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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江南，求学四方。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系，现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修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目前为该校“科幻及技术文化研究”学术方向第一位在读的中国学生。
公元1516年，亦即明武宗正德十一年，权臣严嵩还朝复官，而在世界的另一边，世称“血腥玛丽”的英格兰女王玛丽一世于同年出生。当世界被集权与暴政的阴影所笼罩，英格兰人托马斯·莫尔用拉丁文写成的《乌托邦》横空出世，为人类梦想的世界开启了新的篇章。“乌托邦”这个词有双重意义，既是“乌有之地”，也是“理想之地”。汉语一般将之音译为“乌托邦”，托寓那些不可能出现的理想社会和事物。莫尔在《乌托邦》中假航海家之口，想象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岛国，借此讽刺当时英格兰的政治环境。此后，乌托邦在西方文化中不断发展繁荣，以虚实相生的影射手法，针砭时弊、拷问人性，畅想更美好的社会。许多乌托邦思潮还启迪了社会运动，例如19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乌托邦想象的活力和多元拒绝对自身概念的单一阐释，与其说它是一种计划或“蓝图”，不如说是人类试图向更美好世界进发的恒久冲动。
为纪念《乌托邦》出版五百周年，UCR的伊顿科幻奇幻收藏举办了“乌托邦500年”特展，作为这一年“另类未来主义”活动的压轴之作。展览追溯了从16世纪开始到当代的乌托邦思想发展，尤其是与科幻作品的交叉。除了书籍外，还展出了许多电影剧本、地图、插画、封面艺术及各种粉丝周边，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开幕式上隆重推出的1517年翻印的原版《乌托邦》。书本以羊皮纸捆绑，经历了500年岁月的洗礼，字迹已模糊难辨，由于墨水对光线敏感，如今被放置在一个不透光的保护盒中。
一、文学
乌托邦思想可谓古已有之，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理想国》就是柏拉图对理想国家的设计方案。在莫尔发明“乌托邦”这一带点文字游戏的术语后，相关概念也在欧洲逐渐流传开去。16、17世纪的作家们继承了许多莫尔的思想，乌托邦文学这一类型也由此诞生，典型作品有约瑟夫·霍尔的小说《新世界的发现或南印度群岛的描述》、弗兰西斯·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和荷兰作家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之城》。彼时的乌托邦小说都有相同的模式：叙事者（通常为男性）在机缘巧合之下来到某个遥远的地方，经历了各种冒险后回到家乡，将所见所闻记录成书。后来的《鲁宾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記》可谓将这一模式发扬光大，跌宕起伏的情节不仅深深吸引了当时的读者，现在看来依然不落俗套。到了18、19世纪，乌托邦思想主要渗透在政治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许多小说和政治哲学相结合的优秀作品，法国小说家尼古拉·埃德姆·雷蒂夫的《发现南部》讲述一对父子在澳大利亚附近的岛屿寻找乌托邦世界的故事。该书启迪了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奠基人之一的夏尔·傅立叶。傅里叶、圣西门和欧文信奉的许多思想，其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型。虽然马克思拒绝自己被标签为“乌托邦主义者”，但无可否认，以《共产主义宣言》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乌托邦文学类型的传统。在爱德华·贝拉米发表于1888年的小说《回望：2000-1887》中，科技高度发达的世界上已消弭了贫困和冲突，人们每日只需工作很短的时间，并第一次提出了信用卡消费的猜想。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则描述了一个田园牧歌式的社会，反思暴力革命合法性的同时，肯定了艺术的重要性。
