，双方都没有弄清性别比例与出生性别比例概念，忽视性别比例失调的特殊性，因此争论的基础是不牢固的。
2 婚姻市场不平衡的现象是存在的，而婚姻挤压是贫穷所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伦理观念影响中国家庭几千年，男子娶妻生子是一种责任。18世纪以来的中国。由于人口增多，家庭析产造成了许多贫困户。加上婚嫁奢侈，于是产生许多娶不起妻子的单身汉，这样造成婚姻市场不平衡。同时，中户以上之家的一妻多妾制又强化了这一不平衡现象的产生。在这一点上，曹树基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而李中清则片面地判定性别比例失调对婚姻市场的影响。
3 婚姻市场失衡对人口出生率有一定影响(当然还存有妇女的因素)。如果把问题理想化，即18世纪以来每个男子都能获得婚姻的机会，那么由此种假设而产生的人口生育率肯定会高于事实上不平衡婚姻的出生率。而事实并非如此，从非常态的社会现实出发，我们认为婚姻市场不平衡带来人口生育率低是存在的。
综合上述分析，溺女婴、性别比例失调、婚姻市场不平衡及控制人口出生率并不一定存在层层递进关系。仅其中两者如此，如婚姻市场平衡度与人口出生率，溺婴与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等。
四、结语
马尔萨斯关于人口与资源理论以及人口控制理论，是对社会经济与人口关系最基本的认识，这一经济理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然而更需要结合具体的社会状况作进一步探究。在这一点上，黄宗智把“边际效益递减”论运用到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中即是典型例子。此次激烈争论的双方，曹树基、李中清等就马尔萨斯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作各自的辩驳。因材料以偏概全，论证角度有异，或对双方理解有误等原因产生分歧，难以达成共识。如果从以下几方面加强研究，或许更能有助于 澄清历史事实，减少分歧。
1 区域史研究和整体史研究相结合。正如前面提到中国地域之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因此人口史研究应该包括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相关研究，遵循历史人口地域性、社会性和时间性特点，把人口与经济、社会、自然、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同时照顾到地域的差异性，力求从多个局部着眼把握全局，避免用局部覆盖整体，而缺乏说服力。曹树基、武雅士等正是利用这一点指出王、李利用清皇室人口生命记录，清代辽宁户口登记和刘翠溶等学者们研究清代族谱的成果三种资料作依据，把地区性人口死亡率推向全国，对宏观危机死亡率缺乏应有的考虑，在中国不具有代表性。
2 加强清代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的研究。这包括城乡经济、对外贸易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等，同时将其与人口增长、社会变迁结合起来，从时空、横纵双向研究人手。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深入考察中国18世纪以来社会经济与人口增长的互动关系，揭开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而探讨人口压力下的生存危机问题。
3 加强有关溺婴的人口研究。这一问题在国内学术界不够受重视，还很薄弱，尤其是将溺女婴问题纳入人口范畴的研究。学者们多从表面探讨溺婴的原因、国家与社会的态度及采取的措施等问题，多以分区研究为主(如江西、福建)。当然这和有关溺婴的材料局限有很大关联。溺婴本身就是一种人口行为，它涉及经济、文化、习俗等多方面问题，加强这方面研究有助于我们澄清很多问题和减少人口史研究的分歧。
4 有关生育观念、生育行为、生育文化等人口预防性控制方面研究。这项研究是由人口史研究的分歧引发出来的一个问题。虽然它涉及婚姻家庭史的研究，但对加深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人口控制模式和人口转型作用甚大。不但要从医学史角度看它的存在，更应该看其社会功效和影响力。
学术争鸣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无休止的争论也有碍于学术研究的展开。有关中国人口史研究基本上没有共识，这源于诸多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的不确定性。由于历史材料的局限及学者们对材料解读侧重点不同，分歧的出现也是难免的。但是深入研究是澄清历史事实，减少分歧的关键所在，这种深入研究自然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通过运用相关理论和发掘适当历史材料而进行。学界期待在人口史研究新起点上学术研究能够有进一步发展。
