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徐悲鸿到香港举办画展。一天，作家许地山介绍他去看一位德国外交官夫人收藏的四箱中国字画。当他看到第三箱的一幅人物白描长卷时，不由眼前一亮。用手头仅有的一万元现金再加上自己的7幅作品，购下了这幅画。这是一幅白描人物手卷，佚名，深褐色绢面上描绘了87位列队行进的神仙，造型优美，将天王、神将那种“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的气派表现得淋漓尽致，那冉冉欲动的白云，飘飘欲飞的仙子、使整幅作品具有“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艺术感染力。
　　全幅作品没有着任何颜色、没有任何款识，但徐悲鸿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幅出于唐代名家之手的艺术绝品。徐悲鸿将其定名为《八十七神仙卷》，并亲手将一方刻有“悲鸿生命”四个字的印章，小心地打印在画面上，从此朝夕不离左右，视为铭心绝品。
　　1937年春，徐悲鸿返回南京。恰巧张大千由北平来南京筹备全国美展事宜，此时，黄君璧、谢稚柳等人也在南京，他们把酒畅饮，张大干、谢稚柳等人还前往徐悲鸿的住处观看了《八十七神仙卷》。
　　张大干见卷后大吃一惊，叹为观止，称这幅当时国内唯一见到的唐代人物画卷有“吴带当风”之感，认为可能是唐代画圣吴道子的粉本。对于张大千的这一判断，谢稚柳等人也表示赞同。
　　
　　国宝失而复得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入侵新加坡。此时正在新加坡举办画展、呼吁抗日的徐悲鸿立即将部分珍贵展品秘密隐藏起来，只携带了《八十七神仙卷》及少量展品，撤离了新加坡。
　　1942年，当徐悲鸿辗转回到云南昆明，当年5月，徐悲鸿到昆明举办劳军画展。当时昆明虽然未遭沦陷，但敌人的轰炸机却天天光临，人们每天都要几次钻防空洞。5月10日，空袭警报响起，他同大家一起跑进了防空洞。当警报解除，回到住地，却发现有人趁乱撬开了寓所门锁，将他珍藏的《八十七神仙卷》和其它三十余幅画盗走!徐悲鸿面色骤然煞白，昏倒在地。
　　正当徐悲鸿以为《八十七神仙卷》可能就此遗失、认定此生再也见不到它了的时候，1944年夏，徐悲鸿收到一封从成都寄来的信，写信的是徐悲鸿曾经教过的一个女学生卢荫寰，她告诉老师，她在成都见到了《八十七神仙卷》。原来，几年前徐悲鸿在当年授课时，曾把自己珍藏的《八十七神仙卷》拍成照片，带到教室给学生们讲解作品的艺术价值和自己得到这幅珍品的经过，让学生们临摹。
　　卢荫寰对当时的印象特别深刻。后来，她得知《八十七神仙卷》在昆明被盗的消息，心里也记挂着这件事。两年以后，卢荫寰和丈夫随同一个朋友，到一个不相识的人家里去做客。那个人拿出一幅古代人物白描长卷请客人欣赏。卢荫寰仔细一看，吓了一跳，凭她的印象，这幅画卷就是徐悲鸿在昆明丢失的《八十七神仙卷》。
　　收到学生卢荫寰的信后，徐悲鸿兴奋不已，原本想立即到成都索画，但他又怕吓坏画的持有者。因为徐悲鸿是大名人，如果画的持有者万一就是窃贼，很可能会惧怕被捕而将证据毁掉。他决定自己不出面，请一位朋友前往成都，请他先找到持画者，见到这幅画并确认为真迹后，先设法与之交朋友，然后再花钱把画买回来。
　　不久，成都传来消息：那幅画的确是原画，持画者也愿意把这幅画卖给徐悲鸿，不过，他开出了天价：银元20万，同时还要徐悲鸿的20幅作品。20万银元是和什么概念呢?在当时，北京城里一个上好的大四合院也不到一万银元。
　　为了画的安全，徐悲鸿接受了他的条件。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白天黑夜忙于作画，甚至为此累得生病住了院。夫人廖静文则帮助丈夫找朋友筹款。不久，20万现款和20幅作品寄到成都。在那位朋友的帮助下，很快《八十七神仙卷》又回到了徐悲鸿手中。
　　当徐悲鸿再次打开画卷，发现画的主体没有丝毫的损伤，只是画面上盖有“悲鸿生命”的印章已被挖去，题跋也被割掉。
　　1948年10月，徐悲鸿再次装裱画卷，并第二次加盖了“悲鸿生命”的印章。88岁的白石老人题写卷名，张大干、谢稚柳写跋。张跋称此卷与他收藏的《韩熙载夜宴图》为“唐画人物，唯此两卷，各尽其妙”；谢跋则云此卷为“晚唐之鸿裁，实宋人之宗师也”。徐悲鸿自己亦写跋记述此卷传奇经历本末，并将失画、得画所作两首七绝抄于跋后。
　　1953年9月，徐悲鸿逝世，其夫人廖静文在徐悲鸿逝世的当天，就宣布将悲鸿留下的一千余件作品和一千余件他收藏的历代优秀字画及万余件图书资料，包括《八十七神仙卷》全部献给国家。
　　
　　(转自辽沈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