到20世纪中期，虽然许多著名作家，如H.G.威尔斯和《屠场》作者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也创作乌托邦作品，这一时代却是乌托邦文学的黑暗时期：两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爆炸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带来了反乌托邦（dystopia）文学的流行，奥威尔的《1984》和雷·布雷德伯里的《华氏451》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虽然乌托邦文学式微，科幻小说却迎来了黄金时代，海因莱因和赫胥黎等作家都有向乌托邦致敬之作，如前者用笔名在《惊奇科幻小说》上连载的“经济乌托邦”小说《地平线之外》，探讨了优生学和人类生物工程的议题。经历了长时间的沉寂后，乌托邦小说在20世纪后期再一次复兴，学界认可的重要作品基本来自左派作家，包括环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酷儿、少数族裔等。如果说“硬科幻”太关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忽略了人类的处境，这一时期的乌托邦科幻小说则是对早期乌托邦思想的多元回应。厄休拉·勒古恩是少数获得主流文学激赏的科幻作家，她的《一无所有》对萨丕尔·沃夫假说① 进行了推想，改变语言也许可以使社会更加平等，然而无论是集体至上的阿纳瑞斯，还是个人主义鲜明的乌拉斯，主人公最终都选择了叛离。塞穆尔·R.德拉尼是第一位进入科幻主流的黑人作家。在他的代表作《特里同难题：一个模糊的异托帮》中，海王星的卫星特里同成为从地球独立的人类家园，不仅政府无权干预，人们还可以用意志改变身体特征甚至是性别。
20世纪70年代绿色政治兴起，欧内斯特·卡伦巴赫的同名小说首次提出了“生态乌托邦”的概念， 探讨环境问题及它们同人类的价值体系、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联系，与可持续化运动交相辉映。到了21世纪，乌托邦作品的形式更加丰富，从传统的书籍延伸到多媒体百花齐放。例如2009年的肯尼亚科幻短片Pumzi讲述了以资源保护为名的殖民压迫，呼吁关注原住民科学及哲学对于解决环境问题的启示。在过去的30年间，少数族裔作家为乌托邦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不断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式的自由民主定义。其中不少是反乌托邦主题，明确批判了诸如新自由主义的艺术形式，为读者提供另类的未来想象。当然，也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乌托邦作品，例如在凯伦·洛德的《最好的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非洲-加勒比后裔的星际难民可以在移民星球上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价值体系，彼此之间互相尊重，这似乎是对消弭差异、以欧洲价值观为主导的传统乌托邦的挑战。
二、社群
流连于展柜，除了欣赏这些展品所蕴含的思想，以及作为物件本身的美丽外，我不禁思索起乌托邦的现实意义：既然意在谋划更美好的世界，乌托邦思想能否超越书本的二维世界，对我们的生活现实有所介入？《星际迷航》粉丝社群作为乌托邦空间的展柜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就作品本身而言，《星际迷航》中的宇宙可以被称为“后匮乏乌托邦”，人类不再为资源而战，经济和社会制度是建立在两个基本技术元素之上的：只要轻轻摁一下按钮就能够凭空产生出任何物体的“复制器”技术，和似乎是零成本的能源。而《星际迷航》衍生出的粉丝社群可谓一种真实的乌托邦空间，它鼓励表达不易于在日常生活中表达的情感，提供了基于热情和信仰的理想社交经验。通过收藏和展示相关周边，粉丝骄傲地宣称自我身份，也把《星际迷航》的体验融入日常生活。 伊顿收藏本身就是粉丝文化的结晶。1969年，J.劳埃德·伊顿（J.Lloyd Eaton）博士将个人收藏的7500余本科幻、奇幻和恐怖小说捐赠给了UCR大学图书馆，以“伊顿”命名的推想小说收藏由此成立。伊顿读医学出身，是当时北加州出名的科幻粉丝和藏书家，与安东尼·布彻、雷·布拉德伯里和罗伯特·海因莱因都私交甚密，许多藏书都有这些作家的亲笔题词。当时的公共图书馆尚未意识到推想小说这一类型的重要性，UCR是第一个致力于为研究及教育发展科幻奇幻馆藏的学术机构。十年后，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学者乔治·斯拉瑟成为伊顿收藏第一任馆长，他也是一位忠实的科幻粉丝。在斯拉瑟任职的二十五年间，收藏扩展到超过一万册。2012年，科幻摄影家杰·伊凯·克莱因（Jay Kay Klein）捐赠了数千份摄影作品，包括他所拍摄的大量科幻名人的照片，进一步丰富了收藏的深度和广度。如今伊顿收藏坐拥超过三万册藏品，种类包括期刊、漫画、同人志、电影录像和故事脚本等，语言则涵盖中文、俄语、捷克语、希伯来语等十多种，而这些藏品大部分都来自粉丝捐赠。现任馆长雅各布女士在展览开幕致辞上说，伊顿收藏最终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向大众和学者都敞开的“科幻乌托邦”。