作者简介 薛刚(1978－)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清朝史、清朝政治制度史研究。
责任编辑：倪金荣
[中图分类号]C8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0－0077－04
马尔萨斯人口论及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影响了中国一个世纪之多。19世纪后期该论开始传人中国，其后在陈炽、严复、陈长萌等人的宣传下，影响逐步加深，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与马克思主义人口论思想发生碰撞，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中国社会的重要西方人口思想。50年代后期，遭到国内“左”倾思想的批判。在美国汉学界，马尔萨斯对中国人口的认识自50年代始即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70年代以后在微观人口史方面出现与之相反的认识，并引发了持续性的辩论。90年代以来以李中清、王丰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对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史重新诠释，提出新的认识框架，力图摧毁“马尔萨斯的中国神话”。2000年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译著《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简称《人类的四分之一》)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的新认识。围绕其观点，国内外学术界展开一番批评与反批评的争论。曹树基、陈意新在《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发表《马尔萨斯理论与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一文，对李中清、王丰等人观点提出批评。接着《历史研究》同期刊登了王丰、李中清对其反驳的文章《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兼谈历史人口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学术界》2003年第3期发表了陈意新、曹树基的回应文章《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对<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一文之回应》。而在《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黄宗智发表《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的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文，在评论彭慕兰著作的同时对李中清等学者的观点提出质疑(黄认为彭的研究依据李的观点)。就黄宗智的内卷论与彭慕兰的分岔论特于2002年6月在洛杉矶大学组织一次双方参与的讨论会，各方就李中清、王丰的观点进行辩论。此次关于人口史研究的分歧与争论没有达成共识，但却开启了一次中国人口史研究的新起点。本文并非对学界前辈的观点妄加评论，只是借分析双方的某些分歧，力图发现一些中国人口史研究新的突破点及薄弱环节，敬请方家赐教。
一、人口压力与生存危机
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一个核心理论即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控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这一论说决定了他对当时中国的人口压力作出悲观判断。他是这样看中国的：“……在某些国家，人口的增加似乎受到了推动，这些国家的人民已逐渐习惯于几乎依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来维持生活。这类国家很可能经历过这样一些时期，即这时期人口持续不断地增加，而生活资料却没有增加。中国似乎就是这样的国家。如果我们所知道的有关中国的各种记述是可靠的话，则中国下层阶级的人民已习惯于几乎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来维持生活，并且乐于食用欧洲劳动者宁愿饿死也不愿意吃的腐烂变质的食物。中国的法律允许父母扔弃他们的子女，也趋向于大大加快人口的增长。处于这种状态的国家，必然会常常发生饥馑。”