三、栖居
开幕式的最后，来自创意写作系的娜洛·霍普金森② 教授提议我们在周末去加州泥土艺术与建筑研究所（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Earth Art and Architecture，简称Cal-Earth）进行实地考察。Cal-Earth 由人道建筑师纳德·卡利里于1991年创办， 是一个极具乌托邦色彩的建筑机构。卡利里（1936-2008）出生于伊朗，其后分别在伊朗、土耳其和美国接受建筑教育，自1975年开始致力于第三世界的土造建筑设计。他发明的“超级泥砖建造系统”（Super Adobe System）在1984年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会议上引起轰动，这一系统原先只是為人类在月球或其他行星上居住所设计，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难民署的支持推广下，成为伊朗安置波湾战争难民的绝佳设计。由于卡利里的建造方法以人道主义为宗旨，因此在许多民主尚未成熟的国家引发了政治骚动，在美国，这套建造系统已通过加州建筑法则，以为无家可归的弱势团体自力造屋为主，结合风、火、水、土四元素建造栖居之所。
Cal-Earth位于希斯皮里亚县，离河滨市约一小时车程。古老的约书亚树挺立在园区门口，一走进去，我的目光就被各种形状特异的土建筑吸引了：有的形如茶壶，有的似中国西北的窑洞，有的则像连体坦克；相同的是都为单层建筑。走近一看，有些屋子竟然是一圈一圈围起堆叠而成的。听工作人员介绍，继“超级泥砖建造系统”之后，卡利里又发明了“沙袋建筑技术”（Sandbag）。这种沙袋建筑就地取材，且技术门槛极低，可以提供战争或天灾难民自立救济的方法。建造方法非常简单，将泥土灌入长条形的沙袋中，再以绕圈的方式将建筑的形状做出来，越向上圈子越小，圆顶的结构也就完成了。沙袋间的带刺铁丝网不仅能防止沙袋滑错，还能提供防飓风与抗震机制。这样的材料几乎完全防火，且若有水灾，沙袋可以先吸收掉许多水分。此外，沙袋建筑保暖隔热，即使是在气候极端的地方，也有冬暖夏凉的效果。要建造一个这样的沙袋屋也不太需要工具，仅靠双手，社区民众就可以在彼此的帮助之下完成建造。
虽然名为研究所，Cal-Earth并非正式的学院，而是一个非盈利的研究和教育机构。机构的理念有三：避难所是人的基本权利；每个地球人都应该有为自己和家人建造房子的能力；随着世界人口指数级的增长，建造庇护所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泥土。如今，在这里学成的毕业生把技术带到了全世界超过四十个国家，包括比利时、乍得、危地马拉，智利、尼泊尔、蒙古与南非等地。成本低廉、环保永续，且独立自主是卡利里土造建筑的优点，但更重要的是，他给苦难中的人们带去了希望。沙袋与有刺的铁丝网都是战场上的工具，在卡利里的巧思下，转变为温暖、安全的家，成为和平与安定的象征。虽然卡利里已经去世，但他留给世界的遗产，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是无可估量的。
结语
从Cal-Earth回来的路上，我的脑海中回荡着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名句“世界充满劳绩，人却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正是出于对人类苦难的同情，莫尔所埋下的乌托邦种子，在一代又一代作家学人的笔下开花结果，散播着希望也挑战着现状，引领世人探索理想的栖居。然而乌托邦并非只有一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想象未来的方式和内容都各不相同，对于差异性的尊重，与“另类未来主义”的精神是相通的。如今的乌托邦思想早已超越书本的二维空间，在真实的世界里缔结理想的社群模式，也许这些实践者们并不知道莫尔，也没有读过《乌托邦》，但他们却都拥有着相同的乌托邦精神——因为寻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本是人类难以抗拒的冲动。
① 由美国人萨丕尔及其弟子沃尔夫提出的有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假设，认为所有高层次的思维都依赖于语言。
② 牙买加裔加拿大科幻奇幻作家，将母语克里奥混语和英语掺和在一起，打造出独特的语言风格。首部小说《圈圈里的棕色女孩》（1998） 一举夺得轨迹小说新人奖，并入围菲利普·迪克奖。第二部小说《午夜盗贼》更加把她独特的语言风格发扬光大，广受赞誉，入围提普崔奖和雨果奖，更加奠定她在英语科幻文坛的一席之地。之后的小说创作亦陆续获得世界奇幻奖、加拿大奇幻文学阳光奖、加拿大极光奖等殊荣。
公元1516年，亦即明武宗正德十一年，权臣严嵩还朝复官，而在世界的另一边，世称“血腥玛丽”的英格兰女王玛丽一世于同年出生。当世界被集权与暴政的阴影所笼罩，英格兰人托马斯·莫尔用拉丁文写成的《乌托邦》横空出世，为人类梦想的世界开启了新的篇章。“乌托邦”这个词有双重意义，既是“乌有之地”，也是“理想之地”。汉语一般将之音译为“乌托邦”，托寓那些不可能出现的理想社会和事物。莫尔在《乌托邦》中假航海家之口，想象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岛国，借此讽刺当时英格兰的政治环境。此后，乌托邦在西方文化中不断发展繁荣，以虚实相生的影射手法，针砭时弊、拷问人性，畅想更美好的社会。许多乌托邦思潮还启迪了社会运动，例如19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乌托邦想象的活力和多元拒绝对自身概念的单一阐释，与其说它是一种计划或“蓝图”，不如说是人类试图向更美好世界进发的恒久冲动。
为纪念《乌托邦》出版五百周年，UCR的伊顿科幻奇幻收藏举办了“乌托邦500年”特展，作为这一年“另类未来主义”活动的压轴之作。展览追溯了从16世纪开始到当代的乌托邦思想发展，尤其是与科幻作品的交叉。除了书籍外，还展出了许多电影剧本、地图、插画、封面艺术及各种粉丝周边，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开幕式上隆重推出的1517年翻印的原版《乌托邦》。书本以羊皮纸捆绑，经历了500年岁月的洗礼，字迹已模糊难辨，由于墨水对光线敏感，如今被放置在一个不透光的保护盒中。
一、文学
乌托邦思想可谓古已有之，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理想国》就是柏拉图对理想国家的设计方案。在莫尔发明“乌托邦”这一带点文字游戏的术语后，相关概念也在欧洲逐渐流传开去。16、17世纪的作家们继承了许多莫尔的思想，乌托邦文学这一类型也由此诞生，典型作品有约瑟夫·霍尔的小说《新世界的发现或南印度群岛的描述》、弗兰西斯·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和荷兰作家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之城》。彼时的乌托邦小说都有相同的模式：叙事者（通常为男性）在机缘巧合之下来到某个遥远的地方，经历了各种冒险后回到家乡，将所见所闻记录成书。后来的《鲁宾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記》可谓将这一模式发扬光大，跌宕起伏的情节不仅深深吸引了当时的读者，现在看来依然不落俗套。到了18、19世纪，乌托邦思想主要渗透在政治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许多小说和政治哲学相结合的优秀作品，法国小说家尼古拉·埃德姆·雷蒂夫的《发现南部》讲述一对父子在澳大利亚附近的岛屿寻找乌托邦世界的故事。该书启迪了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奠基人之一的夏尔·傅立叶。傅里叶、圣西门和欧文信奉的许多思想，其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型。虽然马克思拒绝自己被标签为“乌托邦主义者”，但无可否认，以《共产主义宣言》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乌托邦文学类型的传统。在爱德华·贝拉米发表于1888年的小说《回望：2000-1887》中，科技高度发达的世界上已消弭了贫困和冲突，人们每日只需工作很短的时间，并第一次提出了信用卡消费的猜想。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则描述了一个田园牧歌式的社会，反思暴力革命合法性的同时，肯定了艺术的重要性。