此次争论中，曹树基等从马尔萨斯对中国人口的认识出发，认为19世纪初中国已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并对李中清等关于中国不存在马尔萨斯危机的解释(人均粮食产量、人均粮食消费和人口平均身高均有提高)提出质疑。黄宗智在评论文章中提出有别于纯粹马尔萨斯式的社会危机，这种“社会危机”是由人口压力和商品化结合而造成贫困的结果，中国的贫困产生了光棍、溺婴等社会现象。黄宗智的认识是对中国人口增长、农业商品化、技术变革综合考察而得出的。以李中清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对马尔萨斯有关中国人口的论述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中国存在生存压力，但是没有像马尔萨斯所说的那种生存危机。而中国之所以避免人口过剩引发的生存危机是宏观层面上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且也为微观层面不断地人口调整所驱使。他们力图用18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人均粮食消费和平均预期寿命三项指标来戳穿中国贫穷与饥荒的马尔萨斯神话。他们认为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和人均消费量均有提高，人口平均身高有所增长，人的预期寿命与同时期欧洲相当。他们的观点由李伯重等对江南地区经济研究作印证。总的看来，黄宗智在研究清代以来的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过程中把人口对资源的“绝对压力”与社会分配不均带来的“相对人口压力”结合起来分析。而曹、李等围绕中国的马尔萨斯危机论阐述各自的观点与立场。他们争论的实质内容是在马尔萨斯人口论基础上就其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描述是否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进行辩驳，这实际上是史料的考证与综合分析问题。对于他们争论的问题该如何认识?中国的贫困、饥荒、战争、瘟疫与人口过剩有何关系?中国是否存在生存危机的问题?在没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情况下对彼此的立场很难作出合理的判断。但可以认为，18世纪以来的人口压力，及其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是存在的。马尔萨斯论述中国人口的情况，在同时期的中国，一批有识之士(以陈宏谋、洪亮吉为代表)也有同样的关注，这在黄宗智的评论中有所涉及川。至于18世纪以来的生存危机问题，不应简单下定论，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人口控制
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另一个基本核心点是两个抑制，即“在每个社会或多或少不断起作用并使人口保持在生存资料水平上的抑制，一般可分为两类：预防性抑制和现实性抑制”。实质上是“生育驱动”和“死亡驱动”两种驱动模式。而基于对人口和资源压力的认识，马尔萨斯认为中国是以现实性抑制来达到人口、资源的平衡。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学者们对中国人口控制的认识形成了对立之势。曹树基等人从马尔萨斯认为的以死亡率为主导的现实性抑制出发，突出强调18世纪以来特别近代中国客观性死亡的发生，即由太平天国战争、捻军起义、光绪大灾以及系列传染病等带来的死亡率，同时把溺婴归属于常规死亡一部分。他们认为李中清是在用欧洲的“生育驱动模式”来描述中国人口史，对其提出的中国健康文化和生殖文化对婚后生育控制的作用提出质疑，并用溺婴反证避孕和流产对20世纪前的中国生育率没有影响。这种完全肯定中国人口“现实性抑制”的认识排斥了婚后生育控制一面。而李中清等学者的侧重点在于论证中国人口控制的预防性上，他们认为近现代以来中国未有大的灾荒和瘟疫，而大的灾荒也是政治因素导致的。中国的溺婴、性文化、晚生、早停、生育间隔长等是夫妻生育控制的主要内容。这一认识片面反对马尔萨斯认为的生活贫困、战争、瘟疫、饥荒等平衡人口机制的论说，这是另一个对立面。曹树基、李中清双方就中国人口控制模式单纯 驳斥对方的观点，难以容纳你我的观点。黄宗智偏向于曹树基的认识，认为中国人口史是在死亡强有力的塑造下的，即使不是狭隘的“现实性抑制”，中国的人口控制体系不应该与马尔萨斯就早期近代和近代欧洲而构造的生育驱动的“预防性抑制”模式等同起来。依笔者看，自18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战争、瘟疫、饥荒未有短时段的停止，其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是不争的事实。这在全国各地的方志中也体现出来。不管其根源如何(因为造成系列的灾难因素很多，很难说明哪一项因素是主导的)，对人口增长的趋势毕竟起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也不能完全忽视中国的夫妻控制生育方面因素。以溺婴为例，不管是贫困所致，还是积极的预防，决不能否认生存压力下性别选择这一主观因素。