到20世纪中期，虽然许多著名作家，如H.G.威尔斯和《屠场》作者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也创作乌托邦作品，这一时代却是乌托邦文学的黑暗时期：两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爆炸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带来了反乌托邦（dystopia）文学的流行，奥威尔的《1984》和雷·布雷德伯里的《华氏451》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虽然乌托邦文学式微，科幻小说却迎来了黄金时代，海因莱因和赫胥黎等作家都有向乌托邦致敬之作，如前者用笔名在《惊奇科幻小说》上连载的“经济乌托邦”小说《地平线之外》，探讨了优生学和人类生物工程的议题。经历了长时间的沉寂后，乌托邦小说在20世纪后期再一次复兴，学界认可的重要作品基本来自左派作家，包括环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酷儿、少数族裔等。如果说“硬科幻”太关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忽略了人类的处境，这一时期的乌托邦科幻小说则是对早期乌托邦思想的多元回应。厄休拉·勒古恩是少数获得主流文学激赏的科幻作家，她的《一无所有》对萨丕尔·沃夫假说① 进行了推想，改变语言也许可以使社会更加平等，然而无论是集体至上的阿纳瑞斯，还是个人主义鲜明的乌拉斯，主人公最终都选择了叛离。塞穆尔·R.德拉尼是第一位进入科幻主流的黑人作家。在他的代表作《特里同难题：一个模糊的异托帮》中，海王星的卫星特里同成为从地球独立的人类家园，不仅政府无权干预，人们还可以用意志改变身体特征甚至是性别。
20世纪70年代绿色政治兴起，欧内斯特·卡伦巴赫的同名小说首次提出了“生态乌托邦”的概念， 探讨环境问题及它们同人类的价值体系、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联系，与可持续化运动交相辉映。到了21世纪，乌托邦作品的形式更加丰富，从传统的书籍延伸到多媒体百花齐放。例如2009年的肯尼亚科幻短片Pumzi讲述了以资源保护为名的殖民压迫，呼吁关注原住民科学及哲学对于解决环境问题的启示。在过去的30年间，少数族裔作家为乌托邦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不断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式的自由民主定义。其中不少是反乌托邦主题，明确批判了诸如新自由主义的艺术形式，为读者提供另类的未来想象。当然，也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乌托邦作品，例如在凯伦·洛德的《最好的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非洲-加勒比后裔的星际难民可以在移民星球上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价值体系，彼此之间互相尊重，这似乎是对消弭差异、以欧洲价值观为主导的传统乌托邦的挑战。
二、社群
流连于展柜，除了欣赏这些展品所蕴含的思想，以及作为物件本身的美丽外，我不禁思索起乌托邦的现实意义：既然意在谋划更美好的世界，乌托邦思想能否超越书本的二维世界，对我们的生活现实有所介入？《星际迷航》粉丝社群作为乌托邦空间的展柜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就作品本身而言，《星际迷航》中的宇宙可以被称为“后匮乏乌托邦”，人类不再为资源而战，经济和社会制度是建立在两个基本技术元素之上的：只要轻轻摁一下按钮就能够凭空产生出任何物体的“复制器”技术，和似乎是零成本的能源。而《星际迷航》衍生出的粉丝社群可谓一种真实的乌托邦空间，它鼓励表达不易于在日常生活中表达的情感，提供了基于热情和信仰的理想社交经验。通过收藏和展示相关周边，粉丝骄傲地宣称自我身份，也把《星际迷航》的体验融入日常生活。 伊顿收藏本身就是粉丝文化的结晶。1969年，J.劳埃德·伊顿（J.Lloyd Eaton）博士将个人收藏的7500余本科幻、奇幻和恐怖小说捐赠给了UCR大学图书馆，以“伊顿”命名的推想小说收藏由此成立。伊顿读医学出身，是当时北加州出名的科幻粉丝和藏书家，与安东尼·布彻、雷·布拉德伯里和罗伯特·海因莱因都私交甚密，许多藏书都有这些作家的亲笔题词。当时的公共图书馆尚未意识到推想小说这一类型的重要性，UCR是第一个致力于为研究及教育发展科幻奇幻馆藏的学术机构。十年后，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学者乔治·斯拉瑟成为伊顿收藏第一任馆长，他也是一位忠实的科幻粉丝。在斯拉瑟任职的二十五年间，收藏扩展到超过一万册。2012年，科幻摄影家杰·伊凯·克莱因（Jay Kay Klein）捐赠了数千份摄影作品，包括他所拍摄的大量科幻名人的照片，进一步丰富了收藏的深度和广度。如今伊顿收藏坐拥超过三万册藏品，种类包括期刊、漫画、同人志、电影录像和故事脚本等，语言则涵盖中文、俄语、捷克语、希伯来语等十多种，而这些藏品大部分都来自粉丝捐赠。现任馆长雅各布女士在展览开幕致辞上说，伊顿收藏最终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向大众和学者都敞开的“科幻乌托邦”。
三、栖居
开幕式的最后，来自创意写作系的娜洛·霍普金森② 教授提议我们在周末去加州泥土艺术与建筑研究所（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Earth Art and Architecture，简称Cal-Earth）进行实地考察。Cal-Earth 由人道建筑师纳德·卡利里于1991年创办， 是一个极具乌托邦色彩的建筑机构。卡利里（1936-2008）出生于伊朗，其后分别在伊朗、土耳其和美国接受建筑教育，自1975年开始致力于第三世界的土造建筑设计。他发明的“超级泥砖建造系统”（Super Adobe System）在1984年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会议上引起轰动，这一系统原先只是為人类在月球或其他行星上居住所设计，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难民署的支持推广下，成为伊朗安置波湾战争难民的绝佳设计。由于卡利里的建造方法以人道主义为宗旨，因此在许多民主尚未成熟的国家引发了政治骚动，在美国，这套建造系统已通过加州建筑法则，以为无家可归的弱势团体自力造屋为主，结合风、火、水、土四元素建造栖居之所。
Cal-Earth位于希斯皮里亚县，离河滨市约一小时车程。古老的约书亚树挺立在园区门口，一走进去，我的目光就被各种形状特异的土建筑吸引了：有的形如茶壶，有的似中国西北的窑洞，有的则像连体坦克；相同的是都为单层建筑。走近一看，有些屋子竟然是一圈一圈围起堆叠而成的。听工作人员介绍，继“超级泥砖建造系统”之后，卡利里又发明了“沙袋建筑技术”（Sandbag）。这种沙袋建筑就地取材，且技术门槛极低，可以提供战争或天灾难民自立救济的方法。建造方法非常简单，将泥土灌入长条形的沙袋中，再以绕圈的方式将建筑的形状做出来，越向上圈子越小，圆顶的结构也就完成了。沙袋间的带刺铁丝网不仅能防止沙袋滑错，还能提供防飓风与抗震机制。这样的材料几乎完全防火，且若有水灾，沙袋可以先吸收掉许多水分。此外，沙袋建筑保暖隔热，即使是在气候极端的地方，也有冬暖夏凉的效果。要建造一个这样的沙袋屋也不太需要工具，仅靠双手，社区民众就可以在彼此的帮助之下完成建造。
虽然名为研究所，Cal-Earth并非正式的学院，而是一个非盈利的研究和教育机构。机构的理念有三：避难所是人的基本权利；每个地球人都应该有为自己和家人建造房子的能力；随着世界人口指数级的增长，建造庇护所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泥土。如今，在这里学成的毕业生把技术带到了全世界超过四十个国家，包括比利时、乍得、危地马拉，智利、尼泊尔、蒙古与南非等地。成本低廉、环保永续，且独立自主是卡利里土造建筑的优点，但更重要的是，他给苦难中的人们带去了希望。沙袋与有刺的铁丝网都是战场上的工具，在卡利里的巧思下，转变为温暖、安全的家，成为和平与安定的象征。虽然卡利里已经去世，但他留给世界的遗产，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是无可估量的。
结语
从Cal-Earth回来的路上，我的脑海中回荡着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名句“世界充满劳绩，人却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正是出于对人类苦难的同情，莫尔所埋下的乌托邦种子，在一代又一代作家学人的笔下开花结果，散播着希望也挑战着现状，引领世人探索理想的栖居。然而乌托邦并非只有一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想象未来的方式和内容都各不相同，对于差异性的尊重，与“另类未来主义”的精神是相通的。如今的乌托邦思想早已超越书本的二维空间，在真实的世界里缔结理想的社群模式，也许这些实践者们并不知道莫尔，也没有读过《乌托邦》，但他们却都拥有着相同的乌托邦精神——因为寻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本是人类难以抗拒的冲动。
① 由美国人萨丕尔及其弟子沃尔夫提出的有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假设，认为所有高层次的思维都依赖于语言。
② 牙买加裔加拿大科幻奇幻作家，将母语克里奥混语和英语掺和在一起，打造出独特的语言风格。首部小说《圈圈里的棕色女孩》（1998） 一举夺得轨迹小说新人奖，并入围菲利普·迪克奖。第二部小说《午夜盗贼》更加把她独特的语言风格发扬光大，广受赞誉，入围提普崔奖和雨果奖，更加奠定她在英语科幻文坛的一席之地。之后的小说创作亦陆续获得世界奇幻奖、加拿大奇幻文学阳光奖、加拿大极光奖等殊荣。