中国人口控制模式如何?分析学者们的观点，不外乎理性的控制出生率和现实性的控制死亡率。争论点关键在于人口控制的主客观性。人口增长不管是靠战争、瘟疫和饥荒来抑制，还是有意识地溺杀女婴和婚后控制生育率来抑制，都没有绝对理由担当单独控制人口增长的角色。首先，这两种抑制本身就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体，只能说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表现的程度不同而已，不能将之完全割裂开来，中国、英国的人口控制均如此。其次，中国之大，地域之广，社会发展之不平衡，社会历史变迁之异，决定了认识中国历史人口控制一定要从时间和空间考察，分时段和地区，联系具体的社会环境，这样才能更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不能简单地参照欧洲，欧洲如何，中国亦如何或不如何。欧洲整体面积也只不过相当中国面积，更何况拿欧洲某个国家的人口行为和整个中国的人口行为相参照，实属不当。就战争、饥荒等死亡率控制而言，如果说中国人口膨胀导致战争、饥荒，但已有研究表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是发生在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地区；而饥荒不单与人口相关，它是多变的自然因素和不协调的社会保障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反过来，从清中叶到新中国成立，战争和饥荒并没有长时间间断，但中国人口反而增加了几个亿。就溺婴对人口的控制而言，如果说溺女婴带来了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及婚姻市场的不平衡，从而抑制着人口增长，在清代生存压力严重时期有一定道理。但是，升平时代百姓尚能丰衣足食，人们是否还是溺杀女婴?况且中国溺女婴不是所有地区都那么盛行，也不是生下的女婴都溺死。从历史出发，对历史人口控制的认识要综合各种因素。中国的人口增长是伴随着战争、饥荒、瘟疫和溺婴(经济、观念、习俗影响下的主观性人口控制)及生育文化等社会历史现象而进行的。如果从全局考察，中国的人口控制是“中国式”的，不能简单地说“预防性抑制”或“现实性抑制”。
三、溺婴问题
由李中清等对人口控制的研究所引起的争论带动了对溺婴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思考，提高了对延续两千多年，至今又“死灰复燃”的社会问题的认识。此次争论的核心点之一是溺婴作为人口控制模式的性质——预防性抑制还是现实性抑制，溺女婴与性别比例失调等问题。曹树基等认为溺婴应照马尔萨斯所论，归人现实性抑制，而李中清等将溺婴划入“预防性抑制”中。双方就溺婴是否为“产后流产”展开争论。黄宗智把溺婴与社会经济状况联系起来考察。可见，学者们论证的角度存在差异。由溺婴引起的性别比例失调，对人口出生率的控制作用双方也出现了分歧。曹树基等反对几种因素的层层递进关系，认为溺婴带来的性别比例失调，对婚姻市场当然有影响，但其影响不足以控制人口出生率，何况中国的婚姻形式是男大于女，性别比例的差异会自动在婚姻年龄顺差上产生一定程度的调整，而单身汉存在的真正原因是贫穷而非性别比例失调所致。而李中清等根据地区性资料的分析，认为溺婴造成了性别比例失调和婚姻挤压，导致大量单身汉的存在，降低了妇女生育率，从而抑制了人口出生率。双方的分歧存在于性别比例失调与婚姻市场及人口出生率关系问题上。暂不论孰是孰非，笔者欲在双方分歧基础上对溺女婴、性别比例失调、婚姻市场失衡及人口出生率的关系作简要的分析。
1 溺婴可以控制人口数量，但未必一定造成相当大的性别比例失调(男性多于女性)。这里认识溺婴与性别比例失调的关系不应该忽视性别比例失调的特殊性。据姜涛的研究，性别比例是指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内男女两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关系。人口结构就其自然属性而言具有高度稳定性(比例104.67，按女性100算)。而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性别比例自然会有所变动。从各年龄段考虑，以一代人为例，溺婴导致的出生性别比例失调是可能的。但是人口是变动的客观实体，成年后是否会保持原有的性别比例?葛剑雄认为成年男子由于要从事繁重劳动，征发兵役、徭役、外出、受刑罚等，因此，“男子的死亡率更高，所以从中年开始的年龄层中，女性逐渐多于男性。”由此认识历史人口不能静止地看，溺女婴对性别比例失调的影响也应该置于动态的环境中认识。另外对性别比例也需进行空间考察。地区人口研究表明在某些地区性别趋于平衡甚至出现女多于男的现象。那么，溺女婴的作用于此就不适合了。从这一点看，双方都没有弄清性别比例与出生性别比例概念，忽视性别比例失调的特殊性，因此争论的基础是不牢固的。
2 婚姻市场不平衡的现象是存在的，而婚姻挤压是贫穷所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伦理观念影响中国家庭几千年，男子娶妻生子是一种责任。18世纪以来的中国。由于人口增多，家庭析产造成了许多贫困户。加上婚嫁奢侈，于是产生许多娶不起妻子的单身汉，这样造成婚姻市场不平衡。同时，中户以上之家的一妻多妾制又强化了这一不平衡现象的产生。在这一点上，曹树基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而李中清则片面地判定性别比例失调对婚姻市场的影响。
3 婚姻市场失衡对人口出生率有一定影响(当然还存有妇女的因素)。如果把问题理想化，即18世纪以来每个男子都能获得婚姻的机会，那么由此种假设而产生的人口生育率肯定会高于事实上不平衡婚姻的出生率。而事实并非如此，从非常态的社会现实出发，我们认为婚姻市场不平衡带来人口生育率低是存在的。
综合上述分析，溺女婴、性别比例失调、婚姻市场不平衡及控制人口出生率并不一定存在层层递进关系。仅其中两者如此，如婚姻市场平衡度与人口出生率，溺婴与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等。
四、结语
马尔萨斯关于人口与资源理论以及人口控制理论，是对社会经济与人口关系最基本的认识，这一经济理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然而更需要结合具体的社会状况作进一步探究。在这一点上，黄宗智把“边际效益递减”论运用到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中即是典型例子。此次激烈争论的双方，曹树基、李中清等就马尔萨斯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作各自的辩驳。因材料以偏概全，论证角度有异，或对双方理解有误等原因产生分歧，难以达成共识。如果从以下几方面加强研究，或许更能有助于 澄清历史事实，减少分歧。
1 区域史研究和整体史研究相结合。正如前面提到中国地域之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因此人口史研究应该包括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相关研究，遵循历史人口地域性、社会性和时间性特点，把人口与经济、社会、自然、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同时照顾到地域的差异性，力求从多个局部着眼把握全局，避免用局部覆盖整体，而缺乏说服力。曹树基、武雅士等正是利用这一点指出王、李利用清皇室人口生命记录，清代辽宁户口登记和刘翠溶等学者们研究清代族谱的成果三种资料作依据，把地区性人口死亡率推向全国，对宏观危机死亡率缺乏应有的考虑，在中国不具有代表性。
2 加强清代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的研究。这包括城乡经济、对外贸易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等，同时将其与人口增长、社会变迁结合起来，从时空、横纵双向研究人手。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深入考察中国18世纪以来社会经济与人口增长的互动关系，揭开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而探讨人口压力下的生存危机问题。
3 加强有关溺婴的人口研究。这一问题在国内学术界不够受重视，还很薄弱，尤其是将溺女婴问题纳入人口范畴的研究。学者们多从表面探讨溺婴的原因、国家与社会的态度及采取的措施等问题，多以分区研究为主(如江西、福建)。当然这和有关溺婴的材料局限有很大关联。溺婴本身就是一种人口行为，它涉及经济、文化、习俗等多方面问题，加强这方面研究有助于我们澄清很多问题和减少人口史研究的分歧。
4 有关生育观念、生育行为、生育文化等人口预防性控制方面研究。这项研究是由人口史研究的分歧引发出来的一个问题。虽然它涉及婚姻家庭史的研究，但对加深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人口控制模式和人口转型作用甚大。不但要从医学史角度看它的存在，更应该看其社会功效和影响力。
学术争鸣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无休止的争论也有碍于学术研究的展开。有关中国人口史研究基本上没有共识，这源于诸多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的不确定性。由于历史材料的局限及学者们对材料解读侧重点不同，分歧的出现也是难免的。但是深入研究是澄清历史事实，减少分歧的关键所在，这种深入研究自然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通过运用相关理论和发掘适当历史材料而进行。学界期待在人口史研究新起点上学术研究能够有进一步发展。
作者简介 薛刚(1978－)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清朝史、清朝政治制度史研究。
责任编辑：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